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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马尼拉屠华（马尼拉屠城）
发布时间：2023-04-29 17: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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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让小编来大家介绍下关于明朝马尼拉屠华的问题，以下是小编对此问题的归纳整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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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侠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念书人。什么意思？
意思是讲义气的多半是从事卑贱职业的普通民众，而有知识的人却往往做出违背良心、背弃情义的事情。
出自：明代诗人曹学佺的著名对联。
曹学佺藏书万卷，著书千卷。毕生好学，对文学、诗词、地理、天文、禅理、音律、诸子百家等都有研究，尤其工于诗词。
精通音律，擅长度曲，曾谱写闽剧的主要腔调逗腔，被认为是闽剧始祖之一。名联：“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就出自曹学佺之手。
曹学佺毕生好学，对文学、诗词、地理、天文、禅理、音律、诸子百家等都有研究，尤其工于诗词，写景抒情诗是他的特长。他的私人藏书量达到上万卷，储于“汗竹斋”有《汗竹斋藏书目》。
晚明的福建，一度也是书家画人的摇篮，曹学佺以其才华名列“闽中十才子”之首。据称，在林则徐的福州府第“七十二峰楼”的大堂中，悬挂的就是曹学佺的《贞松图》。
步作洗泉诗轴，行笔如行云流水、抑扬顿挫，得晋唐风尚，无娇揉做作之态，显露出温婉敦和、落落坦然的君子气象。
扩展资料：
对联来源：
相传明朝，桂林皇亲宗室素来骄横，好养斗犬，用做宫廷赌博娱乐，家奴们也依仗自己是皇亲奴才骄横跋扈，不仅欺压百姓，甚至连官府都不放在眼。
天启二年（1622），“闽中十才子”之首曹学佺被起用为广西右参议。他刚正不阿，一身正气。
一天，皇亲的奴才又闲得无聊，故技重施放出斗犬，让其任意撕咬路人，一秀才奔跑不及，扑倒在地，斗犬骑在秀才身上任意撕咬，秀才眼看就要命丧狗口，这时路边冲出一杀猪佬，手起刀落剁了狗头，救下了秀才。
皇亲的奴才一看，区区贱民竟然把主子心爱的斗犬杀了，那还了得！他们把杀猪佬捆绑起来连同死狗一起送到官府，要官府判他死罪给狗偿命。
曹学佺正好审理此案件，详细看过状纸后，不畏惧皇亲宗室，判其屠夫无罪，更判皇亲要赔偿给秀才医药费。皇亲一看，这样判决自己脸面不保，但在章法上又拗不过曹学佺，心生一计，要求重审，并暗中重金贿赂并威逼恐吓秀才改口供。
曹学佺，听完秀才改的口供后勃然大怒，拍案而起，骂道：“人证，物证皆在，况且屠夫救你一命，你不思回报，反要置他于死地，与狗相好，认狗为友，伤天害理！天容你，我不容你！”
说完就要衙役杖击秀才，秀才挨不过，终于招了是皇亲如何用重金和威逼要他做假口供。案件真相大白于天下。
曹学佺重判：
屠夫无罪；秀才，与狗相好、认狗做友、恩将仇报，革去功名，给皇亲当狗！
并愤然在案卷上写下：“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千古名联。
二、中国古代人口减少最多的几个事件是什么？
下面是历史记载的15次较大规模的人口灭杀事件：
1. 秦末农民战争
从公元前205到公元前195年西汉建国初，共历10年。秦朝末年全国有2000多万人口，到汉初，原来的万户大邑都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也就是说，大城市的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现象。秦国扫6国，活埋儒生，修建长城(《史记·平准书》)。
2.汉武帝伐匈奴
汉武帝在位50多年(前140-前 87)，几度*匈奴，海内虚耗，人口减半，50%的人死亡。
3.西汉末年混战
公元2年，全国人口5959万。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到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只剩下2100万，损失率达65%。20年间，西安的人口从68万减到28万，大荔从91万减到14万，兴平县从83万减到9万，绥远县从69万减到2万。
4.三国鏖战
公元156年，人口5007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损失了。诗人描述为 “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曹操说汉末三国大动荡后活下来的人，只是原来人口的1%！一直到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
5.西晋八王之乱
从公元 291年开始，先后有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长沙王、河间王、东海王越及成都王颖八王为争夺皇位，在洛阳相互攻杀，战乱历时16年之久，死亡人口达数十万，许多城镇均被焚毁，史称“八王之乱”。“八王之乱”使西晋初年并不十分发达的经济，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与此同时，关东地区又爆发了罕见的蝗灾和瘟疫，史载“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6.南北朝混战
