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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案例分析题（四年级上册语文的生字词语）
发布时间：2023-05-01 12:5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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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让小编来大家介绍下关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案例分析题的问题，以下是小编对此问题的归纳整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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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求：马伯里诉麦迪逊的案情描述及判决书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发生于1801年初，当时美国的党争非常激烈。以亚当斯为首的联邦党与以杰弗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之间的政治角逐白热化。在1800年底举行的总统大选中，亚当斯未获连任，杰弗逊获胜，成为美国第三任总统。在交接之前，亚当斯利用手中的权力及其由联邦党所控制的国会，对司法机构作了重大调整，提名时任亚当斯政府国务卿的联邦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的马歇尔继任首席大法官。这一提名立即获得国会批准。但是马歇尔并未立即就任，续任国务卿至换届为止。与此同时，亚当斯抓紧提名由联邦党人出任新调整的法官职位，这些新提名的法官在杰弗逊就任总统前两天获得由联邦党人控制的国会批准。。在亚当斯任职总统的最后一天，即1801年3月3日，他正式签署了42名哥伦比亚和亚历山大地区的法官的委任书，并盖了国玺。这些委任状都由国务卿马歇尔颁发给法官本人。但是由于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仍有几位法官的委任状未能送出。其中一位就是马伯里。3月4日，杰弗逊就任总统任命麦迪逊为国务卿。杰弗逊对亚当斯卸任前的这些做法十分恼火，决心采取措施纠正。第一个办法就是停发尚未发出的法官委任状。
马伯里等几位已得到法官任命，但未接到委任状的人对此当然不满，因此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最高法院对国务卿麦迪逊下达法院强制令，强制他向马伯里等人发出委任状，故此案名为马伯里诉麦迪逊案。马伯里等人的这一请求的法律依据是美国1789年9月24日通过的《司法法》第13条。它规定，美国最高法院具有受理针对美国官员的排他管辖权，可以针对美国政府官员下达强制令。
杰弗逊从宪法理论上认为最高法院无权对政府下达这种强制令。因此他提示麦迪逊拒绝出庭，拒不说明不送达委任状给马伯里等人的理由。马歇尔接到这一诉讼后感到很难办，他也知道，即使最高法院同意马伯里的请求，下达强制令，强令麦迪逊向马伯里发出法官委任状，麦迪逊也未必执行，可能导致一场宪法危机。但是马歇尔就是马歇尔，他是这样处理本案的：
马歇尔认为首先必须弄清马伯里的权利是否受到伤害，这一问题若不清楚就谈不到法律救济；如他的权利确实受到伤害，那么才有可能讨论司法救济。马歇尔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委任状已经由总统签署，说明委任已经作出，国务卿已经在委任状上盖上了美国国玺，而得到了正式任命。法律设定了这一官职，给他任期5年的权利，并且独立于行政部门，这一任命因而是不可撤销的。马伯里的法律权利是受美国法律保护的。最高法院认为，阻碍他的任命的行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而且是侵犯法律权利的行为。”这个分析指明了马伯里就任法官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
接着马歇尔又提出并回答了第二问题，这就是，如果他就任法官的权利受到侵犯，那么法律应当对他给予什么救济？他说：“公民权利的精髓在于公民受到侵害时，每个公民都有权请求法律保护。政府的第一职责也就在于给予这种保护。人们强调美国政府是法治政府，而不是人治政府。如果法律不对侵犯权利的行为给予救济，也就不再能享受这一美称了。”马歇尔对第二个问题同样做了肯定的回答，认为马伯里就任法官的权利受到了侵犯，他有权请求法律救济。法律也应当对他给予救济。
