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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这句话出自哪里）

发布时间：2023-05-23 20:11:47 稿源：创意岭阅读：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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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章
儒家学说的思想在战国,秦朝,西汉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和发展
孔子说的仁、义，究竟是什么意思？
孟子“仁者也，人也，和而言之，道也”的含义

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这句话出自哪里）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典文章主要出自诸子（如《孟子》、《庄子》），史书（如《战国策》、《国语》）及楚辞（以屈原、宋玉的文章为主），
　　我录了10篇较为经典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长沮桀溺耦而耕（《论语》）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
　　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 "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 "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 "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 "耰而不辍.
　　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曹刿论战（《左传》）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
　　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非攻（《墨子》）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
　　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
　　鱼我所欲也（《孟子》）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渔父（屈原）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对楚王问（宋玉）
　　楚襄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
　　宋玉对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辞。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有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征，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故鸟有凤而鱼有鲲。凤凰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足乱浮云，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篱之鷃，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鲲鱼朝发昆仑之墟，暴鬐于碣石，暮宿于孟诸。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
　　登徒子好色赋（宋玉）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娴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王以登徒子之言问宋玉。玉曰：“体貌娴丽，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辞，所学於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谁为好色者矣。”
　　是时，秦章华大夫在侧，因进而称曰：“今夫宋玉盛称邻之女，以为美色。愚乱之邪臣，自以为守德。谓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穷巷之妾，焉足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睹者，未敢云也。”王曰：“试为寡人说之。”大夫曰：“唯唯。”
　　臣少曾远游，周览九土，足历五都。出咸阳，熙邯郸，从容郑、卫、溱、洧之间。是时，向春之末，迎夏之阳，鸧鹒喈喈，群女出桑。此郊之姝，华色含光，体美容冶，不待饰装。臣观其美丽者，因称诗曰：“遵大路兮揽子祛，赠以芳华辞甚妙。”于是处子恍若有望而不来，忽若有来而不见。意密体疏，俯仰异观，含喜微笑，窃视流眄。复称诗曰：“寤春风兮发鲜荣，洁斋俟兮惠音声，赠我如此兮，不如无生。”因迁延而辞避。盖徒以微辞相感动，精神相依凭。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故足称也。
　　于是楚王称善，宋玉遂不退。
　　劝学（《荀子》）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诗曰：「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长于无祸。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
　　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荫，而众鸟息焉。酰酸，而蚋聚焉。故言有招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鼫鼠五技而穷。《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于一也。
　　五蠹（《韩非子》）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邹忌修八尺有余（《战国策》）