公元 311年，刘曜攻长安，关中地区的人口仅余原人口的1%-2%。
后赵地盘很小，皇帝却有五个皇后，一万多名姬妾宫女。他死了以后，儿子日夜与五个皇后母亲淫乐，被岳父杀掉，灭绝了皇族。
皇帝石虎，一次征集美女3万人。仅公元345年一年中，因征集美女而不情愿者被杀达3000 余人。为容纳美女，石虎分别在邺城、长安、洛阳兴建宫殿，用人力40万。而朝廷的苛捐杂税，迫使缺衣少食的农民卖儿卖女，卖完后仍然凑不够，只好全家自缢而死，道路两侧树上悬挂的尸体，前后衔接。前燕进围邺城，后赵的数万宫女，不是饿死，就是被士兵烹食。
石虎的长子石宣，害怕弟弟石韬跟自己夺位，先派人刺死石韬，再密谋干掉老爹**。事败之后，石虎立即登上高台，将石宣绑到台下，先拔掉头发舌头，砍断手脚，剜去眼睛，扔进柴堆活活烧死。石宣所有的妻妾儿女，全都处斩。石宣的幼子才5岁，拉着祖父的衣带不肯放松，连衣带都被拉断，但仍被硬拖出去杀死。太子宫的官吏差役数千人全被车裂。石虎死后，登基33天的儿子，被另一个儿子杀掉。183天后，又被另一个儿子杀掉。103天后，一名汉族将军冉闵杀尽皇室，下令：“凡杀一个胡人者，官升三级。”霎时间，仅首都邺城屠杀胡人20万，总共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
北朝的北齐，辖有2000万人口，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南朝刘宋辖有469万人口，到南陈灭亡时只剩200万人，损失率达60%。
7.隋朝役民
隋文帝仁寿 四年(604年)，文帝杨坚的次子杨广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了父亲和哥哥杨勇，霸占父亲最宠爱的陈夫人。他扩建洛阳皇宫，每月役丁200万人。修运河，隋炀帝“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俱要至。如有匿之者斩三族”，役夫达543万余人。昼夜开掘，男人不足，女人充数，死者过半。如此浩大的工程，其目的只是为了满足隋炀帝到江都享受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又三次率军进攻高丽，伤亡无数。
隋末至唐初，从公元611到628年18年间，兵变、民变和宫廷政变共136次，有50多位称帝称王者，均统兵15万人以上，各据一方，相互混战。全国户数由890万减至290万，人口由公元 606年的4602万人，减到639年的1235万人，损失率73%。
8.安史之乱
公元 755年至公元763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历时8年。唐朝皇帝为夺回江山，竟乞求匈奴、回纥帮忙收复洛阳，应允其任意抢掠三日，使洛阳成了一片废墟。历时 8年的残杀，使黄河流域萧条凄惨，人烟断绝，兽游鬼哭。中国人口从900万户锐减至200万户，3/4的人惨死于变乱之中，残存者以纸为衣。公元755 年，全国有5292万人口，到760年，全国人口仅余1699万。损失率68%。
9.黄巢起义及唐末之乱
当时有一句俗语：“黄巢杀人八百万——劫数难逃。”黄巢占长安，其部属“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待到官军反扑长安，城内百姓都向着官军，“巢怒，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
黄巢所过之地，百姓净尽、赤地千里。《旧唐书》记载：黄巢率领全军围陈州近一年，数百(一说三千)巨碓，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流水作业，日夜不辍。将活生生的乡民、俘虏，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并称之为“捣磨寨”。陈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
唐末到五代十国，前后历时80年，中国内外一片混战，亿万生灵涂炭。前后58个皇帝，有42个死于非命。
唐武宗(841年-846年在位)时，全国有496万户，后周世宗 (955年-960年在位)进，仅余120万户。到宋初为200万户。损失率76%。
10.金、元灭两宋
宋 宣和三年(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至元十一年(1274年)，人口仅剩887万。损失率高达91%。
蒙古人灭花剌子模，屠杀撒马尔罕城约百万人；灭西夏，屠八十余万人。蒙古人数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数百城，包括屠杀了巴格达的数十万人口，整个中亚一片废墟。
忽必烈屠杀了中国1800万人，中国北方地区有90%的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四川在蒙古大军屠杀前，估计有1300万—2000万人，屠杀后竟然仅剩下不满80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在蒙古军队的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蒙古人在中国境内实施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纪录，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1985年版。
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如果杀死蒙古人要偿命，杀回回罚银80两，杀汉人则只需罚交一头毛驴的价钱。汉人娶新媳妇，头一夜一定要让给蒙古保长，中国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也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