根据上述推论，马歇尔认为，马伯里有就任法官的权利，拒不向他送达委任状侵犯了他的权利。但是，是否应给予他救济完全取决于他的请求的性质。他请求下达强制令，那么法院就必须调查国务卿不给马伯里送达委任状的理由，那就涉及到行政权，行政首长的自由裁量权，谈到政治问题。马歇尔说：“法院的唯一职责是裁决个人权利，而不应调查行政部门或行政官员是如何用自由裁量权履行其职责的问题。这种问题在性质上是政治问题，根据宪法和法律应由行政部门处理，不应由法院处理。”
但是，根据《1789年司法法》第13条的规定，法院有权对任何行政官员发出强制令。按照马伯里的请求，最高法院也就应当发强制令。马歇尔认为，如果按照这一规定向麦迪逊发出强制令，则违反了美国宪法的规定。美国宪法第三条规定：“对于涉及大使、其他公使和领事的一切案件，以一州为当事人的案件，最高法院有初审管辖权。对于前述一切其他案件，最高法院有关于法律与事实的上诉管辖权。”马歇尔认为，马伯里的法律请求显属宪法所指的“其他案件”，也就是说，最高法院对此种案件只有上诉管辖权，没有初审管辖权。马歇尔说，若由最高法院直接下达强制令，命令国务卿送达委任状，等于行使了初审管辖权。
面对宪法与法律的冲突，马歇尔提出了一个极有价值的宪法问题：一部违宪的国会立法能否成为国家的法律？他认为，宪法是由人民制定的。他说：“宪法要么是优先的、最高的法律，不能以普通方法加以改变；要么宪法就如同普通立法一样，立法机关想怎么变就怎么变。此外别无他途。如果是前一种的话，立法机关所立的与宪法相违背的法就不是法律；如果是后一种的话，那么成文宪法就是荒谬的企图，对于公民来说，限制权力的企图本身就是不可限制的。”他说：“显然，制定宪法的人们都意在使宪法成为国家的根本法、最高的法，因此，任何理论的推理都必然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若与宪法相违背就是无效的。”他认为，这是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必须坚守。
既然违背宪法的法律无效，法官就不能适用它，那么这又必然涉及到另一个基本问题，谁有权认定什么是法律？什么是违宪的法律？马歇尔认为这一权力属于司法机关。他说：“将既定规则适用于特定案件的人必然要解释这种规则。如果两个法律相互抵触，法院必须决定适用其中哪个法律。如果一部法律是违宪的，而该法与宪法都适用于同一案件，那么法院必然要么无视宪法，适用该法，要么无视该法，适用宪法。”他认为这是司法的本质所在。显然，他认为宪法是至高无上的、是受人崇敬的，法院只能、只应当服从宪法，适用宪法，而且法官受命时是要对宪法宣誓效忠的。由此他得出结论，《1789年司法法》是违宪的，无效的，不能适用于本案，因而驳回了马伯里的请求。
这个案子虽然早已判结，但是，它的影响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逝，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深远。因遵循先例原则，这个经典的判例被引用了数百次之多，开创了司法机关审查违宪立法的先河。马歇尔在判决此案时，虽然考虑了党争的因素，但是他的判词有着实实在在的宪法理论依据，他所阐述的宪法理论思想影响了美国宪法的全部发展史。正如大法官弗兰福特在1955年所说：“自马歇尔时代开始，并且主要因为他创立的经验，在讲英语的法院里都认为马伯里诉麦迪逊判例是成文宪法的不可缺少的固有特色。”
显然，马歇尔并非就事论事地判决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而是想通过这个判例阐明他的宪法理论，主张司法对违宪立法的审查权。马歇尔的判词之所以在美国相当普遍地为人们接受，近两百年来人们仍然信奉它，也是因为他所主张的理论比较符合美国的宪政思想，符合美国的宪法理论与实践。马歇尔之所以能创立此判例，并为人们接受，证明他的宪法理论有着美国人所认同的共同基础。美国的宪法和政治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之上的，三权分立、三权均衡、三权相互制约是美国宪政所追求的目标。马歇尔提出司法机关有权审查违宪的立法，正好符合这种理论目标。早在1787年宪法制定之后正式通过生效之前，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就曾反复论述三权分立的理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直截了当地讲到司法的违宪审查权问题。汉密尔顿说：“法院必须有权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如无此项规定，则一切保留特定权利与特权的条款将形同虚设。”他认为宪法规定了对立法权的限制，如没有一个机构去执行这种限制，那宪法就如同一纸空文。