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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司法审判意义（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审判程序）

发布时间：2023-04-30 00:04:54 稿源：创意岭阅读：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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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用宪法的角度分析马德里诉麦迪逊案的价值
2、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3、围绕马布里诉麦迪逊案的事件是否代表了杰斐逊对美国愿景的胜利?
4、约翰·马歇尔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司法审判意义（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审判程序）

一、用宪法的角度分析马德里诉麦迪逊案的价值

从宪政理论角度看，按照欧洲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utedquieu）、卢梭关于限权政府、分权制衡、主权在民的宪法和制度设计原则，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职能和权限应当严格区分，相互独立，彼此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另外，在分立的三权之中，如果一定要判定哪一权处于更优越的地位，那显然应是拥有民意基础的立法权，无论如何也轮不到非民选的司法部门占据至高无上、一锤定音的权威地位。这样，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实际上使马歇尔大法官陷入了一种左右为难、必输无疑的两难困境。他当然可以正式签发一项执行令，命令麦迪逊按照法律程序发出委任状。但麦迪逊有总统兼美军总司令杰弗逊撑腰，他完全可能对最高法院下达的执行令置若罔闻。可是，如果马歇尔拒绝马伯里合理的诉讼要求，那就等于主动认输，承认最高法院缺乏权威，无法挑战行政部门高官目无法纪的举动，不仅愧对同一阵营中的联邦党人战友，而且使最高法院颜面扫地。经过半个多月的苦思冥想，他终于琢磨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绝妙判决，令后人拍案称奇，赞不绝口。马歇尔的判决既表现出司法部门的独有权威，又避免与行政当局和国会迎头相撞、直接冲突.马歇尔在判决中首先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申诉人马伯里是否有权利得到他所要求的委任状？第二，如果申诉人有这个权利，而且这一权利受到侵犯时，政府是否应该为他提供法律救济？第三，如果政府应该为申诉人提供法律救济，是否是该由最高法院来下达执行令，要求国务卿麦迪逊将委任状派发给马伯里？答案都是肯定的。可是，马歇尔在此突然一转，他引证宪法第3条第2款说：“涉及大使、其他使节和领事以及以州为一方当事人的一切案件，最高法院具有原始管辖权（original jurisdiction）。对上述以外的所有其他案件，最高法院具有上诉管辖权。” 如果把马歇尔的上述引证换成一句通俗易懂、直截了当的大白话，那就是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当事人既非外国使节，也不是州政府的代表，所以最高法院对这类小民告官府的案子没有初审权。马伯里告状告错地儿了。按照宪法规定的管辖权限，马伯里应当去联邦地方法院去控告麦迪逊。如果此案最终从地方法院逐级上诉到最高法院，那时最高法院才有权开庭审理。可是，富商马伯里高薪聘请的律师、前任联邦总检察长查尔斯·李并非不懂诉讼程序的外行，他之所以一开始就把马伯里的起诉状直接递到了联邦最高法院，依据的是国会1789年9月通过的《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款。针对这个问题，马歇尔解释说：《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款是与宪法相互冲突的，因为它在规定最高法院有权向政府官员发出执行令时，实际上是扩大了宪法明文规定的最高法院司法管辖权限。如果最高法院执行《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款，那就等于公开承认国会可以任意扩大宪法明确授予最高法院的权力。马歇尔认为，此案的关键性问题在于“是由宪法控制任何与其不符的立法，还是立法机构可以通过一项寻常法律来改变宪法。在这两种选择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宪法或者是至高无上、不能被普通方式改变的法律，或者它与普通法律处于同一水准，可以当立法机构高兴时被改变。如果是前者，那么与宪法相互冲突的立法法案就不是法律；如果是后者，那么成文宪法就成为人们的荒谬企图，被用来限制一种本质上不可限制的权力。”话说到此，宪法的神圣性已呼之欲出。接着，马歇尔趁热打铁抛出了最后的杀手锏。他斩钉截铁地指出：“宪法构成国家的根本法和最高的法律”，“违反宪法的法律是无效的”，“断定什么是法律显然是司法部门的职权和责任”。如果法官不承担起维护宪法的责任，就违背了立法机构所规定的就职宣誓，“规定或从事这种宣誓也同样成为犯罪。” 据此，马歇尔正式宣布：《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款因违宪而被取消。这是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一次宣布联邦法律违宪。

