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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疑法（决疑法是什么）
发布时间：2023-05-22 11:3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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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让创意岭的小编来大家介绍下关于决疑法的问题，以下是小编对此问题的归纳整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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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什么叫“决疑法”？
决疑法，是一种叙事的方法，是指一个过程，并由一个传统来测试当按照那群体基本的习惯和信念来看待他们的践行时，其践行是否连贯一致，或这些信念到底是否需要一些新的践行和行为。
克神学院吉尔伯特神学伦理学讲座讲授斯坦利·豪尔沃斯在《和平的国度》一书中清楚地展示出伦理思想和实践之间应当有的关联。他使用“叙事”性方法连接伦理学的众多主题，并强调所连接成的整体要与某个群体的传统关联在一起才有意义。
扩展资料
典故
非洲有一个部族叫努尔人（Nuer），彼此间有着很强的群居互助的意识。他们有一种习俗认为，如果他们的子女天生有残疾或智力问题的话，那么他们就不能拥有努尔人的身份，而是被当作一只河马。
支撑他们这一信念的一则神话论及不同种类的动物有其自身的角色和责任，尽管努尔人并没有对“人类”和“动物”的概念有着十分明确的界定，但是却承认两者在角色上是有分别的。
所以他们觉得每种生物最好由其同类来照顾，于是天生有缺陷的孩子会被他们放在河边由其同类（他们认为的河马）来照顾。
从责任伦理的角度看，这无疑是对孩子不负责任的抛弃，但努尔人认为这却是他们负责任的行为。如果一个生出这类孩子的母亲，觉得自己与这只河马难舍难分，并决定收留这只河马时，对努尔人这一族群来说就会产生伦理上的疑难。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决疑法：一种伦理叙事方法
工程伦理学的方法
作为一种职业伦理或实践伦理，伦理学的方法自然地就被引入了工程伦理学中。功利主义伦理学、康德的尊重人的伦理学和德性论是三种常用的方法。对于同一个工程问题，事实上我们可以用这三种方法分别地作出分析。有时应用这三种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而在更多的时候，应用这三种方法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前一种情景会增加道德辩护的力量，后一种情景会使我们对工程中的伦理问题更加感到扑朔迷离。
这种状态是与工程中的伦理问题的性质相关的。与工程中的技术问题相比，工程伦理问题往往具有一种不确定性，即我们往往不能在正确与错误，是与非之间进行抉择。我们通常只能从特定的视角出发，作出不同程度的“应当”或“最好”之类的价值判断。
前述三种方法的共同特点是将一般的伦理理论应用到具体的场景或案例之中。哈里斯将这种方法称为“从上至下”的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初，学者们就意识到这些方法对于工程学学生和工程实践者是不适用的，至少不适合于面向工程学学生的教学。在20世纪后10年间，由美国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基金（NEH）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资助的项目主要地集中在研究如何或以何种方法将工程伦理引入工程学学科教育体系中。案例法就是其中一种获得NSF资助并获得广泛认可的教学与研究方法。哈里斯称这种方法为“从下至上”的方法。
其实，工程伦理学的诞生也是出自于对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著名案例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有两起引起全世界关注的案件：一是斑马车油箱事件，二是DC-10飞机坠毁事件。这二起事件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而其原因在于从事研发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将利润和效率放在了首位，而忽略了对公众的安全、幸福和福祉的关注。
自90年代以来，案例研究有两点主要的变化。在早期的案例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灾难性的案例研究。例如，在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件中，工程师的责任和权利问题，以及由于缺失这种责任所带来的灾难。近年来，案例研究同时也研究一些“样板（或善举）工程”的案例。例如，花旗银行大厦事件和坎尼失踪事件。另一个变化是，早期案例较注重微观层面的研究，而近来的案例更注重宏观层面的研究。前者为微观案例，后者为宏观案例。微观案例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涉及到个体或部分工程师与客户、雇主或公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宏观案例所提出的则是关于社会政策和职业以及职业社团的恰当政策的问题。