　　邹忌修八尺有余，身体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及，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儒家学说的思想在战国,秦朝,西汉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和发展

　　一、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
　　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君子"）为己任。"士"者"仕"也。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说，士出来任职做官，为社会服务，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一样，是他的职业。荀子在讲到社会分工时，也把"士"归于"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的一类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原始儒家学说也可以说是为国家、社会培养官吏的学说，是"士"的文化。
　　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即怎样做才称得上"士"。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这句答话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分，同时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行己有耻"，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而这两方面的统一，则是一名合格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荀子写了一篇题为《儒效》的文章，其中对于儒者的形象和社会作用是这样来描写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美俗"就要不断修身，提高道德品质，以身作则；"美政"则要"善调一天下"，为社会制订各种礼仪规范、政法制度等，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
　　基于以上对于"儒"、"士"、"君子"的基本社会使命的分析，可以说原始儒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士"的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和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而且，从孔子、孟子到荀子，他们所提出的各种道德规范和治国原则，都是十分具体的、为人处世中践行的规范和原则，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形上学原理。
　　人们称孔子之学为"仁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孔子是把"仁"作为士君子最根本的道德规范来要求的。如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论语》一书中记载着许多孔子回答弟子们问"仁"的言论，其内容都是实行行为中所要遵循的各种具体规范和原则。如：
　　答樊迟问仁，一则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一则曰："爱人"（《颜渊》）。
　　答颜渊问仁，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
　　答仲弓问仁，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
　　答司马牛问仁，曰："仁者其言也讱。"（《颜渊》）
　　答子张问仁，曰："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阳货》）
　　再如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阳货》）"刚、毅、木、讷，近仁。"（《宪问》）以及有子说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等等，无一不是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
　　《论语》一书中也还记载着许多条孔子答问为政的言论，同样也都是十分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如：
　　答子贡问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
　　答齐景公问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
　　答子张问政，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
　　答季康子问政，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答子路问政，曰："先之，劳之"，"无倦"。（《子路》）
　　答仲弓问政，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
　　答叶公问政，一则曰："近者悦，远者来。"一则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
　　又答子张问从政，则曰："尊五美，屏四恶，[1]斯可以从政矣。"（《尧曰》）等等。
　　孟子除了进一步发展孔子以"仁"修身的思想外，又以推行"仁政"学说而著称于世，而其所论的"仁政"内容，同样也是十分具体的。如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而所谓的"正经界，"就是"分田制禄"，"制民恒产"（《孟子·滕文公上》、《梁惠王上》）等。再就是他经常举以为例的周文王的"仁政"内容，即："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梁惠王下》），以及"尊贤使能"（《公孙丑上》）等等。孟子对为什么要行仁政和为什么可能行仁政，也进行了理论上的说明。但他的那些理论说明，大都是感性直观的。如他认为，因为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先王同样也有"不忍人之心"，此心发之于政，即是"仁政"[2]等，来论证行仁政的根据。又以"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尽心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等"推恩"理论，来说明行仁政的可能性等等。
