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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史代表人物（中国新闻史代表人物及作品）
发布时间：2023-05-16 04: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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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让创意岭的小编来大家介绍下关于中国新闻史代表人物的问题，以下是小编对此问题的归纳整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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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一、有没有人有我国党报副刊历史背景的资料阿，急！！！
1．王韬
是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韬早年游历欧洲，是我国最早提倡学习西方、变法自强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1874年在香港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政论报刊《循环日报》。王韬在《循环日报》撰写了大量政论文章，鼓吹变法自强，创立了报刊政论文体，确立了不拘一格的文章报风。他的部分政论文章后收编为《弢园文录外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报刊政论文集。
·系统的提出了办报主张：
1办报目的是为了“立言”。即通过报纸来宣传变法自强的主张。该思想成为中国报刊的传统特色之一。
2报纸的功用是一个“通”字。即使国政民情上通下达。
3呼吁言论自由。
4主张报纸的文风要直抒胸臆。
5报纸的编辑人员要慎重选择。
他关于办报的言论代表了维新变法前报刊理论的最高成就，奠定了近代报刊理论的基石。
2．郑观应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中提出与王韬类似的观点：
1报纸的功用要“通民隐，达民情”。
2创办报纸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枢纽。
3办报是中国变法自强的重要手段。
4呼吁政府允许国人办报。
3．康有为
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和政治家之一，是戊戍变法运动中著名领袖，也是清末民初中国资产阶级报业的先驱。
·1895年康有为联合进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举行“公车上书”，要求朝廷变法维新。
·1895.8参与维新派第一家报纸《万国公报》。
·1895.11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第一个具有政党性质的团体，京师强学会成立，康为实际组织者。作为京师强学会的机关报，《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
·1895.11康有为在上海，与友人共同成立上海强学会。其机关报《强学报》应运而生。
在维新变法中，康有为十分重视报纸的宣传作用，并认为报刊是维新变法的最重要的武器之一。他所创办的报纸，都是重政论、重宣传、轻新闻，使报纸成为了他们推行变法新政、开展维新运动的重要基地。他认为报纸的作用有“匡不逮”、“达民隐”、“鉴敌情”、“知新政”四个方面。
4．梁启超
5．唐才常（1867~1900）
字佛尘，湖南浏阳人，是戊戌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与谭嗣同合称“浏阳二杰”。唐才常先后于1897、1898年任《湘学新报》和《湘报》主笔。他在两报上发表大量文章，向读者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鼓吹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发展民族工商业，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湖南知识界有很大影响。
6．谭嗣同（1865~1898）
维新时期重要的政治活动家和报刊政论家，与唐才常合称“浏阳二杰”。谭嗣同是南学会的主要组织者，是《湘报》的核心领导人物。在《湘报》工作的半年间，发表了25篇政论文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各个方面。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后，英勇就义。
谭嗣同的办报思想主要有两点：一是报纸要“求新”，成为“助新之具”。他认为，中国要想摆脱落后的局面，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而报纸的时效性最强，是最早的助新之具。二是，他认为报纸要代民立言，成为“民史”、“民口”。这些思想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意识。
7．严复（1854~1921）
我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报刊政论家，维新运动知名人士。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阐述了变法图强、挽救国家危亡的主张，在当时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1897年，严复与友人创办了《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大力鼓吹变法维新。他在《国闻汇编》上署名发表了《天演论》等译作，系统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呼吁国人思想救亡，在思想界引起震动，为维新变法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但严复并不赞成维新派倡民权、开议院的主张，属于维新派中的右翼。晚年思想渐趋保守。
8．章士钊
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我国近代新闻史上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1911年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1924年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1925年兼署教育总长。曾参与镇压学生爱国运动，造成三一八惨案。他是甲寅派代表人物，所办《甲寅周刊》反对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1949年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著有《柳文指要》等。
9．章太炎