案例所提供的是一些具体的和特殊的场景，我们仍然需要一般的原则和规则，并将这些原则和规则应用于其中。与我们上面所提到的三种一般的伦理方法相比，学者们认为，对于工程师而言，个人道德、共同道德（公德）和一般的职业道德更加能够为案例研究提供分析的基础和方法。
如何将一般的原则和规则应用于案例的情形中，并且这种应用的过程又能够为工程学学生所接受？不少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大致地说，基于案例研究所提出的方法主要有决疑法（casuistry）、划界法（line-drawing）和创造性的中间方式解决方法（类似于“中庸之道”）。
除了“从上至下”和“从下至上”这两类方法外，大部分学者认为，还需要有介于这两类方法之间的规则或原则。这些规则或原则就是具体化在职业工程社团中的伦理规范。然而，这些具体的规则或原则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这又是存在不少争议的。
当前，方法问题是工程伦理学中较为薄弱的环节之一，也是今后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笔者认为如下两个问题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1）是否存在工程伦理学所独有的方法？例如，知情同意和自由选择最初是作为医学伦理学所独有的方法之一，那么，工程伦理学是否有类似的方法呢？有人认为，古老的决疑法也许可以在工程伦理学中焕发青春，也有人认为划界法或许有望成为工程伦理学所特有的方法，当然，这一问题又与第二个问题相关；2）方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从目前的现状看，学者们大多认可不同层次的方法，但都回避了方法的统一性问题，即工程伦理学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哲学方法还是一种自然科学（经验科学）方法的问题。
方法的多元化是可取的。首先，哲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均可运用于工程伦理学的研究中，不存在方法的统一性。其次，工程伦理学方法应该是一个方法论集合，在其中，至少有五种研究的方式（或方法）：哲学的、决疑的、技术的、社会的和职业的。
什么是战争的最重要法规？
战争的最重要法规，是如何对待，俘虏的法规。
关于战争的最重要法规是如何对待俘虏的法规。贵族俘虏的赎金是最诱人的交战因素，贵族和雇佣军的交战里都有这种诱人的因素。这是一个运用决疑法规则的潜力无穷的领域。在这里，国际法和"骑士荣誉"混合起来了。由于法国和英国交战，是否应该允许法国人在英国国土上俘虏穷苦的小商人、农夫和牧人呢？什么情况下允许俘虏逃亡呢？安全行为举止有何价值呢？传记小说《青春》根据实际经验回答了以下问题。
两位下级军官因为是谁抓住俘虏而争吵不休，只好请司令断案。一位军官说："我首先抓住他，我抓住他的手臂和右手，抓掉了他的手套。"另一位说："他先向我伸出右手，并且说要投降。"两人的行动都使他们有权拥有俘虏这一宝贵的财富，但第二位军官的要求有先例可循。逃亡被抓回来的俘虏是谁的功劳呢？
《青春》的答案是：如果事发地点在战场，俘虏就属于把他抓回来的人；如果事发地点在战场以外，他还是原来抓住他那位军人的财产。如果俘虏表明要投降，而抓捕他的人却用铁链锁住他，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他已经表示投降，我们是否应该允许他逃亡呢？倘若抓捕者忘记俘虏是自愿投降，那又如何是好呢？
中世纪的人倾向于过高估计一件事情或一种情况的独立性，决疑法的思维方式由此产生，除此之外，这种倾向还产生另一种后果。我们熟悉佛朗索瓦·维庸的长篇讽刺诗《遗嘱》（The Testameni），根据诗里的遗嘱，他把所有的财产遗赠给朋友和敌人。类似的诗歌遗嘱还有若干，亨利·博德的《巴尔博之路》（Barbeau's Mule）即为一例。这篇遗嘱是用比较随意的形式写成的，这似乎容易理解，但只有把它放进那时的习俗，我们才可以理解中世纪人何以会事无巨细、不厌其烦，甚至把最不值钱的东西写进遗嘱里。
立遗嘱的是一位贫穷的女人，遗嘱是这样写的：最好的衣服和一顶帽子送给教区，床送给教子，皮衣送给护士，其他衣服送给穷光蛋，四磅重的钱币——其全部财产——和另一顶帽子送给小兄弟会。这个委琐的例子不是中世纪人心态的最佳写照吗？他们假设，每一例美德都会成为永恒的范例，他们在每一种时尚里都看到神的指令。执著于每一件事情的具体属性和价值，这是收藏者和守财奴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就像挥之不去的疾病一样。
中世纪人的上列特征一言以蔽之即为形式主义。事物的超越性实在是那时人的固有观念，其意味是，每一个观念都由固定的境界决定，换言之，每一件事物都居于一个可塑的形式里，而且这个形式具有至高无比的重要性。正义感不可动摇，一刻也不会动摇：正如古老的法律断语所云，行为举止是判定人的依据。很久以前，古日耳曼原始法里的形式主义极其强大，法律的裁决根本不考虑故意和疏忽的问题：行为就是行为，只要触犯法律就必须惩罚。