11. 元末混战
元人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里说，“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他们把人肉叫做“想肉”，意谓食之而使人想也。“淮右之军”即朱元璋之军，这个吃人上瘾的军队，何尝考虑过民意！
明朝的开国者朱元璋出身微贱，生性残暴。他在生计艰难之际为郭子兴收留重用，完全借郭子兴而兴，得势后却忘恩负义。朱元璋的好友杀了都元帅，朱元彰又杀了好友，当上都元帅。 1366年，朱元彰救应遭难的皇帝，在龙舟上把皇帝推入长江，建立了明朝。他杀来杀去，先征服了中国人，才转向驱赶已经式微的蒙古人。
夺得天下后，朱元璋翻脸不认人，“火烧独角楼”，大杀功臣、朝臣。据史书记载，胡惟庸、李善长、蓝玉三案总共杀人达10万之多。朱元璋在位30年，杀人20 万，基本上将功臣杀光。连毫无二心的幼时放牛娃朋友徐达也不放过，可谓冷酷残暴到了极点。
12.明末混战
从 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明末清初国内混战54年。明末全国人口为1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
1628 年(崇祯元年)，陕西的大饥荒弄到人相食的地步，正是这场空前的大灾难拉开了明王朝灭亡的序幕。李自成的大顺军的战马，饮的是俘虏的血。战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上了战场，战马一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一样。大顺军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箪食壶浆，以迎义师。一名农民在城门口拦住几名大顺军兵士，向他们讲述自己的苦难。一个大顺军小头目说：“哎呀，你既然那么苦，何必活在世间？”就把老农杀了。
明崇祯十七年(1644 年)八月初九，张献忠攻陷成都，下令屠城三日。三日过了，停止大杀，仍然每日小杀百余人以树威。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记载，张献忠每日杀一二百人，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10万，亦不算多。清军一来，他就逃了。在大军逃离成都前，更是对成都实行残酷的“四光政策”，尽杀蜀人，从老百姓到军队家属(老弱病残)再到他部队中的湖北兵、四川兵，最后连早期跟随他出生入死的秦兵也在剐杀之列，剐杀后制成腌肉以充军粮。单就此点来说，实在独步中国大屠杀史。
13.清朝初期满族的剃发易服(1644后的30年间)
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中国东北以满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清朝的军队在明朝将领吴三桂的带引下大举进入山海关内、攻占京师、开始成为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府。清军入关后镇压农民军、消灭南明诸政权等汉族反抗武装的一系列由北至南的统一中国的战争。
1645年六月，清廷下令江南人民剃发易服。蓄发是汉族人民传统的风俗，《孝经》开篇就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孝之始也。”要强迫剃发，是汉族人民不能接受的。清军入关时，曾在北方下令剃发，三河县等地的人民就举行过反剃发的斗争。此时，江南各地的人民也纷纷起来反抗。有一首诗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形势：“剃发令朝下，相顾为发悲。三吴同时沸，纷纷起义师。”（钱澄之《三吴兵起事答友人问》）其中以江阴、嘉定两地人民的斗争为最激烈。江阴人民推阎应元、陈明遇为领袖，立下“头可断，发不可剃”的誓言，在二十四万清军的攻击下，苦战了八十一天。[7]嘉定人民也组织乡兵，据城不降。在江阴、嘉定相继失陷后， 两地的人民都遭清军的屠杀，史称“江阴屠城”、“嘉定三屠”。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清朝顺治二年）发生在清朝的多铎攻破扬州城后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由于当时南明将领史可法对清军的殊死抵抗，在阴历四月二十五日，清军攻占扬州后，在扬州城内进行了十天的大屠杀。当时的幸存者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中记载屠杀共持续十日，故名“扬州十日”。
清军入关，凡烧杀三十九年始定。当时全国各省都爆发了抗清斗争，因而清兵屠戮百姓甚众，而且具体数目已难以统计出，只能通过一些史料推算。明万历六年（1578年）全国有人口6069万，但因当时按照人丁收税，故民间隐匿了大量人口。因此许多专家认为明朝人口顶峰在一亿以上，著名历史地理学专家葛剑雄教授认为明末人口接近两亿。
由于明末的瘟疫、大饥荒和农民起义导致了大批人死亡，因此清军入关时的人口应在8000万到一亿五千万之间。而清军入关战争后数十年的康熙五十年（1711年）全国人丁数仅2464万余，当时的总人口也应在6000万左右，所以估计清军入关导致至少5000万人民丧生，最多可能超过一亿。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半数以上的人口死于战乱。
14.清代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5)