章太炎是中国近代著名国学家和报刊政论家。戊戌变法时期，参加强学会，曾为《时务报》撰述。1900年在《中国日报》等报纸发表文章排满，反对保皇立宪。1902年后，为《苏报》撰稿，宣传革命，在《苏报》案中被捕入狱，成为举国闻名的革命志士。1906年刑满出狱后赴日本任《民报》主编，继续宣传排满和保存国粹，成为《民报》最主要的政论作者和革命宣传家。他的政论逻辑严密，气势充足，陈古论今，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但他好用古奥字句和文言语法，传播效果不如梁启超的文章。五四运动后潜心治学，反对新文化运动，思想倒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支持抗日救亡。著有《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等传世。
10．于右任（1879~1964）
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报刊活动家和政论家。1907年在上海创办同盟会第一家大型日报《神州日报》，1909年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1910年在上海创办《民立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都用“民”字打头，创办时间相衔接，风格和基调协同，被人称为“竖三民”。 他所创办的报纸揭发贪官污吏，披露帝国主义侵华阴谋，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很受读者欢迎。他还为报刊写了不少评论和诗词，感情炽烈，文辞丰腴，名噪一时。著述有《右任文存》等。
11．远生（1885~1915）
民国初年出现的名记者中最杰出的代表，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因采写新闻通讯而负盛名的记者，被誉为中国新闻通讯的奠基人。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称其为“报界之奇才”。他先后编辑过《少年中国》、《庸言》等刊物，曾任《申报》、《时报》驻京特派记者，并为《东方杂志》等刊撰稿。
·通讯特点：
1题材务求重大。
2针砭时弊，不畏权贵。
3生动具体，善于捕捉细节。
4通俗自然，文风不拘一格。
·发明了“新闻日记”体裁，用日记形式报道评论当日新闻事件。
·其新闻思想方面，提出“四能”说：“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
·政治上，黄远生的基本态度是拥袁反孙的，1915年被人认作帝党刺杀于旧金山。黄远生的文集《远生遗著》，以新闻通讯作品为主，是我国第一部报刊通讯集。
12邵飘萍（1886~1926）（07）
·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著名报人，被誉为新闻全才。
·早年被《申报》聘为通讯员，参加南社。
·1911辛亥革命爆发，任《汉民日报》主编，开始职业报人生涯。后接办该报，抨击军阀、揭露贪官污吏的罪行。后被逮捕入狱，汉民日报被封。
·1914出狱后东渡日本留学，1915创办东京通讯社。专门为京、沪报纸提供东京通讯。曾首先报道了袁世凯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密约”，对国内反袁斗争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1918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以消息迅捷闻名，有本社采写+翻译的外电。开展有声有色的新闻采访报道活动，对北洋政府的内政外交、国会动态等做出翔实的报道。
·1918在北京创办大型日报《京报》。1919因揭露政府卖国政策被封，邵再次流亡。1920回国复刊，使该报成为北方一份有影响的大报。
·业务上，既办通讯社又办报纸，既精通采写业务又善于经营管理，既从事新闻实践又从事新闻教育，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新闻全才。尤其善于新闻采访，其撰写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是我国最早的新闻采访学专著之一。
·政治上，紧随时代步伐，不断进步，1925在北京秘密加入中共。1926年3.18惨案全力揭露真相，抨击军阀当局罪恶，被列入通缉黑名单，后被枪杀，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
13林白水
民国初期的著名记者。曾两度留学日本，攻读法律，兼学新闻。回国后先后担任上海《中国白话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北京《公言报》、《新社会报》、《社会日报》等报纸的编辑、记者、主任和社长。1926年8月因所写《官僚之运气》一文触犯当局，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杀害。
林白水撰写的新闻和评论，挥洒自如，辛辣尖刻，好议个人短长，或揭人隐事，故积怨于军阀，他的文章通俗浅显，颇能吸引读者。
14刘少少（1870~1929）
民国初年著名的新闻记者，与黄远生、徐彬彬一起，被誉为“民初三大名记者”。青年时代就学于岳麓书院，1905年留学日本，曾协助杨度创办《中国新报》。1909年回国，任北京《帝国日报》编辑，开始用“少少”笔名，取“少年中国之少年”之意，撰写政论鼓吹立宪，在新闻界崭露头角。
武昌起义后，先后担任《湖南公报》、《公言》、《中华》等报刊的编辑、记者、主笔。袁世凯办的《亚细亚日报》创刊时，曾应聘担任主笔。
1918年后，受聘为北京大学讲师，研究老庄哲学。刘少少一生在政治上趋于保守，无大作为，但他为文独辟蹊径，庄谐杂出，时有新意，有报界“怪杰”之称。
5．徐凌霄（1888~1961）
笔名彬彬，他与黄远生、刘少少一起，被誉为“民初三大名记者”。1916年起，徐彬彬继黄远生之后任上海《时报》和《申报》驻京特派记者，长期为两报撰写北京通讯。他长于文学，娴于经史，熟悉历史掌故，因而他撰写的通讯文笔优美而又富于情趣，深受读者欢迎。他对中国传统戏曲也很有研究，是民初著名的报刊剧评专栏作家。
16胡政之（1889~1949）
民国初期的著名记者。曾任上海《大共和报》翻译、编辑、主笔，1915年任该报驻京特派记者，以消息快捷受到报界关注。
1916年，担任王郅隆主办时期的天津《大公报》的经理兼总编辑，曾亲自采访段祺瑞“马厂誓师”等重大新闻，蜚声于时。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赴欧采访，是采访巴黎和会的惟一的中国记者。
后在上海组织国闻通讯社，1926年在天津任新记公司《大公报》经理兼副总编辑，成为报界名人。
17张季鸾（1888~1941）
民国时期的著名新闻记者。1905年他官费留学日本，任《夏声》杂志编辑，开始走上“言论救国”的道路，1910年任上海《民立报》记者。1913年，张季鸾受命北上创办北京《民立报》，最先在报纸上披露袁世凯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订的“善后大借款”合同全文，引起轩然大波，并因此而被逮捕。
出狱后，他回上海《大共和日报》主持国际版，后又任《民信日报》总编辑，积极进行反袁宣传。
袁世凯死后，张季鸾任上海《新闻报》驻京特派记者和《中华新报》总编辑，1918年因揭露段祺瑞政府卖国借款的消息再次入狱。1926年，任新记《大公报》总编辑兼副总经理，在新闻界开始享有盛名。
18．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03年陈独秀参加编辑由章士钊创办的《国民明报》，1904年与人合办《安徽俗话报》，1914年在日本协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