马歇尔在他的判词中，还举例论证说，例如宪法明文规定国会不得制定追溯既往的法律，这就是对立法权的明确限制。如果制定了追溯既往的法律则是违宪的。汉密尔顿也认为限制立法机关越权的最好机构就是法院，他认为在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机构中，司法是最弱的一个部门，“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故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汉密尔顿认为，既然司法部门既无刀枪，又无金钱，对宪法造成损害的可能性最小，由它来监督宪法则最合适。他还明确地说：“宪法除其他原因外，有意使法院成为人民与立法机关的中间机构，以监督后者局限于其权力范围内行事。解释法律乃是法院的正当与特有的职责。而宪法事实上是亦应被法官看作根本大法。所以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如果二者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分歧，自应以效力及作用较大之法为准。亦即：宪法与法律相较，以宪法为准；人民与其代表相较，以人民的意志为准”。马歇尔的判词与汉密尔顿的言论如出一辙。汉密尔顿是公认的美国宪法之父，在制定美国宪法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不知为何，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的判词中却丝毫没有提到汉密尔顿的名字。但无论如何，汉密尔顿的言论是对马歇尔所立判例最有力的理论支持。
马歇尔的判词与汉密尔顿的论文是美国实行司法审查的最经典的理论。汉密尔顿从理论上指出，美国要实行三权分立的宪政，三权之间的权力分配要尽可能平衡。但实际上司法部门在三权中最弱，因此可以由它行使违宪审查权。他还意识到，宪法是人民制定的，是根本大法。法律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制定的。人民的代表必须服从人民，法律必须服从宪法，宪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人民的代表所立之法若悖于人民制定的宪法，那么这种法律就应当是无效的。他还认为，立法权应当是有限制的，不是无限的，对立法权的这种限制也不能仅指望立法机关自己限制自己，而必须有一个机关去限制它，他认为司法机关则是行使这种限制、监督立法机关职权的合适机关。
马歇尔则从司法操作的角度论述了司法审查的必要性。简单地说，他认为，如果有两部法律同样适用于一个案件，而这两部法律的规定则是相互冲突的，法官只能择其一而适用之。问题在于择哪一个而用之。显然，马歇尔认为只能择宪法而用之，而把与宪法相冲突的国会立法弃之不顾。汉密尔顿和马歇尔都认为，司法机关要将一个具体的法律规定适用于一个具体的案件，必须涉及到对法律的解释，不解释法律，就弄不清法的含义，也就谈不到正确适用法律。显然，法官必须解释法律，并在解释法律的基础上审查法律的合宪性问题。马歇尔则直率地提出：“重要的是，司法机关的职责是说明什么是法律。”他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法律解释权归司法机关的原则。应当说，马歇尔和汉密尔顿从理论和实践上讲清了司法机关审查违宪立法的必要性的可行性，奠定了司法审查的理论基础，并且基本上能为美国人所接受，也基本上适应美国的国情。正因为如此，虽然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司法审查，但在美国近两百年的实践中，司法审查成了美国宪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并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马伯里诉麦迪一案的经过及意义
经过六年的反对英国的独立战争，美国终于在1783年赢得了独立。但美利坚共和国的正
式建立却是在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被各州批准以后。1789年4月，联邦政府成立，独立战
争领导人乔治·华盛顿(GeorgeWashington)被推选为第一任美国总统。建国后不久美国
国内就因利益不同和政见分歧，出现了联邦党(federalists)与反联邦党
(antifederalist)的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republicans)两大阵营。大体而言，联邦党
人主张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反对法国大革命，而民主共和党人则主张维护各州的自主