二、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基本案情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在其任期的最后一天午夜，突击任命了42位治安法官，但因疏忽和忙乱有17份委任令在国务卿约翰·马歇尔卸任之前没能及时发送出去；继任的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让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将这17份委任状统统扣发。威廉·马伯里即是被亚当斯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任命为治安法官，而没有得到委任状的17人之一。马伯里等3人在久等委任状不到、并得知是为麦迪逊扣发之后，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起诉讼。

这件案子有点乱，涉及到两党交锋的问题，我简单梳理下来大概是这样的：现总统派国务卿麦迪逊扣押了前总统的“突发任命”，其中一名受命者马伯里因权益受损而起诉麦迪逊至最高法院。法官马歇尔要求麦迪逊给与解释但是由于现总统的默许他并未回复马歇尔的询问。这个案件焦点有三：一，申诉人马伯里是否有权得到他所要求的委任状?第二，如果马伯里有权，这一权利受到侵犯时，法律是否该伸出正义之手？如果法院受理本案，马伯里理应得到救济。但是马歇尔犀利地看到马伯里所依据的理由是1789年《司法法》第13条的规定，即最高法院有权在法律制度和习惯授予的权限的范围之内向在合众国任职的人员发布法院的命令状，这与联邦宪法第3条第1款相抵触，因为宪法本身把最高法院的初审权限制在涉及到大使、公使、领事以及以州为当事人的案件，所以马歇尔以最高法院无权受理此案驳回申诉。

个人思考与感受

虽然这案子让人替马伯里觉得有点冤，因为官官相护的成分实在太强了，但是我还是忍不住为马歇尔的机智喝彩。他在判决书中说道：“宪法要么是一个高级的、永恒的法，不能被普通法所改变，要么与普通立法处于同样的地位，就象其他法令一样，当立法机关愿意改变它时就改变它。

如果两者中的前者是对的，那么一项与宪法相违背的立法就不是法律，如果后者是对的，那么成文宪法就是荒唐的企图。”马歇尔通过“司法机关无权受理本案”的理由驳回了马伯里的上诉。通过此文案，我们可以看到宪法的权威性。宪法在所有法律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起草宪法的人，必然以宪法为国家的最高法律，在成文宪法之下，法律违宪者自然是无效的。

此案的第二个亮点在于马歇尔阐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享有违宪司法审查解释权的理由。三权分立的三权分别为立法、行政、司法。独立于立法之外的司法有自主解释宪法权，以纠正立法的谬误。在实行人民主权的国家，宪法代表了人民的最高意志，但是这并不绝对，法院在人民和国会之间起调停作用，以保证人民权利不受宪法令侵害。

本案作为围宪经典案例第一确立了宪法为联邦最高法律，不得违反，二来为最高法院赢得了违宪审查权，为三权分立奠定了基础。

通过此案，我认识到了宪法的绝对地位但是也有些担心——随着时代的演变，真理是会逐渐变化的，希望司法机关能及时更新法条，确保宪法的严谨性和人民权益。

三、围绕马布里诉麦迪逊案的事件是否代表了杰斐逊对美国愿景的胜利?

马布里诉麦迪逊案,让胜利看起来好像是失败

“马布里诉麦迪逊案”给我们留下的制度财富或许远远超出了马歇尔大法官本人的预料，留给我们的思考也是非常多的。一般人很难理解马歇尔大法官在处理本案的内在逻辑，貌似承认了最高法院的弱势地位，貌似让原告方的诉求落空了，可是他又非常明确地在判决中承认了原告方有获得救济的权利，承认委任状的合法有效，但还是让马布里不败而败，让步性的重新定位了最高法院在宪法法律中的权限职责。如果从当时来看，最高法院和马布里都是失败者，失败得有点迷感。但是从长远来看，恰如前文所说，最高法院却是最大的获益者。本案中的首席大法官马歌尔在处理因政党纷争产生的事件时，既充分考虑当时的政治现实，也尊重了宪法的权威，非常艺术非常巧妙地处理好了政治与法律的关系以及宪法与法律的关系。

四、约翰·马歇尔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1803年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确立起来的联邦司法审查制度，是当时美国统治阶级内部两大派矛盾斗争的产物。1800年大选结果，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总统落选，民主党候选人托马斯·杰弗逊当选。