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向青年提出了6点希望：（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像的。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李大钊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最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卓越宣传家，中国无产阶级新闻活动的先驱。“五四”时期，他曾广泛从事报刊活动，撰写大量政论。
他曾任《言志》月刊的编辑，为《甲寅》月刊写稿。积极参与《新青年》的编撰工作，还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向中国民众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指导创办《工人周刊》、《政治生活》、《国民新报》等报刊。此外还指导过多家报纸杂志的编撰工作。1927年，在北京牺牲。
20徐宝璜
民国初年著名的新闻学家和教育家，1912年赴美学习经济和新闻学，1916年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校长室秘书、北京《晨报》编辑，先后在北京民国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平民大学等校任教，主讲新闻、经济方面的课程。
1918年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被推为副会长、新闻学导师和会刊《新闻周刊》编辑主任，定期为会员讲授新闻学基本知识，是最先在国内开设新闻学课程的大学教授。
所著的《新闻学》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蔡元培为该书作序，称赞它“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黄天鹏《新闻学纲要序》中则称徐宝璜为“新闻教育第一位大师”、“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
21蔡和森
湖南人，1915年秋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18年同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后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主持党中央的宣传工作。曾负责《先驱》半月刊、《向导》周报。蔡和森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他的文章涉及面非常广泛，既有理论深刻的长篇大论，又有一针见血的短文，分析精辟，逻辑性强，富有战斗性和说服力，在当时有很大影响。1931年，在香港被捕遇害。
22．恽代英
我国著名青年运动活动家、杰出的宣传家和报刊政论家，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早在学生时代，他就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是武汉地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1921年参加共产党，1923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兼任《中国青年》主编，一生从事报刊宣传活动16年，主编或参与报刊10余种，先后编辑过《新建设》、《红旗》等刊物。他的文章既洋溢着革命热情，又有理论分析，深入浅出，亲切感人，培养和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在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多年的办报实践使得恽代英积累了丰富的报刊工作经验，他注意理论探索和总结，对早期中共党报思想建设作出了贡献。1930年5月被捕，次年在南京被杀害。
23．萧楚女
中国青年运动杰出领导者，卓越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宣传家。五四前夕，任汉口《大汉报》副主编。1922年后任重庆《新蜀报》主笔。1923年到上海编辑《中国青年》。1925年赴广州协助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他自学成材，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他的文章情理并融，分析深刻，常能出其不意击中论敌要害。1927年在广州“四一二”反革命中被害。
24．成舍我
民国时期著名报人与新闻教育家。原名成勋，后名成平，笔名舍我。早年在《益世报》担任记者、主笔、总编辑。1924年至1925年在北京创办《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形成“世界”报系。他还在北京创办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培养新闻人才。1927年在南京创办《民生报》，1934年被国民党当局查封。1935年赴上海创办《立报》。抗日战争时期，在香港和重庆相继主持《香港立报》和《世界日报》。抗战胜利后恢复出版上海《立报》和北平（今北京）《世界日报》。
1952年由香港去台湾，在台湾各大学任教。后在台北创办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后任世界书局董事长。1988年在台北创办《台湾立报》。1991年在台湾去世。
25张竹平
·原任职申报，后自立门户。
·1926与人合股购进上海《时事新报》。
·1928，将早年经营的 申时电讯社扩建为 申时通讯社，后成为国内很有影响的通讯社之一。
·1931任英文《大陆报》经理。
·1932与人创办《大晚报》。
·后张 将以上三报一社合并，成立四社联合办事处。在国民党压力下，财阀孔祥熙强行收买。
26史量才
进步的爱国民族资本家、报业家。1912年接办《申报》，自任经理，在他的经营下，《申报》在企业化经营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效。1929年，又陆续购进《新闻报》和《时事新报》等大部分股权，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报业资本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深深认识到民族危亡的严酷事实和蒋介石对日妥协“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危害，毅然赞同团结抗日的主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他组织上海各家日报同时刊载《宋庆龄为邓演达被害宣言》，还发表时评，矛头直指蒋介石。“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史量才发起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并被选为会长，积极募集救国捐款，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同时，史量才还对《申报》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史量才和《申报》的一系列改变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遭特务枪击，当场死亡。