地位，对外同情法国大革命。美国宪法虽然将联邦权限明文列举于宪法，并将未列举的
剩余权力则归属于各州，但是由于美国宪法相当简练，解释的弹性很大，因此谁拥有对
宪法的解释权，谁就可以在政治斗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的政党和选举政治还不成熟，总统和副总统混在一起选举，得
选举人票最多的为总统，其次为副总统。于是，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JohnAdams）继
乔治·华盛顿之后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而民主共和党人托马斯·杰弗逊
（ThomasJefferson）则成为他的副总统。在其第一届任期即将期满的1800年7月，亚当
斯任命他的联邦党人朋友约翰·马歇尔(JohnMarshall)为国务卿，协助他竞选连任。
在1800年美国的总统选举中，亚当斯只得了65张选举人票，而民主共和党的候选人杰弗
逊和艾伦·伯尔(AronBurr)，却各得了73张选举人票。根据当时的规定，由各州在众议
院以州为单位（一票），投票选择杰弗逊和伯尔两人中的一位为总统另一位为副总统。
由于联邦党人宁可把票投给腐败无能的政客伯尔，也不愿选择在他们看来支持法国大革
命的"危险的激进派"。于是，杰弗逊只得了18个州中8票，未能超过半数。在一个星期
内，众议院一共进行了35次无记名投票，结果都是如此。这时，联邦党人的领导人、杰
弗逊的政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督促他所能影响的联邦党人，让他
们控制的几各州投了空白票，从而使杰弗逊以微弱多数当选。因为在汉密尔顿看来，杰
弗逊至少是正人君子，而伯尔则是没有原则性的投机政客。这时已是1801年2月17日，离
总统总统就职只剩下了两周。
在同时举行的国会选举中，联邦党也遭受重大的失败。这样，他们不但失去了总统的宝
座，同时也失去了国会的控制权，于是，联邦党人就把希望寄托于联邦司法部门，借以
维持他们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乘着新总统上台和新国会召开之前，国会中的联邦
党人在1801年2月13日通过了《1801年司法条例》(TheJudiciaryAct),增设了5个联邦地
区法院和3个联邦巡回法院，由此增加16个联邦法官的职位。1801年2月27月，国会又通
过一项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theDistrictofColumbiaOrganicAct)，授权总统可以任命特
区内共42名任期5年的治安法官(JusticesofPeace)。这样一来，亚当斯就可以在新总统
上台之前，任命他的联邦党人来可担任这58新增的法官职位。为此，亚当斯忙乎了半个
月，直到卸任前一天（1801年3月3日）午夜才结束所有58个法官的任命程序，与此同
时，国务卿马歇尔则在所有"星夜法官"的委任状(commission)上盖上国玺。人们因此把
这批法官称为"星夜法官"(midnightjudges)。
在此之前的1801年1月20日，亚当斯总统还作出了惊人的举动，任命国务卿马歇尔担任最
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1月27日，经参议院同意后，马歇尔于2月4日正式到职赴任。但
是，马歇尔此时并末辞去国务卿的职务，只是不支领国务卿的俸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
到1801年3月3日亚当斯总统任期届满为止。为当时正是新旧总统交接的之际，马歇尔一
面要向新国务卿交接，一面又要以首席大法官的身份主持新总统的宣誓就职仪式，忙得
晕头转向，竟然来不及把由他亲自盖章的17份委任状送到所委任的"星夜法官"之手。
新总统杰弗逊对联邦党人的这些阴谋诡计深恶痛觉。他在1801年3月4日上任后，得知有
17份治安法官的委任状仍滞留在国务院，便立即指他示他的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
(JamesMadson)扣发这些委任状，并示意麦迪逊将这些委任状"如同办公室的废纸、垃圾
一样处理掉"。接着，民主共和党人控制的新国会通过新的立法，在1802年3月8日废除了
《司法条例》，进而也就砸了21个联邦法院"星夜法官"的饭碗。不过，新国会没有撤销
有关治安法官的《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为了防止被免职的"星夜法官"向最高法院控
告新国会的作法，新国会还进一步以重新安排最高法院开庭日期的办法，暂时关闭了最
高法院，改一年两次开庭为一次开庭，从而使最高法院在1801年12月-1803年2月关闭了
长达14个月之久。当最高法院再次开庭时，已经是1803年2月了。