乾隆五十一年 (1786年)，全国人口为3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全国人口为2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亿人口。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9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204个，抗击清政府从16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400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20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2 亿两，相当于4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15.太平天国起义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义军在起义后的6年中，不过牺牲4000余人。然而1856年的内讧，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亲信6000余人，又在天京大开杀戒，两个月总共杀了文武官员2万人。后来又利用石达开来天京靖难，凌迟处死韦昌辉，将其尸体寸磔，割成许多块，每块皆二寸，挂在各处醒目的栅栏处，标上“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的字样，真是惨厉之至。“洪杨之变”最终导致了十几万人被杀。
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攻入“天京”后，杀害数十万人。整个天京城所余3万多名太平天国将士，无一投降，全部战死或者自杀。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最多时有100万人口，到光绪登基时，十几年的时间，南京只剩下不到50万人口。
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为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人口只剩下2.3亿人。一场农民战争使中国损失了2亿人，其中只有4000万人直接死于战争，这是何等的残酷！以后直到1911年，全国人口才恢复到3.4亿人。
三、如果没有清朝统治 中国会不会不受列强侵略
不会！对比明清对列强的战绩可知。明经济政治军事发展基本与当时列强处于同步。
大明王朝曾经拥有过的海上荣耀之衰亡
左派大佬
明朝，是一个应该如汉、唐、宋一样令人神往的朝代，而它的真实一直被一层面纱所笼罩，这就是其末期的那段辛酸的衰亡历史，那段历史被加注了许多误解，也产生了许多迷团，让我们至今也无法完全看到全貌，但明朝曾经的荣耀与辉煌、曾经拥有过耀眼的文明所释放的光辉不应该被那段衰亡史所掩盖。我们下面首先从明朝末期海上的军事贸易地位来窥探一下明朝的兴衰。
在明朝最终衰亡的那段历史拉开帷幕的之初，明朝海军与荷兰海上马车夫之间的数次对决都以明朝海军完胜告终，最后还以荷兰船只转道日本购买明朝郑氏家族令旗为结局。此间自“沈有容谕退红毛番”开始，到明郑舰队最终夺取了从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制海权，以至于盘踞台湾的荷兰人都不得不偷偷地以日本船的名义购买明郑令旗为止经历了5个阶段。
第一阶段，荷兰人乘明朝防守倭寇的汛兵撤回大陆占据澎湖，并一面写信威胁地方官，声称如果不同意贸易，即派军舰沿福建沿海进攻。结果，他们的这种做法引来的是明朝的50艘海军战舰。舰队指挥官名叫沈有容，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名将，不仅有驰骋塞外破蒙古铁骑的战功，还有剿灭倭寇的战绩。沈有容向荷兰人通报了明朝的商业政策并要求荷兰人立即离开中国领土：“中国甚惯杀贼，尔等既说为商，故尔代客，尔何言战斗？想是原怀作反之意，尔来睹天朝兵威耶！汝等不曾听过？我破倭海上，海水尽赤，吾不忍汝等步倭之后尘。”当荷兰人发现自己的2艘战舰已经被50艘明朝的战船团团包围，对方的指挥官又是一位底气十足的将领时，他们明智地选择了撤退。欧洲海上霸王同明朝的首次武装较量就这样以不流血的方式结束了，此次事件为澎湖留下了一块称为“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朗等碑”，这块石碑到2004年刚好四百岁，是公认的“全台第一古碑”。
第二阶段，荷兰人又乘汛兵回大陆之季再占澎湖并修筑要塞风柜城，和英国一起出动15艘战舰，1200名士兵，要求明朝：“非经荷兰人允许，中国船只不得随地到各处贸易”，结果招来的是一万名明军士兵和200条战船。明军水师在澎湖港内遍设火船，攻击荷兰战舰；陆军在马公妈祖庙内架炮隔海轰击风柜城，并以无数长宽五尺下铺圆木的巨型堡篮填碎石排列为阵，白天做为掩体休息或发炮，晚上则推着它们前进。荷军火炮对此无能为力。荷兰人号称纵横七海，但他们从未遇到过如此猛烈的攻击，被迫在明军监视下拆除经营两年的澎湖要塞，明军再次收复澎湖。
第三阶段，1627年，第二任荷兰台湾总督迪•韦特（Gerand de with）曾发兵攻击在福建铜山的郑芝龙，企图削弱其势力，但结果却差点全军覆没，当其到达铜山后，立刻遭受火船猛烈攻击，只好率领维蕾德号、伊拉斯莫斯号，不发一炮，逃往爪哇，临走前命令其他快艇和帆船一起撤退，他亲率的战船逃跑成功了，但跟随的那些战船却无一生还。