27．邹韬奋
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杰出的新闻记者、报刊活动家、政论家和出版家。从事新闻出版工作近20年之久，前后创办和主编过6报1刊，创办了著名的“生活书店”。
1926年10月邹韬奋担任《生活》周刊主编，开始了他的报刊生涯。“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从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坚决反帝的爱国者，最终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生活》周刊被反动当局查封后，邹韬奋继续创办了《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生活星期刊》、《抗战》、《全民抗战》等报刊，积累了丰富的报刊工作经验。
他写的通讯和评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编辑、出版及经营管理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卓有见地的办报主张，特别是主编《生活》的一系列论述，构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报刊思想，即“韬奋精神”：①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和高尚气节；②密切联系群众，反映人民呼声；③热心服务读者的办报作风；④强烈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
邹韬奋的报刊活动
邹韬奋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杰出的新闻记者、报刊活动家、政论家和出版家。从事新闻出版工作近20年之久，前后创办和主编过7个报刊。
（1）《生活》周刊
1925年10月由上海职教社创办的机关刊物。创刊之初以“传布职业教育的消息”为宗旨。1926年10月，邹韬奋接任主编，不断充实内容、革新版面，逐步发展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九一八”事变之前，该刊以力求政治清明与事业振兴为目标；“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迅速走出改良主义幻想，投入抗日救亡洪流，《生活》周刊也转而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中心，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发起为抗日军队捐款的活动。此外该刊还发表文章系统介绍社会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该刊十分重视读者意见，开辟“读者信箱”专栏，征求读者意见，积极开展为读者服务的工作；该刊的“小言论”专栏也很受读者欢迎。在新闻业务上，《生活》重视选材的趣味性和价值性，主张文风要明显畅快，深得读者好评。
在邹韬奋的主持下，《生活》周刊销数增至15万份，成为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刊物。1933年12月，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2）《大众生活》
1935年，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在发刊词里，韬奋提出要把实现民族解放，铲除封建残余，克服个人主义”为三大目标。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大众生活》竭其全力报道了这一伟大运动的过程，并发表了许多态度鲜明的评论，给学生的爱国运动以热烈的声援。这个时期，发行量达20万份，又创全国期刊发行的最高纪录。1936年2月29日，国民党政府查封了《大众生活》周刊。
（3）《生活日报》
1936年在香港创刊，这是他一生中主编的惟一一张日报。该报出至7月31日自动停刊。
（4）《生活日报星期增刊》
1936年在香港创刊，后改名为《生活日报周刊》。8月，移到上海出版，改名为《生活星期刊》。
（5）《抗战》3日刊和《全民抗战》
1937年8月在上海创办。第二年7月，与李公朴办的《全民》周刊合并，改名为《全民抗战》，在汉口出版，韬奋主编。1941年2月被查封。
（6）香港《大众生活》
1941年 5月17日，《大众生活》在香港复刊。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刊。
邹韬奋的报刊理论
韬奋在长期的报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办报刊的经验，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理论见解：
（1）关于新闻言论自由问题
接办《生活》周刊之初，他认为办报刊应该“心目中全无党派”，报刊应“成为社会上人人的一个好朋友”。在《生活》周刊一再遭受迫害，尤其是在他考察欧美许多国家之后，他对新闻自由的理解发生了深刻变化。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的国家和资本帝国主义所侵略的殖民地，只有少数人享到言论自由的权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却有多数人享到言论自由的权利”。
（2）密切联系读者，热忱为读者服务
①他接办《生活》以后，就开辟了读者《信箱》专栏，他十分重视这个栏目，称读者来信为“本刊真正的维他命”，热心为读者解答各种疑难问题。
②在报刊文风上，强调内容精炼，篇幅短小，提倡“明显畅达”的平民文风。
③在经营上，他认为“报纸上面登载广告，不应该专为了报纸的营业收入，而应该同时顾到多数读者的利益”。尽量减低报刊售价，并坚决拒绝不义之财。
（3）报刊要有特点和个性
他强调新闻工作者要有“创造的精神”。他办的报刊，每一个都有独特的风格，这也是他的报刊为读者欢迎，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之一。
（4）新闻记者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
邹韬奋热爱新闻出版工作，为新闻事业奋斗终生。他曾经提出，理想的编辑至少应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大公无私；二是敏锐的观察和卓越的识见；三是文字畅达；四是至少精通一种外文。他还提出过新闻工作者应该有广博的知识、健全的体格，懂一些自然科学知识。
【“邹韬奋新闻奖”（94）
为了鼓励广大新闻工作者继承和发扬邹韬奋同志真诚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和思想作风而设立的。1993年设立，每两年评奖一次，宁缺毋滥，奖励新闻编辑（如负责通联工作、写新闻评论的、从事新闻研究的人员）的最高奖。】
28.范长江
中国著名记者，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35年7月，他以《大公报》特约记者身份从成都出发，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考察川、陕、青、甘、内蒙等地，撰写了大量旅行通讯，汇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