但这一作法仍不能阻止联邦党人利用最高法院对民主共和党人进行反击。最高法院刚开
庭，未拿到委任状的治安法官威廉·马伯里(WilliamMarbury)与另外三个同样情形的"星
夜法官"便跑到最高法院起诉麦迪逊，要最高法院下状纸（writofmandamus）命令麦迪逊
交出委任状，以便走马上任。他们起诉的根据是《1789年司法条例》
(JudiciaryActof1789)第13条的规定："联邦最高法院在法律原则和习惯所容许的范围
内，有权向联邦政府现职官员下达命令，命其履行其法定义务"。这正是马歇尔求之不得
的机会，他立即受理了此案。这就是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不过，如何处理这个案子，对马歇尔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如果他支持马伯里，下令
麦迪逊发出委任状，麦迪逊极可能拒绝执行，而法院并没有任何手段来执行这一判决。
如果他不支持马伯里，这无疑是向世人表明联邦党人已向民主共和党人屈服。在冥思苦
想之后，马歇尔和他的最高法院的伙伴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经过一番精
心准备，1803年2月24日，马歇尔宣布了最高法院的判决，马歇尔后来把它称为"其法官
生涯中最明智的决定"。在代表最高法院宣读判词时，马歇尔首先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申诉人马伯里是否有权得到他所要求的委任状？
第二，如果他有这个权利而且这一权利受到侵犯时，政府是否应该为他提供补救的办
法？
第三，如果政府应该为申诉人提供补救的办法，是否是该由最高法院来下达强制执行
令，要麦迪逊将委任状派发给马伯里？
马歇尔明确表示，对第一个问题："本院认为，委任状一经总统签署，任命即为作出；一
经国务卿加盖合众国国玺，委任状即为完成"。"既然马伯里先生的委任状已由总统签
署，并且由国务卿加盖了国玺，那么，他就已经被任命了；因为创设该职位的法律赋予
该官员任职5年，不受行政机关干预的权利，所以，这项任命是不可撤销的，而且赋予该
官员各项法律上的权利，这些权利受他的国家的法律的保护。""因此，拒发他的委任
状，在本法院看来，不是法律所授权的行为，而是侵犯了所赋予的
法律权利。"
对第二个问题，马歇尔的回答也是肯定的。他论证说："每个人受到侵害时，都有权要求
法律的保护。政府的一个首要责任就是提供这种保护。合众国政府被宣称为法治政府，
而非人治政府。如果它的法律对于侵犯所赋予的法律权利不提供补救，它当然就不值得
这个高尚的称号。"他甚至上纲上线地说："如果要去除我们国家法律制度的这个耻辱，
就必须从本案的特殊性上做起。""因此，我们有责任查明：在我们的社会是否有人免于
法律调查，或者受伤害一方被拒绝给予法律补救。"也就是说，国务卿麦迪逊不得剥夺马
伯里既得的权利，法院有责任帮助马伯里从麦迪逊那里获得委任状。
话到这里，人们自然会认为马歇尔会立即对麦迪逊下达执行令，以便让联邦党人皆大欢
喜。但出人意料的是，马歇尔没有这样作，而且，他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在
他看来，虽然联邦法院有权对行政官员发出执行令，但在马伯里这一案件中，这并不是
联邦最高法院的责任，因此它无权命令麦迪逊发出委任状，也就是说，马伯里告错了地
方。他的论证是这样的：最高法院是否有权发出执行令取决于它所管辖的范围。根据美
国联邦宪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只有涉及大使、公使、领事等外国使节或州政府为一
方当事人的案子时，最高法院才有初审权(originaljurisdiction)。而马伯里即非外国
使节也不是州政府的代表，因此最高法院对他的案子并无初审管辖权。同时，在联邦宪
法规定的最高法院的固有权限方面，也没有把向行政官员下达执行令包括在内。显然，
马伯里起诉麦迪逊所依据的《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条与宪法存在冲突。据此，马歇尔
把问题一下子跳到了国会法律的合法性上。在他看来，真正的问题是最高法院究竟是应
遵从《司法条例》第13条，还是遵从《联邦相符》来作出裁定？
这一部分的阐述遂成了这个判决的根本和主体，也成为美国宪政史的华彩篇章。马歇尔
指出，国会通过的《司法条例》在规定最高法院有权向政府官员发出状纸时，它实际上
把联邦宪法所规定的原始司法权扩大了。如果最高法院执行了《1789年司法条例》，就
等于最高法院承认国会可以扩大宪法明确授予它的权力。但事实却是，国会没有这个权
力。因为宪法是人民制定的，制宪是人民"原始权利"的伟大运用，但这种权利的运用"不
能也不应经常地反复"，所以，宪法一旦制定，其基本原则也就确立起来，这些原则所产
生的权威在制宪时就被认为拥有"超越一切的"（supreme）和"恒久的"(permanent)"的性