第四阶段，1633年7月7日，新任荷兰台湾长官普特曼斯率领以密德堡号为旗舰的十三艘荷兰战舰，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明朝管辖的南澳发起了进攻，此役荷兰人一举烧毁和击沉了中国方面的15艘舰船（郑军10，明廷5），并登岸“大掠”。崇祯皇帝严令惩荷，郑芝龙也发出私人悬赏。在明朝方积极备战时，荷兰人也不敢怠慢，他们招来了郑芝龙的对头大海盗刘香为增援。刘香带来了战船50余只。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双方重兵集团互相搜索，互寻战机。直到1633年10月22日，最终爆发了料罗湾大战。明军主力150艘战船悄悄开到了金门岛南部的料罗湾口，在那里，正停泊着荷兰－刘香联合舰队的全部主力。随着一声令下，明朝舰队在大船火炮掩护下，百条火船蜂拥而上搭钩点火。（欧洲人使用火船最多只几条，即使在欧洲算是使用火船一流行家的荷兰人也从来没有遭遇过这种火船铺天盖地蜂拥而上的场面）在这种情况下的战斗，结果不会有什么悬念，一阵喧嚣过后，参战的全部九艘荷兰大型战舰中，两艘刚一开战即被火船搭住焚毁，另外两艘则在炮战中被硬碰硬的击沉，此外又被俘一艘，其余几艘全部在受重伤后逃走。荷兰舰只尚且如此，何况刘香的海盗船，参战的刘香战船五十艘，全军覆没在了料罗湾。
第五阶段，1639年，不服气的荷兰人又派朗必即里哥率大型战舰九艘骚扰中国沿海，多次击败中国水师的小型船队，但最终又被郑芝龙遣人携带盛满火药的竹筒泅水攻击，一连焚毁五艘，朗必即里哥大败而回。直到此时，荷兰人才最终认输，彼此在海上不敢与明军对垒二十余年，也再不敢提垄断中国对外贸易，并购买明朝郑氏家族令旗以求不被劫掠。
其实，若荷兰人只不过是海盗而已，后期与其交手的从官军已经降格为郑氏集团的私人武装，明朝海军舰队真正经历过的大战是和日本海军的露梁海战。这次战役中日朝三方参战船达到1300艘（其中明朝500艘，朝鲜300艘，日本500艘），此战结果明朝水军大胜，击沉日舰450艘，歼灭日军1万余人，明朝联军伤亡3500余人，给予侵朝日军以歼灭性重大打击，此后日本长期无法恢复建立如此庞大的舰队。若荷兰人在被“沈有容谕退”（1604年）以前能有幸见仅相隔数年（1598年露梁海战）的如此世面，或看到过更厉害，更久远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庞大舰队，恐怕绝对不敢贸然和明朝水军正面冲突。
露梁海战时期明朝舰队的福船已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之一，吃水约3.5米，排水量在数百吨（有一号、二号之分）规模，每门福船配备：包括大发虎蹲炮1门，大佛郎机6门，碗口铳3门，喷筒60具，鸟铳10支，烟罐100个，火箭300支，火砖100块，震天雷20个，灰罐100个；粗火药400斤，鸟铳火药100斤，弩药1瓶，大小铅子300斤，火绳60条；药弩10张，钩镰10把，砍刀10把，过船钉枪20支，标枪100支，铁蒺藜1000个，宁波弓5张，铁箭300支，弩箭500支，藤牌24面，篾盔、钉枪、腰刀每人一副。可以说福船的战斗力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而日军只能靠“大筒”和鸟铳来还击，日本当时制造鸟铳的工艺还是较为精良，有效射程可以达到30至50米，虽然这种武器对明军福船和朝军龟船不起什么作用，但是在距离合适及光线足够的情况下，日军的火力仅能比较准确地用鸟铳射击对方船上人员，说白了，倭寇就是倭寇，只知道射人不毁船，完全是海盗思维，难怪被朝鲜的李瞬臣用龟船就能打个七零八落，遇上更坚船利炮明朝舰队更是死得惨不忍睹，因为就连李瞬臣的龟船若和明朝舰队的福船对抗，福船不用炮轰，迎头撞上去也能把它撞个支离破碎，因为福船吃水深，又有坚强的冲击装置，乘风下压能犁沉敌船，多用船力取胜。
不过福船还不是明朝海军最鼎盛时期的顶级装备，而此时的明朝海军其实已经因为国力问题而衰落了。在比万历更早的嘉靖年间，明军的战船就一半以上的战斗人员都使用火器，而到了万历年间，比例达到了70%。战法则是，80步之内用鸟铳，60步之内用火箭，40步之内用飞天喷筒，20步之内开始用冷兵器标枪等，靠近则用火药桶、火砖以及其它冷兵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百步之内以火器为主多层次杀伤敌人的武器配备系统。这种战法使敌船甲板上站不了人，帆篷被烧，完全失去战斗力，束手就擒。所以当时倭寇虽然横行，但是在海战方面却不是明军对手。为了更好的发挥明军的火器优势，明朝还学习了葡萄牙等国的“蜈蚣船”，专门为了安置中型或者是大型的佛朗机，所以说在当时的世界上明朝的水上作战力量是数一数二的，可惜的是明朝一直保持以防御为主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导致了万历年间比隆庆年间的战船在总数量增加了73.2％的情况下，大型战舰反而减少了40%，海上的防御越来越靠近内陆。以至于在援朝战争期间，津京地区调浙的战船只有中小船只，大型战船只有现造。相比当年郑和七下西洋的时候主力为宝船和福船是差了许多。根据记载郑和所用的旗舰宝船是“二千料海船”，“料”是一种容积单位，参照明代史料记载的宁波府400和500料战船的尺度，“二千料海船”应该长61.2米，宽13.8米，排水量1000余吨。明代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舟车”中记载当时造船“凡舟身将十丈者，立桅必两。”因此“二千料海船”应为6桅木帆船。而在此之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金秋鹏先生偶然发现了一幅刻于明永乐十八年的《天妃经》卷首插图，在图中就赫然画着5艘劈波斩浪的6桅木帆船。
关注了明朝海上军事实力之后，不得不说一下明朝的海上贸易，这是明朝末期经济的一大亮点。明朝中后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非常令人吃惊的，事实上稍微去看任何一本介绍明末晚明时期中国的经济和海外贸易的书籍都会提到，晚明时期的中国民间私营的经济力量远远比同期西方强大的多，当英国的商人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已经算是巨富的时候，同期的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百万两的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是很寻常，就在前面提到击败海上马车夫的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几千万两白银，想想满清末期赔偿日本二亿两白银要耗费满清几年的岁入就能体会到明朝时期私有经济的规模有多庞大，因此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
