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翻译(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翻译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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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留侯传》的翻译
翻译:
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一定具有胜人的节操,(有)一般人的常情所无法忍受的度量。普通人受到侮辱,拔剑而起,挺身上前搏斗,这不值得算作勇敢。天下有一种真正勇敢的人,遇到突发的情形毫不惊慌,无缘无故的对他施加侮辱也不动怒。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因为他胸怀大志,目标高远(的缘故)啊。
张良有超过世上一切人的才能,不去作伊尹、姜尚那样深谋远虑之事,反只学荆轲、聂政行刺的下策,侥幸所以没有死掉,这必定是桥上老人为他深深感到惋惜的地方。所以那老人故意态度傲慢无理、言语粗恶的深深羞辱他,他如果能忍受得住,方才可以凭藉这点而成就大功业,所以到最后,老人说:「这个年幼的人可以教育了。」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襄公脱去上衣裸露身体、牵了羊来迎接。庄王说:「国君能够对人谦让,委屈自己,一定能得到自己老百姓的信任和效力。」就此放弃对郑国的进攻。越王勾践在会稽陷於困境,他到吴国去做奴仆,好几年都不懈怠。再说,有向人报仇的心愿,却不能做人下人的,是普通人的刚强而已。
那老人,认为张良才智有余,而担心他的度量不够,因此深深挫折他年轻人刚强锐利的脾气,使他能忍得住小怨愤去成就远大的谋略。为什麼这样说呢?老人和张良并没有平生的老交情,突然在郊野之间相遇,却拿奴仆的低贱之事来让张良做,张良很自然而不觉得怪异,这自然,秦始皇不能使他惊恐,项羽不能使他发怒。
看那汉高祖之所以成功,项羽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於一个能忍耐、一个不能忍耐罢了。项羽不能忍耐,因此战争中是百战百胜,因此随便使用他的刀锋(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实力)。汉高祖能忍耐,保养那完整的刀锋(把自己的精锐实力保养得很好,等待对方的衰弊),这是张良教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破齐国要自立为王,高祖为此发怒了,语气脸色都显露出来,从此可看出,他还有刚强不能忍耐的气度,不是张良,谁能成全他?
司马迁本来猜想张良的形貌一定是魁梧奇伟的,谁料到他的长相竟然像妇人女子,与他的志气和度量不相称。啊!这就是张良之所以成为张良吧(言外之意:正因为张良有能忍之大度,所以,尽管他状貌如妇人,却能成就大业,远比外表魁梧的人奇伟万倍)!
原文:
古人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迎。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於会稽,而归臣妾於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以待其敝,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能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此文出自北宋·苏轼《留侯论》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留侯论》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散文。这篇文章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
宋仁宗嘉佑五年,苏轼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今河南伊阳西主簿属正九品。苏轼未赴任,经欧阳修、杨畋等推荐,寓居怀远驿,精心准备制科考试。试前,苏轼上杨畋、富弼等人二十五篇《进策》、二十五篇《进论》,《留侯论》就是《进论》中的一篇。
为了加强说服力,第三段又引史为证,再次申说上段之意。文中先引郑伯能忍而不战退敌,勾践能忍而终灭吴国,以见忍的极端重要性,说明圯上老人何以要“出而试之”。又概述老人“深折”张良的情景,证明他的举动确实是对张良的考察试验。
前者是从动机讲,后者是从事实讲,行动的目的则是“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化用《论语·卫灵公》“小不忍则乱大谋”语意,即上文所谓“圣贤相与警戒之义”),后来的结果则是使张良达到了“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的境界。
作者简介: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嘉祐二年(1057),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任判登闻鼓院。
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此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
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杀身之祸。幸亏宋太祖赵匡胤时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他才算躲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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