　　孔子、孟子在修身与治国方面提出的实践规范和原则，虽然都是很具体的，但同时又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也就是说更多地寄希望于人的本性的自觉。所以，孔子竭力强调"克己"、"修身"（《宪问》）、"为仁由己"等。而孟子则以"性善"为根据，认为只要不断扩充其"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公孙丑上》），"求其放心"（《告子上》），即可恢复人的"良知"、"良能"，即可实现"仁政"理想。
　　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他认为，人的本性并不是那么美好的，顺着人性的自然发展，必然造成社会的争乱。因此，必须用礼义法度等去化导人的自然本性，即所谓的"化性起伪"，然后才能使之合乎群体社会的公共原则和要求。所以，荀子在强调自我修养、道德自觉的重要的同时，更为强调"师"与"法"的教育与规范作用。如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又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荀子·修身》）
　　同样，荀子设计的治国原则："明分使群"、"群居和一之道，"包括理想的"王制"与具体的"富国"、"强国"之策，乃至他的"礼论"、"乐论"、"君道"等等，可以说都是非常富于现实主义的。它都是在肯定当时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和职业分工的基础上，来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名分和位置，并要求其各尽其职，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致。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荀子提出的治国原则中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成分。因为，如果它的学说中一点理想主义成分都没有，那末，他的学说就不会有什么感染力，而他也就不能称为一名思想家。
　　原始儒家在先秦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是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显学"之一。他们提倡的道德修养学说在"士"阶层中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他们设计的理想政治制度和治国原则，则因其主要精神，即一统天下和礼义王道为上等，太脱离当时诸侯称霸、群雄割据的社会现实了，因而始终没有能得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采用。所以，原始儒家学说与以后成为实际社会制度依据的儒学不同，它还只是一种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在我们以下的论述中，人们将会看到，分清这种差别是非常重要的。
　　二、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以董仲舒、《白虎通义》为代表的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儒学
　　汉初统治者为医治秦末苛政、战乱造成的社会民生极度凋敝的状况，采用了简政约法、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方针政策，以恢复社会的生机。与此相应，在文化思想上则主要是推崇和提倡黄老道家学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才有所变化。不过，这并不是说儒学在汉初社会中一点也没有起作用。儒学在传授历史文化知识方面，对汉初社会仍然是很有影响的。儒家所推崇的历史文献-----"六经"的教授和研究，也是得到官方的肯定和重视的。荀子的学说在汉初儒家中影响很深，"六经"中的《诗》、《易》、《礼》、《乐》等学，都有荀学的传承。同时，荀子作为先秦诸子和儒家各派学说的集大成者，他那广采各家学说之长的学风，对汉初思想的开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如，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学说中，不仅接受和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而更为突出的是，在他专攻的春秋公羊学中，充满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并使阴阳五行思想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事实。董仲舒曾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这是以后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重要根据。但必须指出的是，董仲舒这里所说的"孔子之术"，显然已经不是原来的孔子学说，也不是原始儒家学说，而是经过他和汉初其他儒家学者发展了的，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学说之长的，董仲舒心目中的"孔子之术"。