西安事变后，他深入西安采访周恩来，随后进入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在国内第一次披露了西安事变真相。他发表的通讯《西北近影》和《陕北之行》辑入通讯集《塞上行》。范长江是第一位从白区进入延安，向全国报道陕北革命根据地情况的中国记者。
抗战爆发后，范长江深入前线采写大量通讯。1938年发动创办“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后又于1938年10月20日在长沙与胡愈之等创办国际新闻社。
1939年5月，范长江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
“范长江新闻奖”（92）
（1）是中国记协和范长江新闻基金会联合设立的优秀中青年记者（包括新闻节目主持人、新闻播音员）的最高荣誉奖，也是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常设的全国性新闻奖。该奖1991年开始评选，每两年评选一次。这项奖要求参评者德才兼备，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基本路线，在新闻工作中有突出贡献，人品、文品俱佳，并对参评者的综合业务成果和思想作风、职业道德、社会反应各项进行综合考察和评选。
（2）该奖项以中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范长江的名字命名，旨在表彰和鼓励广大新闻工作者学习和继承范长江同志献身人民新闻事业的崇高精神，推动新闻界多出精品，多出人才，检阅和提高我国新闻工作者的政治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队伍，培养和造就更多的优秀新闻工作者。
二、中国新闻史1874那段戊戌变法创办了万国公报又更名为中外纪闻 求此报影响和意义 以及74年到90年代间新闻史
《中外纪闻》和《万国公报》不同，《万国公报》不具有机关报性质，它一般只有一篇论说，偶尔有点译文。《中外纪闻》除论说外，还有邸报、外电、译报和各报选录，篇幅比《万国公报》增加了一倍，同时又用木刻活字印刷，从内容到形式，《中外纪闻》都是《万国公报》的发展。
强学会的成立和《中外纪闻》的出版，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恐慌，尽管维新派一再表白，他们是集合志士仁人帮助朝廷变法维新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还是“谣琢蜂起”，《中外纪闻》免费送到家门口，还常常遭人怒目相待，因此，虽给重金，有的送报人也不肯代送。
1896年初，在封建顽固派代表人物李鸿章的策动下，御史杨崇伊上书弹劾，攻击强学会是“专门贩卖西学书籍”，“植党营私”，“将开处士横议之风”，请求清王朝立即查禁。元月20日迫于慈禧太后的压力，光绪皇帝只好下令封闭京师强学会，于是只出版一个月零五天的《中外纪闻》也被迫停刊。
三、国内新闻传播专业都有哪些著名的导师？
董天策教授，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广东省宣传思想战线优秀人才“十百千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主要从事新闻理论、大众传播、媒介文化等方向的教学与研究，指导新闻学新闻理论方向、传播学大众传播方向两个学科方向的研究生，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电视娱乐类节目在思想道德与文化建设中作用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90年代中国报业发展趋势研究”，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报业集团核心竞争力与改革创新问题研究”，发表新闻、传播及文学论文近60篇，出版学术著作、教材多部，主要有：传播学导论、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作、网络新闻传播学、公关理论导引、仁智的乐趣：山水泉石，参加编写了新闻传播百科全书、科技新闻理论与写作、都市新闻传播学、网络传播概论、新闻春秋——中国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论文集等著作。现任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四、报纸的来源，谁想到的？
关于中国报纸起源的几种说法
（1）周朝说
我们在前面提到，先秦时代的周朝出现了记事的史官和采风的乐官，因此，有人就推测，像《春秋》和《诗经》这样的史籍，在当时很可能就是一种报纸，它们带有宣传和公报的性质。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几位外国学者，比如说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多年的美国新闻学者白瑞华。但是，这种说法大部分只是学者们的大胆假设，并没有足够的史实根据。先秦的任何典籍中也没有记载周朝的“报纸”的文字。所以，这种说法不能成立。
（2）汉朝说
持这种说法的以我国著名的新闻史学家戈公振为代表。在他的《中国报学史》中的有一节专门论述汉朝的报纸，节的题目是“汉有邸报乎？”他认为，汉朝幅员广大，工商繁荣，文化发达，各藩王与汉武帝之间关系密切，对于京师的政治情报，必定有殷切的需求，而邸报自然应运而生了。应该承认，这些事实都说明了汉朝的确具备了一定的抄发报纸的客观条件，而且也的确有了“邸”这个机构，但是，却没有关于“邸报应运而生”这样类似的记载，在现存的汉朝文献资料中，也看不到“邸报”的字样。因此，汉朝有报纸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另外还有东晋说等，我们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从这些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报纸的起源是需要用能看到的实物或是确定的记载来证实的，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曾对我们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做学问需要有这样的方法“大胆推测、小心论证”，这用在我们新闻史的研究中也非常合适，我们需要根据现有的材料大胆的推测一些材料背后的事情，但是翻回头还需要找大量的史料来对想法进行论证，只有想法是不够的。
根据现有的材料，比较可靠的说法是：中国的报纸开始于唐朝。
3、唐代的进奏院状报
到了唐朝，我们知道，这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空前繁荣强大的一个朝代。它采取了一种与前朝不同的行政制度——藩镇制度。我们在中学历史中已经学到，藩镇割据的形势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随着藩镇势力的日益发展，各藩镇的办事代表“节度使”纷纷在京都设立自己的办事机构，叫做“邸”，后来又改叫做“上都知进奏院”，简称“进奏院”。这里的负责人也就叫做“邸吏”或者是“进奏官”。他们的工作是为所代表的地方长官呈递章奏，下达文书，办理需要和政府中枢各部门请示汇报、联系交涉的各项事宜，也为地方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其中，我们注意到，由邸吏或者是进奏官们，为地方长官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而传抄的报告，已经不同于以往的诏书性质的文件，诏书是有强制性的行政公文，而这些报告，却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仅仅是提供了信息，因此它是一种专门用来传递新闻的渠道。而“邸”或“进奏院”这样的机构，也就成为藩镇首领们设在首都的、了解朝廷和全国情况的信息中心。只是这些报告在当时没有固定的称呼，有称“进奏院状报”的，也有称“状报”或“报状”的，还有称“留邸状报”的等等。因此，可以这么说，如果唐代确实存在“进奏院状报”的话，那么它将是我国最早的报纸。