未践之行、未遂之罪则不会受到惩罚。即使到了近代，朗诵誓词时的疏忽也会使人丧失法律权利：誓言就是誓言，是非常神圣的。到了现代，经济利益意味着形式主义的终结。不精通本地语言的异域商人不能冒形式主义的风险，形式主义可能会妨害他的经济利益。不出所料，各城市立法消除了因为语言不通而导致经济利益损失的危险；起初的立法只涉及特权，后来则成为普遍的惯例。尽管如此，中世纪晚期法律事务中仍然残存着大量的影响深远的形式主义。
对任何与外在荣誉相关的事情的极度敏感深深地植根于形式主义的思想中。1445年，一位名叫杨·凡·敦伯格（Jan van Domburg）的人逃亡到米德尔堡去避难，因为有人指控他犯有谋杀罪。按那时的习俗，他的庇护地被重重包围。人们看到，他的一位修女姐妹反复央求他说，即使战死也不要落入行刑者的手中，以免使家人蒙羞。
当他被处死之后，这位修女又去领尸，以便给兄弟一个体面的葬礼。在竞赛的时候，贵族鞍褥的习惯性装饰是它的盾形纹章。拉·马歇发现这很不合适，因为"无理性"的马可能会失蹄，可能会把家族纹身拖着跑，整个家族就可能因此而蒙羞。勃艮第公爵造访波尔尚的教堂不久，一位精神失常的贵族在那里自杀了。这件事引起极大的恐慌，"在公爵造访的狂欢之后，人们不知道如何忍受有人来此自杀的耻辱"。虽然众所周知此人是疯子，且自杀未遂，但他康复以后还是被禁止出入城堡，且终身被禁。
以下这个例子很能说明恢复荣誉需要的形式主义。1478年，一位名叫罗伦特·盖尔尼尔（LaurentGuernier）的人在巴黎被误判并处以绞刑。他已经被宽恕，但他没有得到通知。一年以后才发现他被误杀，应他的兄弟要求给他举行一个体面的葬礼。在灵车开道的是四位报信的市政官，他们摇晃着手里的铃铛高声呼叫，他们的衣襟上绣着死者的盾形纹徽，灵车四周簇拥着四位手秉蜡烛的人和八位火炬手，他们全都穿着丧服、身披死者的盾形纹章。
送葬队伍从圣德尼门走到圣安托万门，然后把遗骨送回死者的老家普罗万。一位报信官不停地高叫："善良的人们，请你们为罗伦特·盖尔尼尔的亡灵祈祷，他是普罗万居民，最近人们发现他死在一棵橡树下面。"世代冤家复仇的准则力量强大，在法兰西北部和尼德兰南部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地区尤其强大。这也和中世纪思想的形式主义性质有关系。
复仇的动机常常不是万丈怒火或无情仇恨，而是通过流血来保全家族的荣誉。有时，复仇的决定不是要杀人，而是要对方的胳膊腿和面孔流血。因此，复仇者小心翼翼不将对手刺死，以免背上杀人的包袱。雅克·迪克莱尔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人想要杀害他们的姻嫂，于是他们小心翼翼地请一位牧师到场作证。
反过来，报仇雪恨的形式主义性质产生了另一种情况，用象征性惩罚或忏悔来矫正不公。15世纪那些著名的和解都强调象征性成分：拆毁使人回想起被侵害的住宅、敬献纪念十字架、封门为墙、公开的忏悔仪式、为亡灵或教会募金等。奥尔良公爵王室对无畏者约翰的谋杀罪诉讼以这样的方式和解，1435年的阿拉斯和约也是如此，1437年布鲁日反叛者的忏悔也是如此；更加深刻的忏悔是1453年根特人的忏悔，全体居民着黑色丧服，不束腰带，不戴帽，不穿鞋，只穿衬衣冒着暴雨步行，齐声请求公爵宽恕。
1469年，路易十一与兄弟诺曼底公爵和解时，首先索回了利雪的主教在诺曼底公爵就职仪式上送给他的戒指，后来他又在鲁昂当着达官贵人的面将戒指在铁砧上砸烂。普遍流行的形式主义还有另一个根基：原始文化里相信口语词有魔力的信仰，中世纪晚期仍有残存，其表现形式是祝福、巫术和诅咒。
庄严的诉求仍有童话故事里愿望的性质。人们请善良者菲利普宽恕一位死囚的强烈诉求失败之后，请菲利普喜欢的儿媳波旁的伊莎贝拉出面求情，希望他不至于让伊莎贝拉失望，因为正如伊莎贝拉所云，"我从来没有为任何这样的事情向您求情"。
什么叫“决疑法”？
决疑法，是一种叙事的方法，是指一个过程，并由一个传统来测试当按照那群体基本的习惯和信念来看待他们的践行时，其践行是否连贯一致，或这些信念到底是否需要一些新的践行和行为。
克神学院吉尔伯特神学伦理学讲座讲授斯坦利·豪尔沃斯在《和平的国度》一书中清楚地展示出伦理思想和实践之间应当有的关联。他使用“叙事”性方法连接伦理学的众多主题，并强调所连接成的整体要与某个群体的传统关联在一起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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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
非洲有一个部族叫努尔人（Nuer），彼此间有着很强的群居互助的意识。他们有一种习俗认为，如果他们的子女天生有残疾或智力问题的话，那么他们就不能拥有努尔人的身份，而是被当作一只河马。
支撑他们这一信念的一则神话论及不同种类的动物有其自身的角色和责任，尽管努尔人并没有对“人类”和“动物”的概念有着十分明确的界定，但是却承认两者在角色上是有分别的。
所以他们觉得每种生物最好由其同类来照顾，于是天生有缺陷的孩子会被他们放在河边由其同类（他们认为的河马）来照顾。
从责任伦理的角度看，这无疑是对孩子不负责任的抛弃，但努尔人认为这却是他们负责任的行为。如果一个生出这类孩子的母亲，觉得自己与这只河马难舍难分，并决定收留这只河马时，对努尔人这一族群来说就会产生伦理上的疑难。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决疑法：一种伦理叙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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