　　董仲舒对于儒学的发展不仅在于学理方面，而更在于他把儒学推向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方向。董仲舒研究的春秋公羊学，是一种密切联系社会现实的学说。公羊学认为，《春秋》经所载对于各类社会事件的判断和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具有某种法典的意义，可以作为当今社会（汉王朝）判断各类事件和评价人物的依据和范例。这也就是当时社会上相当流行的所谓"春秋断狱"说。由此，他们进一步又认为，《春秋》经中所说的"三统"、"三正"、"三世"等理论，都是为汉王朝的建立作论证的；而《春秋》经中所提到的各种礼义法度也都可以为汉王朝所效法。于是，董仲舒作《春秋繁露》，藉以揭示孔子作《春秋》之宏旨及其包含之微言大义。他认为，"《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玉杯》）"《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竹林》）所以，他引述子夏的话说："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俞序》）董仲舒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如司马迁在谈到《春秋》时就明确表示说："余闻董生曰。"同时，他也竭力强调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史记》"太史公自序"）无怪乎当时就流传着所谓孔子作《春秋》"为汉帝制法"的说法。[3]
　　《春秋》被认为是孔子所作，而孔子所作的《春秋》又居然是为汉王朝制订礼义法度，那么孔子应当放在什么地位上呢？董仲舒与汉儒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称号："素王"[4]，即一位没有实际王位的王。这样，儒学就开始与当时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联系了起来。不过，这在董仲舒时代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直至东汉章帝时，由皇帝亲自主持召集大儒们举行了一次"白虎观"会议，会后由著名学者班固整理纂集，公布了一个官方文件：《白虎通德论》，这才真正完成了把儒家一部分主要学说转变为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律条，以及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从此以后，儒学已不再是单纯的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学说了，而是同时具有了一种社会制度方面的律条的作用。
　　与儒学政治制度化发展过程的同时，两汉时期也出现了一股把儒学宗教化的倾向。在董仲舒和当时流传的纬书中，不断地把"天"描绘成儒学中至高无上的神。如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祭》），并且竭力宣扬天是有意志的，能与人相感应的，而王者是"承天意以从事"的等等一整套宗教神学理论。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自然也就成了教王。为了神化教主，在当时流传的大量纬书中，不仅把孔子说成是神的儿子，而且把他的相貌也描绘成与一般凡人极不相同的怪模样[5]。同样，为儒家所推崇的历代圣人，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等，在纬书中也统统被装扮成了与众不同的神。又，这些纬书都是以神话和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说来附会地阐释"六经"以及《论语》、《孝经》、"河图"、"洛书"等，这些也可以视作是配合当时儒学宗教化所需要的儒教经典。再有，由秦汉以来逐步完备起来的儒家礼仪制度（可参看《礼记》中的"冠义"、"婚义"、"乡饮酒义"、"聘义"、"祭义"等篇的内容），也为儒学的宗教化准备了仪式上的条件。从两汉儒学发展的历史看，儒学的宗教化是与儒学的政治制度化密切相关的，是同步进行的，前者是为使后者得以成立和巩固服务的。
　　儒学社会政治层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强，同时也就减弱了儒学作为一般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层面的作用。在原始儒学那里，它是通过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去启发出人们遵守道德规范、追求理想社会的自觉。所以，儒学对于士大夫们的修身养性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可是，当儒学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以后，它就成了不管你自觉与否，自愿与否，都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因而它的修养意义和作用就大大地被减弱了。这样，儒学制度化方面的成功，却成了它在道德修养功能方面走向衰危的契机。
　　到了汉末，政治制度化了的儒学礼教（名教），一方面成为束缚和压制人的自然感情的东西，一方面又成了那些伪君子沽名钓誉的工具，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玄学乘此流弊而起，调和名教与自然（性情）的矛盾，而其中又都强调以"自然"为本。并且在理论学说上，玄学也明确地提出了"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后汉纪》卷十二"袁宏曰"）。所以，自从玄学诞生以后，儒学尽管在政治制度层面仍然保持着它的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修养层面的功能，却已为玄学或道家（以及道教）所取代。东晋南北朝以后，以至于隋唐时期，佛教思想的影响又超过了玄学，在士大夫的思想修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末的约七百年间，儒学只有那些体现为政治制度化方面的东西，在统治阶层的维护下继续起着作用。
　　尽管这一时期儒学文献方面的研究也并没有中断，但像唐孔颖达编纂的"五经正义"之类的著作，除延续汉儒和玄学家的观点外，并没有多少新意。所以，儒学在人们的思想修养方面，也发挥不出多大的作用。后人在评论儒释道三教的社会功能时，常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赵昚语，转引自刘谧著《三教平心论》卷上）这种说法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佛道的学说在人们的修身养性方面所起的作用远比儒学为大。
　　两汉时期儒学性格的重大变化，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儒学的两个层面的社会功能的消长等，是很值得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三、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的儒学