现在，我们需要证明的就是，唐代确实有“进奏院状报”。有两种途径:一是需要在古籍中找到关于这种形态的报纸存在的确切记载，或者是找到“进奏院状报”的实物来证明。恰巧，这两方面的证据我们都已经找到了。
（1）先说史料的记载。
在唐人的著作和有关唐代的史籍中，已出现“新闻”、“编辑”等名词，至于“报”、“状”、“条报”、“杂报”等词语，更是频繁使用。在有些著作中还对此作了具体的描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个叫孙樵的人在自己的著作《经纬集》中的一篇文章《读“开元杂报”》。
孙樵，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弟子，生活在公元八百多年的唐朝中后期，曾作过中上级的政府官员。
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作于公元851年，这一年，他在科举考试中中了进士，从自己的家乡——襄汉（也就是今天的湖北）一带，来到皇都长安，在长安亲眼看到了“进奏院状报”之后，回想起自己在家乡曾经见到的出自开元年间（713-741）的报纸，所作的一篇文章。（见附录）
在这篇文章中，孙樵生动地描绘了开元杂报的有关情况，使我们研究我国最早的报纸产生情况的宝贵资料。
在文章中，关于《开元杂报》的外观提了两点：一，“数十幅书”，也就是几十张未加装订的单页书面材料。二，“系日条事，不立首末”，也就是按日记事，没头没尾，各页之间互不衔接。
关于它的内容，文章中举了几个例子：“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等等，孙樵后来拿《开元录》核对了一下，“条条可复”，也就是说都可以得到印证。（《开元录》是关于唐朝开元年间的编年史，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我们从其他的史书中仍然可以验证，《开元杂报》的内容确实是发生在开元年间的政治事件。）
孙樵还把他在襄汉间看到的《开元杂报》与后来在长安看到的“条报朝廷事者”相类比，可见它们是同一类型的东西。它的存在，为唐代中期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进奏院状报”提供了一个证明。
我们把它和现在的报纸相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孙樵所看到的“数十幅书”，在当时并没有正式名称，“开元杂报”只是孙樵随意给它加的一个称呼。它没有固定的刊期和报头，是否印刷，现在也还没有定论，但是它肯定是经过复制的多份“条报于外者”的，而且，内容纪录的是最近发生的新闻，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它就是我国的早期报纸。这也就证明了我国在唐代就出现了官方发布、抄录、传播新闻的做法，时间可以追溯到孙樵《读“开元杂报”》一文中引述的史实的上限，也就是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
《开元杂报》的原件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后人根据孙樵的记载作了一份复制品。（见附录）
（2）现存的唐代报纸——“敦煌进奏院状”
我们说，孙樵的《读“开元杂报”》虽然从史实上为我国唐代报纸的出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但是，“开元杂报”却并不存在了，这不得不使人遗憾。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先后发现了两份唐朝进奏院状报的原件，再次为我国古代报纸的产生提供了实物证据。这两份报纸分别保存于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
这两份进奏院状，都是唐僖宗时期，有驻地在沙州的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派驻朝廷的进奏官发回沙州的，因为沙州在今敦煌地区，这两份进奏院状又都曾长期封存于敦煌莫高窟，属于敦煌文物，所以被称为“敦煌进奏院状”。（见方汉奇通史54页图）
从两者的内容看，并不是朝廷公文所载的，而是进奏院官员收集、归纳的，具有新闻报道的性质，因此，它和开元杂报一样，也属于一种由官文书向正式官报转化过程中的原始状态的报纸。
4、我国早期报纸的形态
从以上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我国早期报纸的特征：
内容：进奏院下发的这些报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皇帝的活动、皇帝的诏旨、官吏的任免、臣僚的奏章等等朝廷的政事活动。
发行：这些报状是不定期地由首都向地方传发的，它的主要读者是各地的藩镇长官。
版式：这些报状无报头、无固定名称，有的称为“进奏院状”，有的称为“邸吏状”，有的称为“报状”或“状报”等等。不分栏，只是按照时间顺序依次纪录。
新闻来源：它所提供的信息，有不少是进奏官们自行采集的，有的则是他们所获得的朝廷动态消息中筛选出来的。
所有这些特征，我们用先前给出的“报纸”的定义来衡量一下，就可以看出，我国早期的报纸并不符合报纸所具有的全部特征，只能说，它是一种原始状态的报纸，但正是这种原始状态的报纸，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步成为了我国封建社会新闻传播渠道的主导。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我国古代报纸的发展情况。
三、我国古代报纸的发展
我国古代报纸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宋朝时的发达、明朝时的独立、清朝时的完备。下面我们就依次来看一下它的发展轨迹。
1、发达的宋朝报纸
我国早期的报纸，到了宋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开始出现了在封建政府中枢部门统一管理下发行的官报：邸报。负责发行邸报的机构是进奏院。
（1）邸报
邸报，只是从宋朝开始的，对封建官报的最经常最习惯使用的一种称呼。宋朝的报纸和唐朝一样，也没有固定的名称，邸报是其中一种。
宋朝建立之初，对唐朝的进奏院进行了整顿，我们知道，唐朝的进奏院是由各地方藩镇首领建立的，他们各自为政，各进奏院的官员们只负责摘录各自的长官所需要的信息。这种状况到宋代有了质变。宋朝在这些分散的进奏院之上建立了一个都进奏院，对各进奏院的活动实行统一管理，其中负责信息采集和传报工作的进奏官或邸吏，由封建中央政府统一领导。
这样一来，原来由各个地方诸州的进奏院自行开展的对稿件的采集、编辑、整理、审定等新闻信息传递的工作，就逐步由中枢部门接管，只是在发报环节上，仍由各地的进奏院和进奏官们负责。因此，和唐代的进奏院状比起来，宋代的邸报具有更多的报纸的特征和封建官报的色彩。
首先，它已经不像唐代进奏院那样，只是一种由派驻首都的进奏官向自己的上级藩镇长官报告新闻的新闻信，而是一种在封建中枢部门统一管理下，按照一定制度，一式多份地发往诸路州郡，向地方传报朝廷信息的中央一级官报。
第二，它的读者已经不像唐代进奏院那样，只限于少数藩镇长官，而是逐渐扩展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