当时，中国农产品的商业化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具备，江南广东一大片原来产粮区已经大半甚至百分之八九十都用来生产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而消耗的粮食一大部分都是从别的地区运来的。当时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工业不断委琐。
就以瓷器而言，根据《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引用宋应星的记载“民窑发展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窑大的多，以青窑为例子，官窑每座烧盘，碟样器二百多件，尺碗三十多件，大覃十六七件，小酒杯五六百件，而民间青窑每座可烧器皿千余件”。万历时期“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
矿冶也呈现同样的情形，“当时官营矿冶业由盛转衰，万历时期最大的官营矿冶--遵化铁厂濒临破产，‘山场封闭，裁革郎中及杂造局官吏，……地租银征收解部，买铁支用。而与此相反，民营铁业得到迅速发展，芜湖已逐渐成为民间冶炼中心，专业炼铁钢坊不断扩大。著名的濮万业钢坊从濮家店迁到古城西郊濮家院，后因炼钢规模扩大，又在西城外设置总作坊，而以濮家院做东作坊”。而在明朝这样的私营钢铁大作坊还有许多家。
此外制糖业，造纸业都极其发达明。代人何良俊（1506-1573）在《四友斋丛说》中说“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而言，已六七分去农”也就是百姓里面已经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口不从事农业，只有百分之二三十的人从事农业。应该说这个估计是符合当时南方富庶地区的实际情况的，在这个时期里进行工业革命是完全有物质基础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起来的。
关于晚明时期中国的商业和海外贸易发达到什么地步，按照现在普遍公认的估计，当时整个世界开采的白银的一半都通过海洋贸易流入了中国（而且这还是相当保守的估计）。《晚明社会变迁》一书中说“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将晚明时期的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而具体地说明了中国吸纳了全球的白银。然而我们切不可忘记，这么多的白银，是用中国的商品交换而来的，因此晚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过去显然是低估了，应该重新给以评价”，这一论断最好印证就是前面提到的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通过一系列的海战和吞并，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根据当时书籍记载，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这一桩生意的作罢足以说明中国南方经济作物出口量之大，当时中国沿海私人经济规模有多庞大。
另外，在《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还关于其他商贾的记载“明代，中国海商资金雄厚，对南洋各地土产有很强的购买力”，西方的公司没有办法和中国商人竞争，根据当时西方人的记载“1640年，一个中国商人在暹罗收购大量皮革，最初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范佛里特想用高价收购的办法来彼此竞争，但没有成功，这个中国商人更由此不还价的收购”。与北方野蛮僵化封闭的狩猎民族力量崛起相对应，中国南方另一支相反的海上力量也在迅速崛起，但最终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强大的海上军事贸易地位毁于明帝国的衰亡，这一切是非常可惜的，这也深刻的反映了满清这种还处于奴隶制时期游牧民族的野蛮和落后。
其实只要设想一下，如果同期一样处于资本主义初期的英国以及西欧，和明代中国一样遭到类似满清一样的野蛮民族统治，一样在最发达最繁荣的城市遭受到屠城的命运，一样被勒令留发不留头，每个人都必须留一条辫子，否则杀无赦，一样遭受那样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的文字狱统治，一样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来一个沿海迁界，沿海地区变成无人区，沿海居民被屠杀掉百分之八九十，沿海的树木植被都被摧毁消灭，如果还能比中国发展得更快？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满清对中国的统治是刻毒和愚昧的，是导致中国社会经济大倒退的重要原因。《清代前期海防：思想和制度》一书的作者王宏斌曾经做了这样一个比较“明代中后期中国出使琉球使臣所乘封舟尺度如下，1533年封王尚清，舟长17丈，宽3.16丈,深1.33丈,造船度量约为537个单位；1633年封王尚丰，舟长20丈，宽6丈，深五丈，造船度量为1200个单位”，这样的船只和欧洲当时一般的商船是差不多的，在同一个水平上。到了满清时期“1663年封王尚质，张学礼出使乘坐的封舟长18丈，宽2.2丈,深2.3丈。