　　佛道学说对广大士大夫修养身心方面的巨大影响，引起了一部分儒者的不满与不安。他们认为，以佛道理论修身养性将使人们不守儒学礼法，从而危及社会的统治秩序。于是，他们以佛教提倡出家有违忠孝之道，僧侣不仅不从事生产，而且其佛事活动、庙宇建筑等又劳民费财等为由，大肆进行辟佛。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辟佛言论，大致就出于这样的背景。但是，也有另一部分儒者则注意到了佛教理论并不是完全与儒学相冲突的，只要利用得好，可以与儒学互补，起同样的效果。如韩愈的好友、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就指出韩愈对佛教的批评是肤浅的，是"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即指责韩愈不懂得佛教理论中所包含着的精华。他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柳宗元集》卷二十五"送僧浩初序"）这是说，佛教中有些道理是与儒学的《易》、《论语》中所说道理相合的，如果认真地研究和实践，它对人们性情修养所发生的作用，与孔子儒家所说的道理没有两样。而再有一些儒者则更为高瞻远瞩，他们借鉴佛道心性形上学理论，主动地去到儒学内部，发掘可与佛道相抗衡的理论与经典根据，并据此建立起儒学的心性修养的形上学理论体系来。
　　在这方面，韩愈的弟子李翱是最有远见卓识的。他说："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道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复性书》）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儒家关于探求性命原理的著作虽然存在，可是由于儒者不了解和不能发明，所以一般人都走向了佛、道。不了解情况的人，都以为儒学不足以探明性命的根本原理，许多人也信这种说法。现在有人向我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我将尽我所知告诉大家。于是我就写成文章，揭示出性命之学的源头来。这样，儒学中几乎断绝废弃的道理，也许能继续传下去。那么，李翱所发掘出来的，保存了儒学探求性命原理的，究竟是哪些经典呢？我们从他所著的三篇《复性书》中所征引和列举的内容看，主要是《易》和《中庸》。李翱的这番论述和发明，在儒学发展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易》和《中庸》正是以后宋明性理学家发挥儒学性命形而上原理，并用以与佛、道抗衡的主要经典依据。被推誉为性理学开创者的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无一例外地都是借阐发《易》理来建立他们的理论体系的。
　　性理学以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和复兴儒学为己任。不过，他们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不是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因为，汉唐以来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虽然也有某些变化，但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它一直受到当权者的全力维护，而并未中断。因此，性理学家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是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儒学。他们希望重新充分发挥儒学道德修养方面的社会功能，夺回被佛、道占据了七百年优势的身心修养、思想理论领域。再则，性理学所复兴的儒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也都与先秦原始儒学有了很大的不同。
　　前面在说到原始儒学时，我们说它主要是一些具体的伦理道德规范、治国安邦的实践原则。也就是说，原始儒学告诉你的主要是日常行为中应该做些什么和怎么去做的规范、原则和方法。而对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尤其是这么做的根据何在等形而上理论问题则很少探讨，有时即使说到一些，也十分简略。然而，在佛、道两家的学说中，则对世界、社会、人生等问题中的形上学理论有较多和较深入的探讨。这也正是李翱所说的，人们"皆入于庄、列、老、释"的原因。性理学家接受了这个教训，所以他们在阐发原始儒学的基本实践原则时，竭力从形上学理论方面给予提高。性理学是在构筑起了一套"天理"、"良知"的体系之后，才使儒学在形上学理论方面能与道家的"道"，佛教的"实相"、"佛性"等形上学理论体系相抗衡。
　　在把原始儒学的实践原则提升为一般形上学原理方面，我觉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仁"的阐发。前面我们列举了许多条孔子回答弟子们问仁的资料，其中无一不是具体的实践条目，然而，到了宋明性学家这里，仁除了这些具体实践条目外，增加了大量的形上学原理。如程颐在论"仁"时曾说："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这个比喻表明，程伊川已把"仁"提升到了"义理"的高度。而所谓的提升到了"义理"高度，也就是把"仁"从具体的行为规范，提高到行为规范的"所以然"来认识。这也就是伊川所说的："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同上卷第十五）在孔、孟那里，"仁者爱人"，仁与爱是浑而为一的，仁即是爱，爱即是仁，并没有去区分仁爱的性情体用关系。然而，到了性理学家手中，这种区分就成了首要的、原则的问题了。所以，伊川反复地强调，仁与爱之间存在着的性情体用区别，是绝不容混淆的。他在一次答弟子问仁时说："此在诸公自思之，将圣贤所言仁处，类聚观之，体认出来。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后人遂以爱为仁。恻隐固是爱也。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孟子言恻隐为仁，盖为前已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则不可便遗之仁。退之言：'博爱之谓仁'，非也。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同上卷第十八）又说："恕者，入仁之门，而恕非仁也。"（同上卷第十五）