第三，它已经完全从官文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官方的新闻传播工具，信息量逐渐加大，新闻的时效性也有所加强。
第四，它是定期连续发行的。发行的周期，各时期不太一样，从每日、每五日到每月，都有过。
不过，虽然邸报比起进奏院状报来显示出更多的进步性，但是邸报和进奏院状报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种事物，他们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即都是封建官报。这一点大家要引起注意。
宋朝邸报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皇帝的诏旨、皇帝的起居、官吏的任免、臣僚的章奏、战报、刑罚等。
为了巩固皇权、维护封建统治的秩序，宋代开始注意到对邸报的传发工作进行管理。其中，严令规定了不许刊登的一些不利于统治的内容，比如说灾异、军情、朝廷机事（也就是皇帝认为容易引起反对和非议的一些事情）、还有未经批转公布的臣僚章疏，这些内容一般都是不允许报道的。为此，宋代还实行了“定本”制度，“定本”，指的是经官方审定的邸报样本，进奏官们必须根据这一样本进行发报，不得超出这个范围。
（2）小报
另外，宋朝之所以被称为我国古代报纸的发达时期，原因不仅仅在于邸报有了质的发展，还在于，在宋朝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古代报纸——小报。说到小报，我们一定会想起“小道消息”这个词，它和我们正常的信息来源相对，是一种非官方的说法。有时候，小道消息比正规的消息来得早，有时候，小道消息传播了正规渠道不传播、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又是迫切想知道的新闻。
“小报”记载的也是非官方发布的消息，它是我国新闻史上最先出现的民间报纸。由于这种报纸为读者提供了不少官报所不载的和官方禁止发表的文件和新闻，满足了他们对朝廷人事变动和政事活动消息的需求，成为邸报的重要补充。而且，可以说，小报是比邸报更为先进的报纸。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仍从报纸本身的特征来看。
首先，小报的内容较为丰富，可读性较高。大家翻回去看一下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邸报，它的内容很局限，无非是皇帝的活动、皇帝的诏旨、官吏的任免、臣僚的奏章这些正常的朝廷政事。而小报比起邸报来，内容则广泛的多，有进奏官提供的邸报没有报道的事情，也有从朝廷泄露出来的和报探大街上窃听到的，等等，内容多，来源广，人们读小报的积极性大大超过读邸报。
其次，小报传播迅速、时效性较强。由于小报不用审查，因此小报往往比邸报传播的早，而且快。
另外，小报的读者面也更广，不仅是官员、士大夫知识分子，社会上关心朝廷政事的人，也有不少是小报的热心读者。
小报的出版，打破了封建官报一统天下的局面，突破了官方对于新闻传播活动的垄断和封锁，具有积极的社会作用和很强的生命力，一直延续到清末。但同时，它也触犯了封建统治者议论朝政的禁忌，泄露了新闻，因此，小报自诞生之日起，都一直处于非法的身份，历来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查禁。
2、明朝时民间报房的出现和报业的独立
目前有关元朝新闻事业的记载不多，因此，这段时期在新闻事业史上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到了明朝，我国古代报纸的发布抄传情况又有了巨大的突破，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民间报房的出现和报业的独立。
明朝的新闻事业与以前的朝代有所区别，它不设进奏院，而是由中枢部门统一安排封建官报的发布抄传工作。发自首都的官报仍被习惯地成为邸报。
明朝邸报的发布和抄传活动，主要通过三个环节：通政司、六科、提塘。通政司汇集各类题奏和地方上报的信息，也就是说臣僚们的章奏，要让皇帝看到，必须经过通政司，因此朝野人士对这个部门都十分重视，认为它是“朝廷的喉舌”；六科收集和发布有关的诏令和题奏，通政司的给皇帝的章奏，经过御览之后，有一部分就交给六科分类抄传，他们抄录的内容逐日装订成册，成为邸报的母本，为了工作方便，六科设在故宫午门外的阙右门和端门之间的长廊一带；提塘的办公地点称为“提塘报房”，没有固定的地点，靠租民房来维持，一般也离故宫不远，比如说，《醒世姻缘传》中提到的一处提塘报房就设在人民大会堂西南侧一带。提塘将这些诏令和题奏从六科抄出，经过筛选和复制，传发到省，再传到府县，通过辗转抄录，在各级官绅中传阅，这就是明代邸报抄传活动的全过程。
明朝邸报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增加了社会新闻，比如说，有这样一则史料：
弘治末，随州应山县女子生髭，长三寸余，见于邸报。
与抄发邸报的地方——提塘报房相比，明代更具重要意义的是民间报房的产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新闻信息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由于邸报的传播范围和传播内容非常有限，是许多人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新闻。小报的产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于新闻的需求，但是由于小报是私自发行，政府很难对其施加有效的控制。于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从明朝开始，政府允许民间自设报房，翻印部分邸报稿件，公开出售。这样，从事抄报和送报工作，就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这一现象在许多史料中都有记载。比如说，明末有一个叫祁佳彪的御史，在他的日记中曾经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何甥来，云送邸报为业。
其中的何甥，是他的亲戚，他的职业就是送邸报。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有姓名可考的与邸报发行活动有关的人。
明朝既有抄报行、报房，又有送报人，作为独立的社会行业之一的报业也正在形成，这是我国新闻事业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3、清朝的京报——古代报纸的完备
到了清代，民间报房有了明显的发展，以京报的刊行为代表。
明代的民间报房，更多是依靠着提塘报房的，他们的消息仍然得自六科和提塘，所刊行的报纸与邸报内容基本一致。到了清朝乾隆年间，一部分人开始从提塘报房中分化出来，他们摆脱了官方的身份，专门以编发报纸为职业。清代的民间报房具有了更强的独立性，他们所刊发的报纸，也与以前的邸报有了明显的变化。清代民间报房所处的报纸，统称为京报，这些报房因而也被称作京报房。
大家把教材翻到25页，这是一份清代京报的封面。我们知道，在这之前的报纸是没有报头和封面的。这时报纸的封面是用黄色的连史纸作的，所以有“黄皮京报”的名称。封面上用“京报”两字作为报头，因此，清代的京报，又可以写作《京报》。报头下面通常给有某某报房的印戳，比如我们书上的这个，就盖的是“集文报房”，说明这份报纸出自当时的集文报房。当时北京存在的像这样有名号的民间报房很多，聚兴、集文、同顺、公兴、连升等十余家。每期报纸一般为4-10页，对叠后装订成册，大小就同书上的差不多。