1684年，长15丈,宽2.6丈
1719年,长10仗,宽2.8仗,深1.5仗
1756年，长11.5丈,宽2.75丈,深1.4丈
1800年, 长只有7丈,宽2.75丈,深为1.3丈
赵文楷问为什么如此小，‘抚军以闽县海船但有此等’对，由此可见中国的民船制造技术，在满清统治时期是处于不断退步的过程中。”
为什么会这样呢？王宏斌明清两代的海防思想做了一个对比。明代的海防思想是认为敌人来自海外，应该把它堵截消灭在海上，而满清统治者是“重防其出”，认为海上的敌对势力（反清武装）出自国内，必须严格限制出海，断绝接济，所以“重防其出”的海防主要对象是国内，岸防是重点，水防是辅助，“限制民船制造规模，技术以及航海能力，把移民海外视同是叛逆行为，勒令禁止”。
显然，满清统治者始终把海外的汉人当成它们的一大威胁，所以康熙统治下的满清始终认为：“海外如吕宋，葛喇吧等口岸多聚汉人，此即海贼之薮”，于是要求禁止南洋贸易，还要控制渔船商船。接任的雍正也不逊色他的父亲，这些满清的统治者对海洋的恐惧，对汉人的恐惧已经到了荒诞的地步，连渔船他们都觉得不放心，认为广东的“拖风渔船规模大，可以冲风破浪，恐生奸猾，建议全部拆毁”，有人提出反对，认为渔船太小了，根本无法深入洋面捕鱼，雍正听了之后坚决否决他的反对，于是廷议的结果是“广东渔船梁头不得过五尺，舵手不得过五人”，雍正的批令是“禁海宜严，余无多策，尔等封疆大吏不可因眼前小利，而遗他日之害”。但是这样的限制，还是不能让清廷的统治者走狗满意，“不知梁头虽系五尺，其船腹甚大，依然可以冲风破浪”“请议定其风篷，止许高一丈，阔八尺，不许帮篷添裙，如果船篷高阔过度，即以奸歹究治”，此外还要对淡水携带加以限制。可笑的是满清统治者甚至把船只压舱的石头都看成对他们的统治有威胁，在乾隆统治下的1756年，规定“出海渔船，商船每借口压舱，擅用石子、石块为拒捕行凶劫夺之具。嗣后，均止许用土坯、土块压舱。如有不遵，严拿解纠”。
明朝末期荷兰屡次在军事和贸易上败给明朝，可在满清入主中原以后，荷兰便改变了这种颓势，因为明朝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和海上贸易能力随着满清的摧残而荡然无存，而满清统治者还一再把海外的汉人当成它们的一大威胁，所以当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屠杀华侨上万名，鲜血把河面都染红，史称“红河事件”，乾隆听到这个消息是怎么说的，他感觉很高兴，觉得荷兰人帮了他的忙，他说“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注：满清这种伪朝，乾隆这样的鞑虏它们居然也有脸皮以窃封自己为‘天朝’真是无耻之极）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乾隆的意思是这些人，他本来就想杀掉，但因为鞭长莫及，杀不了，现在荷兰人帮他杀了，他觉得很痛快，所以叫做“孽由自取”。这就是满清禽兽皇帝们的心理了。若是明朝海军尚在，若是明郑舰队尚在，被打得只能买明朝令旗以求不被劫掠的荷兰人敢如此作为吗？
等到了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此时距离郑和宝船出海已近400年（1405年-1433年），这近400年的时间里，距离明朝海军出动500艘包括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舰艇之一福船在内的大型水面舰艇歼灭日本海军于露梁海战195年，距离明朝水师五度击败荷兰海上马车夫确立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制海权154年，中国航海已经衰落到被人看不起，并加以耻笑的地步了……当时英国使团“惊奇的发现中国的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浅，无法抵御大风的袭击”，他们由此得出的判断是“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马嘎尔尼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经有250年了，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的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以上引自《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佩雷菲特著）通过英国使臣的叙述，可见明帝国曾经作为海上军事和贸易强国的辉煌与荣耀已经被这群野蛮、愚昧的满清鞑虏糟蹋成什么样子了~！
此篇本是作为一个开篇，用以反思明朝灭亡的真实原因，并力图深入探讨明朝末期的历史，讨论一下华夏文明的中兴之策，不想篇幅过于长了，若要再从陆军的火器军械、战术运用，以及天灾人祸、机缘巧合、个人判断、历史渊源和经济结构去分析明朝灭亡的真实原因，未免成为一篇赘述颇多的文章，所以暂时停笔，大家先讨论一下吧，由于开篇过于草率，如有疏漏还望各位指正。
四、明代为什么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最长的朝代
现在很少人知道并相信，在明朝中后期，中国就已经开始了近代化！满人入主中原打断了这一历史进程，耽误中国整整300年。