　　朱熹进一步发挥了程氏的思想，而且把"仁"为"理"的道理讲得更加清楚。这里我们引几条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仁"的解释，以见其大概。如：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论语·学而》注）
　　"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孟子·尽心下》注）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谓'元者善之长'也。"（《中庸》章句）
　　"仁者，本心之全德。．．．．．．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论语·颜渊》注）
　　由上可见，宋明清儒学之所以称其为性理之学，正是由于他们在理论上与原始儒学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
　　宋明清性理之学对儒学的重大发展，是与它积极吸收和融合玄学、佛教、道教（和道家）的理论为己所用分不开的[6]。理学所强调的"天理当然"、"自然合理"等，当然与玄学的"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王弼《周易略例·明彖》），"依乎天理"（郭象《庄子·人间世》注），"天理自然"（同前《齐物论》注），"自然已足"（王弼《老子》二、二十等章注）等思想有联系。而理学核心理论中的"理一分殊"、"体用一源"等，又显然吸收于佛教，其中尤其是与佛教华严学中的"法界缘起"，以及"六相圆融"、"理事无碍"等理论的启发有关。至于王阳明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卷下），则更是明显地表现了儒佛的融合。其中，前两句不就是从佛教的"不思善不思恶"、"本性清净"、"念起欲作"等理论中变化出来的吗？通过这些基本理论的发展，性理学也大大地丰富了儒学的知识论和修养论理论。
　　宋明性理学的兴起和发展，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儒学作为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从而与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相呼应配合，进一步强化了儒学在社会政教两方面的功能。宋明以后，儒学这种两个层面两种社会功能的一致化，使得许多本来属于伦理修养层面的问题与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纠缠在一起而分割不清。而且由于伦理修养层面是直接为政治制度层面服务的，常常使得本来建立在自觉原则上的规范，变而为强制人们接受的律条。而这种以"天理"、"良心"来规范的律条，有时比之明文规定的律条更为严厉。清代著名思想家戴震曾尖锐批评封建统治者利用性理学之"天理"、"良心"来置人于死地，它比之用明文规定的"法"来杀人更为利害，且无处可以申辩[7]。所以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卷上）这是对性理学所引生出的社会流弊的深刻反映。
　　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人们对儒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斥其为"吃人的礼教"，高喊要"打倒孔家店"等等。这在当时反封建制度的革命情势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也应当看到，这种对儒学简单的全盘的否定，也是不科学的。这里显然没有分清先秦原始儒学、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儒学与宋明性理学儒学这些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儒学之间的质的区别。同时，显然也没有分清自汉以来，尤其是自宋明以来儒学所发展出来的两个不同层面及其不同的社会功能。而这正是我们探求儒学未来发展所必需和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
　　四、中国儒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从康有为开始的，与西方近代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现代新儒学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开始解体，当时以性理学为代表儒学也走向了衰落。此时，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武力、经济、政治、文化的侵略和渗透下，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急局面，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奋身而起，为救亡图存而斗争。而此时的儒学，不管在制度层面还是在思想意识层面，都在相当程度上起着阻碍社会改革和进步的作用。以至戊戌变法的志士谭嗣同大声疾呼地号召人们去冲决封建礼教的网罗。

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这句话出自哪里）

孔子说的仁、义，究竟是什么意思？

孔子说的仁、义是这个意思：
仁是－个超自然的无处不在的灵体。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很远吗？我想他，他便来到了。它是个什么样的灵呢？
二：仁是圣灵。子曰：何事于仁？必亦圣乎。什么能做到仁，必须是圣。仁是圣之质，圣是仁之名，圣与仁是－个超自然灵体的名与质，是－回事，这个灵体的质称为仁，名可称为圣，既圣灵。
三：仁化身为－个人，既圣人。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仁、也就是圣灵安置心中，居有这样心灵的人天下只有－个，他可称之为圣人。
四：仁是圣人之道。圣人居有仁的心灵没有凡人的私欲，因此他与世人不同，，所做的是爱人，他－生的思想言语行为道路简称为道。
五：仁是理。仁者爱之理。仁者天下之正理。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
六：仁是天命。子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完成了仁爱化身为仁的这个仁圣的人自已做出的让人也去做，自己到达的地方让人也到达。他把自已体现的理、所行的道施加给明白它的人，让人遵循这样的理，行这样的道，因他代表了天，他的命令既天命。