质。
在给出这个前提后，马歇尔便提出，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宪法控制任何与其不符的立法还
是立法机构可以通过一项普通法来改变宪法。在这两个选择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宪法或
者是一项至高无上(superiorparamount)的、不能用普通方式改变的法律，或者是与普通
立法一样，当立法机关愿意改变它他时就可以被改变。如果是前者，那么一项与宪法相
抵触的立法便不是法律；如果是后者，那么成文宪法不过是人们的些荒唐的企图，用来
限制一种本质上不可限制的权力〖指立法权〗"。
话说到这里，宪法的神圣性已呼之欲出。接着，马歇尔趁热打铁，抛出了他最后的撒手
锏，明确提出如果法律和法律之间，以及立法机关的立法与宪法冲突时，最高法院必须
就其中一个的合法性作出裁决，因为"判定什么是法律断然属于司法部门的权限和职
责"。因此，当宪法和一项普通法同时适用于某个案件，而且两者存在冲突，只能实行其
中一个时，最高法院的决定当然已宪法为准。如果法官不承担起维护宪法的责任，就有
违他尽职尽责的誓词，这"无异于犯罪"。出于这一责任，他宣布，"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
无效"，也就是《司法条例》第13条违宪无效。
虽然马伯里的官运没能实现，但联邦党人与民主共和党人在司法领域中的较量可谓大获
全胜。本来，在杰弗逊等民主共和党人已经明确表示即便最高法院下了执行令，他们也
不会执行。并且打算以此为由，来弹劾马歇尔和他的四位联邦党人最高法院法官（当时
的最高法院由五位法官组成，清一色联邦党人）。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马歇尔来了
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为马伯里正名争气的同时，却避开了民主共和党人所设的陷
井，直接指向法律和宪法孰重孰轻这一根本问题，最终确立了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
虽然1787年的美国宪法和1789年的《司法条例》并没有对司法审查权有明确的阐述，更
没有提到最高法院可以宣布国会、州议会或行政当局的行为违宪无效。但马歇尔的判决
也非无
源之水，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的根据。在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中，美国的
宪法之父之一汉密尔顿强调："解释法律乃是法院的正当和专有的职责。而宪法事实上
是，也应被法官看作是根本大法。所有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
属于法院。如果两者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分歧，自以效力及作用较大之法为准。宪法与
法律相较，以宪法为准"。在汉密尔顿看来，立法机关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约束，"这
类限制须通过法院来执行，因而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
（《文集》，392－93）
在马歇尔的判决中，不难看出汉密尔顿的理论影子。不过，他虽然坚持最高法院拥有司
法审查权，但并没有明说在联邦政府的三个部门中最高法院拥有最终和唯一的的宪法解
释权，也没有强调最高法院的审查权比国会和总统可能拥有的权力更高。这可能是马歇
尔的高明之处。他深知，国会的任何法律最终都会涉及到公民的权利，而只要是权利问
题，就有极大可能会演变成为需要由法院来裁决的司法问题，这样一来，最高法院自然
就拥有了事实上的最后宪法解释权。在当时，马歇尔的司法审查理论还看不出其深远的
影响，因为直到1857年斯科特案时，最高法院才第二次宣布另一项国会法律违宪。但
是，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这是美国宪政历程上最有影响的一页，它为美国联邦司法部
门配备了强大的永久性法律工具，建立起一道防止各级政府（立法和行政）侵害公民权
利的法律屏障。这大概是马伯里、麦迪逊，甚至是马歇尔本人都始料未及的。
尽管如此，马歇尔的判决本身完全是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大多数学者甚至认为，马歇
尔的判决实际上有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马歇尔的判决的根据之一是最高法院对此案
没有最初的管辖权，无权受理。这意味着它根本就不应该作出判决，而是把案子打到有