面临大选失败的联邦党当然不甘心。他们在失去行政和立法主导权力的情况下，将眼光自然放在了司法权的争夺上。1800年12月，亚当斯总统任命国务卿马歇尔为首席大法官；与此同时，仍由联邦党人控制的国会也赶在其任职终了前匆忙通过了两部关于联邦法院组织的法律：《巡回法院法》和《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前者将巡回法院的数量从三个增加到六个，新增16名法官；又在华盛顿特区增加了五个地区法院，每个地区还增加一名检察官和一名联邦执法官。后者在人口稀少但临近首都的各县设立42名治安法官。前者设立的官职都已由忠诚的联邦党人顺利赴任；后者设立的42名治安法官由于时间紧迫直到3月3日，即亚当斯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才予以任命。按照规定，这些任命必须在当天午夜前经参议院同意、总统签署、国务卿盖章后才能生效。马歇尔国务卿在这天夜里忙得团团转，才最终确认42名法官都已盖章完成了任命手续。但由于时间仓促，直到第二天仍有17份任命状未及送出。

第二天，杰斐逊就任美国第三届总统。以他为首的民主共和党对于联邦党人在离任前的做法十分痛恨。因此一旦权力到手，立即开始回击。首先，杰斐逊立即命令他的国务卿麦迪逊扣押尚未送出的17份委任状，将它们像垃圾一样的处理了。接着，新一届国会于1802年3月8日成功地废除了《巡回法院法案》，以此削弱联邦司法权。最后，为了防止马歇尔控制的最高法院的对抗，新国会以法令的形式迫使最高法院从1801年12月至1803年2月关闭了14个月之久。马伯里就是被任命为治安法官而又未拿到委任状的人当中的一个。为此，马伯里与其他几个同样没有拿到委任状的人一起起诉，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判令麦迪逊颁发委任状。这真是一场奇特的政治斗争，似乎一切都是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但实际上还是谁有权谁说了算。

马歇尔大法官在上任之初的头一个案子就是要直接抗衡行政权，不难想象他当时处境的微妙和困难：一方面他非常想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建立联邦最高司法权威，乘机也教训政治对手。但他也深知如果对方不理睬，判决将成为历史的笑柄；另一方面如果不予审理，则无论最高法院还是他本人将更难以面对国人。本案堪称绝妙的判决就产生于这两难境界之中。马歇尔首先作了一个试探：要求麦迪逊国务卿解释不发任命状的理由。果不其然，被告根本不予理睬。如果强行判决，后果当然也是如此。所以马歇尔做出了一份斩钉截铁而又不需要任何人执行或者“理睬”的判决：“本院认为，委任状一经总统签署，任命即为作出；一经国务卿加盖合众国国玺，委任状即为完成。”因此对马伯里的任命有效；“本院认为：马伯里有权利得到委任状：拒发委任状侵犯了他的权利，他的国家的法律为此对他提供救济。”最后，他又话锋一转说，最高法院无权发出法院强制执行令。

这个判决妙处在于：它自认无权却是在有权审查国会通过的法律是否合宪的前提下作出的。马歇尔在判决中写道：“应该强调的是，确定法律是什么是司法部门的权限和职责。那些把规则适用于具体案件的人们，必定有必要对规则进行阐释和解释。假如两个法律相互冲突，法院必须决定哪一个适用。所以，假如法律与宪法相抵触，假如法律和宪法都适用某一具体案件，法院必须确定，要么该案件适用法律，而不顾宪法；要么适用宪法，而不管法律。法院必须决定这些相互冲突的规则中哪一个管辖该案。这就是司法职责的本质。”

显然，他认为宪法是至高无上的、是受人崇敬的，法院只能、只应当服从宪法，适用宪法，而且法官受命时是要对宪法宣誓效忠的。他就联邦国会立法权的界线、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法院何以有审查法律的权力等问题作了长篇的论证，明确宣布“违宪的法律不是法律”、“阐明法律的意义是法院的职权”。由此他得出结论，《1789年司法法》是违宪的，无效的，不能适用于本案，因而驳回了马伯里的请求。由此，开创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查国会法律的先例。这个案子本身了结了，而它产生的宪法价值和影响却是深远的、巨大的，因为马歇尔代表最高法院所做的判决理由涉及到一个宪法的最基本的原则——法院有权对国会立法进行违宪审查，如果发现国会所立之法与宪法相抵触，法院有权宣布它无效，不予执行。

由此，本案判决奠定了“司法审查”制度的理论原则和实践基础。事实上，当时美国政治斗争的两党领袖和骨干们几乎都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他们的斗争是次要的，而在共和、民主、法治等问题的理念上是基本一致的，因而往往能在政治上达成“伟大的妥协”，这才是历史的主流。马歇尔正是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作出如此伟大的判决。他以回避政治上的正面冲突换得了司法权威的真正确立，他的智慧足以流传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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