仁是－个超自然的圣灵我们看不到，那么它化身的这个人是谁？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孔子说自已不能见到这个圣人了。朝闻道，夕死可矣。早晨听了道，晚上死了也行。孔子讲的圣人究竟是谁？四书集注解释：圣人，神明不测之号。神明－样不能测知的名号。圣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观而尽识。圣道博大精深，人不能全明白。孔子讲了一个中国人不晓得的圣人，讲了—些中国人难以完全理解的道理。
孔子眼中的“义”
义和仁
我们先把义和仁来进行比较。义相当于形式，仁相当于内容，那么仁是内容，义是形式，它们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仁在孔子里头是最高的道德理念。仁，爱人，仁是一种爱的情感，最高的道德。但是这种最高的道德，要通过某种形式表现出来，你想实现你美好的理想，那么你必须通过某种具体的形式。你要不通过做事情，不通过某种具体的形式，某种途径来实现这个道德，那你是不义的。所以义，它是一种实现仁的形式，实现美好道德理念的形式。
《礼记》里还说：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义者”这个“义”就是我刚才讲的道德、仁义、礼义这个“义”，“艺之分”这个“艺”是艺术的“艺”，文艺的“艺”，这个“艺”是不同的标准的意思。“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是要求我们在具体实行的时候，根据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程度来实现仁。义就要看具体的情况，也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义表现为这个，也可能在那种情况下，义表现为那个。情况不同，标准不同，它的表现也就不同，那么义到底在实际生活中有哪些特殊的表现呢？它是来表现仁，它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表现仁，那么它大概根据哪些情况，有哪些不同的表现呢？我这里介绍两种情况：第一，根据人的身份不同，义的表现不同；第二，根据遇到的事情不同，义的表现也不同。我们先讲根据人的身份不同，人是有不同身份的，那么有的人是这个身份，有的人是那个身份，当然也有不同的职业，我们现在有不同的职业，那么你是教师，他是工人，那么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你来体现仁这种道德，体现仁爱的精神，那你的表现是不同的，而且必须是不同，不能混。比如说我是个医生，我仁爱精神的体现是要对病人温暖如春，要治病救人，我不这么做，我就是不义。我是医生，结果我不做好我医生的工作，不去治病救人，我非得说我到大街上去维持交通秩序，我去指挥交通，那就是不义。因为你的身份决定了你的仁爱精神就得治病救人，这就是义。你去做别的，做你不该做的，那就是不义了。
《左传》里头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郑伯克段于鄢”，郑伯就是郑庄公，段就是他弟弟共叔段。因为共叔段对哥哥不服，他又受到母亲的支持，老想篡夺君位，由于想篡夺君位，所以弟弟他就做出了和自己身份不相称的事情。那么你既是弟弟，同时你又是臣，从亲缘关系上讲，你是郑伯的弟弟，从政治上讲，你的哥哥是君，你是臣，那么臣的身份应该做出和臣的身份相适应的事情。但是这个弟弟做出了和自己的身份不相称的事情。他做了一系列的事情，比如说按照礼的规定，那么底下的臣，底下的大夫，卿大夫，你可以给自己在自己的地盘内建城市，但是你建城市建得不能过大，你建的大城市按规定顶多也就是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城市不能超过国都的五分之一，你建的小城市，不能超过国都九分之一，这都是礼。这是制度给你定的规模，你如果遵循这个制度，遵循这个臣道，那你就是义。但是共叔段不遵守，这就是不义。所以当时有些大臣就对郑庄公讲到了共叔段这个问题，觉得是不是应该早点防范这件事，郑伯应该出来制止，那么郑伯，也就是郑庄公说了这么一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后来共叔段又进一步地不义，进一步做一些和自己的身份不相称的事情。一些大臣又来劝郑伯，说不能再让共叔段这样干下去了。那么郑庄公当时说了什么呢？不义，不昵，厚将崩。不义，他不符合义，不昵，就是说他不会得到人们的亲近，为什么？他做了和自己身份不相称的事情，他不义，人们不会亲近他，他即使实力雄厚了，他崩溃得更快。后来共叔段野心日益膨胀，发动叛乱，最后郑庄公把他给镇压了，把叛乱给平定了。
这个故事里头两次提到了义，一个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一个是“不义，不昵”，那么这个义，就是我们前头说的要跟你的身份相称，你不能够履行你身份范围之内的职责，那是不行的。超越你的身份，那么你做的事情，你就是不义。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仁这个美德，在具体实行的时候，要根据你的身份，根据你的地位，具体地去做。
孔子认为，义是体现仁爱精神的，不仁不义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干，在一般情况下，说假话就是不义，但在特珠情况下，如果说假话为了救人，是义还是不义呢？也就是说，如果面临不同的事情，义的表现，还是一成不变的吗？
我说了不能说谎，不说谎这是一种仁爱，诚实，那么平常，不是在紧急的情况下，那么一般来说不能说谎，要诚实，诚实这是仁爱的一种体现，做到了诚实这就是义。但有时候在紧急的情况下，情况特殊，有时候需要说谎，说谎就符合仁爱精神，说谎就是义，所以仁爱精神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就要你说谎，你说谎你就是义，你不说谎你就是不义。比如有些病人，他得了绝症，精神上自我把握的能力可能又比较弱，这时候，你如果突然还不到跟他说实话的时候，你一下跟他说了实话，那么这个时候就不符合义。那么这时候，为了他的心灵的这种安宁，为了他更好地治病，为了他有比较好的精神状态，有时候不需要跟他说实话。比如说一位老母亲，身体非常不好，她的儿子因公殉职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一定立刻跟她说实话，那么（不然）这位老母亲她就可能精神上支持不住了，她可能一下子就要出现问题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不跟她说实话，这个时候说谎可能是合适的，说谎符合义。所以说，义要根据情况，不光像我们前头说的，根据身份，同时也要根据具体的情况。