京报的内容与当时的邸报基本相近，包括宫门抄、上谕和章奏三大部分。宫门抄，实际上就是由朝廷内部传出、张贴于宫门外的新闻，主要包括朝廷的重大活动，比如召见军机、臣僚们的谢恩谢赏、朝廷的典礼和祭祀活动等等。上谕部分主要是照发皇帝的谕旨，任免、褒奖、赏赐等等。章奏部分是臣僚们的奏疏，包括皇帝的批示。由于这些内容很多，一天的报纸不可能全部容纳，因此选择上的不同，就成为京报和邸报之间、以及各报房所处的京报之间的区别。
京报的发行范围不像官方的邸报，只局限于官府的官员中，而是发自社会各界、甚至全国各地。据史料记载，在晚清时期，京报的发行量曾达到1万份左右，这在当时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我们知道，邸报的发行是靠提塘从京城、到省城、再到县乡这样一级一级来完成的，而京报则是由各报房雇用的送报人直接送给订户的，在北京的订户一般在上午10点左右就可以收到前一天的报纸，外地订户最快的两天就可以收到，而边远的省份也能订阅到京报，只不过收到的要慢一些，需要1个月的时间。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京报是我国古代报纸发展最成熟的形态。
另外，与民间报纸相对的朝廷官报——邸报，仍然是新闻传播的主要渠道。在清朝，这种官方新闻事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地方新闻事业的开创上。也就是说，除首都北京外，清代的各省省会和大一点的地方州府，也出现了专门的新闻传播活动。
在清代的地方新闻事业中，各省的提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清代的提塘分京塘和省塘两种，京塘就是设在北京的提塘，它和我们前面提到的明朝时的提塘相类似。此外，在各省的省会还设立了各自的提塘，叫做省塘，他们除了按规定向各衙门发送官文书和转发来自京都的官报外，也通过自设的报房，翻印京报，向省内的官绅出售。这些翻印的京报，已经不局限于官僚机构内部传抄的官报。
除了翻印京报外，地方报房还刊行了一种报纸，受到当地官绅们的注意，这种报纸叫做“辕门抄”。辕门抄，是一种以报道地方官场消息为主的私营报纸。它们和当地发行的京报相配合，以个体供中央信息，一个提供地方信息，成为地方人士了解政情的两个重要渠道。
以上就是我国古代报纸发展的一个大致情况，内容非常多，为了使大家有个清晰的印象，我们在最后对我国古代报纸的状况作一个小结。
四、小结
我国的古代报纸，分为官报和民报两种。其中官报指的是“邸报”，它有很多名称，比如“状”、“邸吏状”、“进奏院状报”、“朝报”、“邸钞”等等，“邸报”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通称。民报又包括两种，一种是产生于宋代的非法的小报，另一种是出现于清朝的合法的京报。它们突破了官方的信息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民众的意见和需求，和邸报比起来，形式和内容都更为先进，具有更多的社会进步性。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不论是官方的“邸报”，还是民间的小报和京报，都只能是古代报纸。它们共同的具有古代报纸的特征。这些特征是什么呢？是通过与现代报纸相比较，而得出的一些不同之处。
首先，它的内容不同于现代报纸。它刊登的是皇帝的谕旨、臣僚的奏折以及官员的任免升降奖惩、宫廷动态等公告性材料。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也没有任何言论。
其次，它的形式也不同于现代报纸。它只是一个材料又一个材料的堆砌，没有分栏，也没有标题，更没有消息、通讯、评论等不同新闻体裁的区分。它没有四开或对开的版面，而是抄印在单张的纸上，或者装订成小册子的形式。
中国古代的邸报，有1100多年的历史，小报有近千年的历史，民间报房出版的京报、辕门抄，也有近400年的历史。它们从诞生到结束，持续的时间都不算短，但发展不快，形式内容的变化不大，在信息量和新闻的时效性等方面，都难以和西方的近代报纸相比。这些报纸之所以发展缓慢，固然受到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各王朝限制报纸出版的文化政策的影响，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封建自然经济的制约。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生活，安土重迁、分散经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封闭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心理状态，都不利于新闻事业的发展。在这样的土壤上，很难产生对新闻的数量和时效要求较高，和商品化的程度较高的报纸。明末清初，受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影响，一度出现过产生这类报纸的契机，但很快就在日益激化的阶级和民族矛盾面前，被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扼杀了。
古代报纸长期发展不快、变化不大的状态，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被迫瓦解，封建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被迫取消，和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幅度的发展以后，才有所改变。但是这时，旧时的邸报和京报，从形式到内容都已完全僵化，适应不了改变的要求，无法再继续发展下去，只得逐渐被近代化的新型报纸所取代。
孙樵《读“开元杂报”》：
樵曩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某略曰：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安北奏诸蕃君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一刻罢。如此，凡数十百条。樵当时未知何等书，徒以为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长安来者，出其书示之，则曰：“吾居长安中，新天子嗣国及穷虏自溃，则见行南郊礼，安有籍田事乎？况九推非天子礼耶？又尝入太学，见丛甓（pi,四声）负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视得石刻，乃射堂旧地，则射堂废已久矣。国家安能行大射礼耶？自关以东，水不败田，则旱败苗，百姓入常赋不足，至有卖子为豪家役者。吾尝背华走洛，遇西戌还兵千人，县给一食，力屈不支。国家则能东封？从官禁兵安能仰给耶？北虏惊啮边甿(meng二声)，势不可控，宰相驰出责战，尚未报功。况西关复惊于西戎，安有扈从事耶？武皇帝御史以窃议宰相事，望岭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舌相戒。况宰相陈奏于仗罢乎？安有廷铮事焉？”语未及终，有知书者自外来，曰：“此皆开元政事，该当时条报于外者。”樵后得《开元录》验之，条条可复。然尚以为前朝庭所行，不当尽为坠典。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tian二声）于某，诚不类数十幅书。桥恨不生为太平男子，及睹开元中书，如奋臂出其间，因取其书帛而漫志其末。凡补缺文者十三，改讹文者十一。是岁大中五年也。
开元杂报复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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