管辖权的联邦地方法院。但他并没有这样作，而是一方面根据《司法条例》接受此案，
另一方面又以它与宪法相冲突为由宣布它违宪。不过，马歇尔似乎可以辩解说，他接受
此案时，并不知道它无权受理，无权受理只是在受理过程中获得的新认识的一个结
果。
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党派斗争需要的这一判决，终于成为美国宪政历史的一个里程碑，
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嘲讽。不过，人类历史有太多这样的例子，自私的动机成就了伟
大的事业。
三、概括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威廉·马伯里被即将离任的约翰·亚当斯总统任命为太平绅士。1801年，参议院批准了这一任命。但是，由于官僚的疏忽，当时的国务卿约翰·马歇尔没有向马伯里派出正式的委任状。下一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指令他的国务卿麦迪逊不要将委任状投递给马伯利，因为他是联邦党员，而非民主共和党员，执政时任命的。
根据国会于1789年颁布的《司法法案》，马伯里在美国最高法院一审起诉麦迪逊，要求最高法院颁布训令状，命令麦迪逊将委任状投递给他。
扩展资料：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件的深远意义：
1、从司法角度来看，本案堪称法律史上最伟大的判例。它在美国宪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奠定了近代司法权真正的权威；在全世界范围而言，这个判例也是开创违宪审查的先河。
2、阐释了为维护宪法权威必须建立违宪审查机制的道理。现在世界上，除了由普通法院作违宪审查之外，还存在由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和议会等作违宪审查的模式。
3、将权利救济列入法治国家的衡量标准，确立了司法最终原则。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马伯利诉麦迪逊案
四、急！急！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所确立的法律原则及意义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所作的判决，重要的并不在于对该案件本身如何处理，而是公开确认了最高法院有权审查联邦政府的行为和立法机关的法律、法令等是否合宪。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案例，但是在世界宪政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宪法原则和宪法制度的确立与完善等方面，更是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首先，“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了美国的违宪审查学说，并因此而成为一项制度。司法审查制度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宪政制度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说影响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宪法监督的进程。
其次，“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进一步完善了“宪法至上”的观念。马歇尔在此案中强调：宪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所以它适当地控制着政府的一切权力，包括国会权力的行使。因而宪法高于一切法律，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是无效的。这就更加明确并完善了“宪法至上”的观念。
再次，“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所确立的违宪审查制度，进一步完善了“三权分立”的体制，强化了司法权对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制约，有助于协调国家机关的内部关系，形成比较完整的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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