所以，义是一种形式，它是根据人的不同身份，根据不同的事情来实现仁。孔子所讲到的仁和义的这种关系听起来比较抽象，但实际上并不复杂，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通俗地说，仁就是要爱别人，怎么爱呢，就是要通过义来表现，就是根据人的不同身份，不同的情况，来推行仁爱。
义和礼
义和礼是什么关系呢？义是内容，礼是形式。所以孔子说过这种话：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那么义是内容，义是内涵，礼是来推行义的，是来实现义的。
有这么一个例子，有一次齐国攻打鲁国，齐国是大国，是强国，它有时候欺负一些弱国，欺负小国。其中鲁国比较弱，它欺负鲁国，攻打鲁国。鲁国向卫国求援，卫国就派军队去打齐国，卫国也比较弱，但是它还愿意支援鲁国，它这里有唇亡齿寒的意思。那么卫国派军队，统率是谁呢？孙桓子，去打齐国，可是卫国也不强大，所以卫国的军队一下子被齐国给打败了，打败以后，卫国的军队就撤，齐国的军队就追击，卫国的军队孙桓子这个统帅恐怕觉得自己难以逃脱了，因为齐国进军速度很快，卫国撤退的速度比较慢，他的军队不行，孙桓子眼看就要逃脱不了了，这个时候，卫国地方有一个贵族叫仲叔虞奚，这个仲叔虞奚率领自己的人袭击了齐国的追兵，一下把齐国给打败了，挽救了卫国的统帅，挽救了卫国的军队。那么这件事以后，卫国的国君就问这个仲叔虞奚，你立了这么大的功，你看你想要什么样的赏赐？我可以给你土地，给你封邑。这个仲叔虞奚说，我不要你的土地，我不要封邑。那么他想要什么啊？他说我想要诸侯专门用的那个悬挂的三个乐器，这三个乐器是诸侯这个级别的人专门用的。仲叔虞奚也是个贵族，但是他的贵族身份比较低，他也就是卿大夫，那么卫国的国君，他是诸侯，等于这个仲叔虞奚他想要什么？他想要卫国国君这个级别的贵族才能够使用的这个乐器，他还想要什么？他还想要诸侯朝见天子的时候，他所骑的马的装饰，这些东西都属于“器”，这些东西都体现了“礼”，体现了等级。你那个乐器，按等级来说诸侯才能使，你这个马的这些装饰，按等级来说也是诸侯才能使，那么这个仲叔虞奚想要这些东西。实际上，仲叔虞奚的这种做法，就是说想越礼，土地我可以不要，封邑这些东西我都可以不要，我现在想超越礼节，我现在想从礼节上有所超越，我想享受诸侯王才能享受的待遇，比如乐器，比如马的这种装饰，那么当时卫国的国君竟然答应他了，因为他立功立得比较大。
对这件事情，孔子进行了非议。孔子认为：“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名分和器物，这些都是体现礼的，都是体现等级的，这些东西不能随便给人家，不能随便答应人家。孔子的意思是说，土地可以多给他，别的东西赏赐可以多给，比如多给土地，但是等级、制度、规范这些东西不能违反，违反这个东西不符合义，不能违反。所以违反了礼，你等于破坏了礼，破坏了礼，你就破坏了礼背后的内容——义，义就被你破坏了。
义和利
孔子认为：守礼才能体现义，才能体现仁爱思想，可是如果讲义的时候涉及到利益冲突，一方面有金钱可以赚却违背良知，一方面讲了仁爱却失去了实惠，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和道义发生了冲突，这该怎么办呢？
义与利的关系。孔子说得很清楚：“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个孔子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不能为了一些利而放弃义，放弃道德，这是不可以的。
《左传》里有这么一个故事，宋穆公义不传子。宋国，宋穆公病重了，宋穆公当时是君主，应该说在指定继承人这一方面，在确定继承人这一方面，他是有权力的，而且他有一定的威信，底下的大臣也拥护他，那么当时他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他让自己的儿子来继承；另一个选择呢，他不让自己的儿子来继承，也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宋穆公并不是从他父亲那儿继承了宋国的君位，从谁那儿呢？从他的哥哥那儿继承的君位，他哥哥是宋宣公，当初宋宣公临死前，当时宋宣公的儿子年幼，还不能够当君主，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他也可以立自己的儿子，他也可以立别人。当时宋宣公没有立自己的儿子，他立了谁呢？他立了自己的弟弟，立了宋穆公，所以宋穆公认为从道义上讲，现在他要死了，他不应该把这个君位给他的儿子，他应该给他哥哥的儿子，也就是说给他的侄子，这才符合道义。可是当时，他如果立自己的儿子也是可以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底下的很多大臣也同意，也赞成，而且他本人当时也有这个权力，因为他就是君，现官现管，他哥哥已经不在人世了，他完全可以立自己的儿子。那么这里有一个利和义的问题，这个时候宋穆公他想到的是道义，所以他跟那些大臣提出了什么呢？还是立我哥哥的儿子，立宋宣公的儿子，他认为这个符合义。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我就不符合义了，我不符合义，我怎么见我死去的哥哥。所以这里有一个利义之争，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宋穆公他选择了义，并没有选择利。他也完全可以选择自己的利益，但他没有选择利，他选择了义，那么这就是义和利益的关系。两得相互冲突的时候，当然尽量统一，儒家是讲究尽量统一。孔子说过：“富贵如可得，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就是我要能够富贵的话，能够得到好处，能够发财致富的话，我就是给人家赶车，我也干啊。我当然想富贵，君子爱财嘛，但是孔子又说：“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就是富贵如可求，我去干，让我当执鞭之士，我也干，如不可求，不可求是什么意思，不符合义，不符合道德，那么不符合道德去让我求富贵，那我不干，我不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孟子“仁者也，人也，和而言之，道也”的含义

仁的意思，就是人，把仁与人合起来讲，就是道了。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所谓“仁”者，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之道。表面看上去，道德似乎很柔弱，它的作用很有限，以德服人不如以力服人显得有力量、有效果。但从长远看，唯有仁德之人的所作所为，才能够足以感天地、泣鬼神、服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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