一般人都想象不到，明朝非常先进与开放，在许多方面不仅不落后于西方，而且还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首先，我们先看明朝的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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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中国，在伏尔泰眼中是西方学习的榜样。那时的皇帝似乎不很勤政，但良好的体制和各级官僚很好地维持着帝国的运转。那时的知识分子也不再仅仅是皇权的依附物，而把书院作为抗争的阵地，并敢于在朝堂上与皇帝据理力争，而且象王夫之、唐甑这样的学者则开始关注人权等问题。中国全境亡于蒙古的痛苦经历和关外落后民族的不断侵扰，也使得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书院的广泛分布、生活的富足、教育的普及，使得各种学术活动遍地开花，也使得更多的中国人有条件与同期脱离了宗教束缚的西方人一样思考着人性问题。那时，以中原华夏贵胄自居的明代知识分子，是自信的，也是开放的，从皇帝到各级官僚，再到一般知识分子，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抱着热忱的欢迎态度。以往被看得很低的“奇淫技巧”，在明代也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自由和创造力都极其惊人。
1、在政治思想上，许多思想家都把思想锋芒都达到了“民权”高度。王夫之提出了虚君立宪思想，他说：“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 “以法相裁，以义相制，……有王者起，莫能易此”。宪法高于一切，即使天下再易手，新的“王者”也不能轻易改变宪法。即使今天，这样的道理又有几人知道？黄宗羲则怒批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则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如此明确的舆论监督思想，今天又有几人知道？
2、在人文思想方面，明朝思想家们普遍主张以人为本，张扬个性。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同时，他们都主张学术要冲破一切网罗，自由驰骋，即使孔子之言，也不能尽信。王阳明说：“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又说：“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而400多年后，中国还有“两个凡是”之论！真不可以道里计！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还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教条主义者人嘲笑成“函关之鸡”，他说：“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这样的话与鲁迅等启蒙精英在五四时期的言论岂不是如出一辙？
3、在经济思想方面，王夫之明确主张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他又指出人君也不能干涉经济自由：“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而这个道理，在400多年后，治国者还是不知道，他们的智慧还不如小岗村的那些冒着杀头危险私搞“承包”的农民！
其次，我们再看看明朝的科学技术：
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100年间，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李约瑟也认为，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在明代，中国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在明朝，各种技术和原始机器的发明和创新尝试在各个领域不断涌现。在北京保卫战中，明朝军队竟然出动了中国人制造的“喷火坦克” ，足见当时中国社会之开放自由、创造力之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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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4年，即明朝灭亡前十年，在徐光启的主持下《崇祯历书》修编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晚年极其悲惨。而徐光启当时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得到崇祯皇帝的宠信。这是西方和中国明朝在天文学上的对比，可以说，中国明朝崇祯皇帝对天文学的支持远超过欧洲。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而更为可贵的是这在欧洲还尚且不能。
1、徐光启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崇祯2年（1629年）7月26日，徐光启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
2、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哲学进行了科学划分和论述。那时西方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而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
3、在军事科学方面，徐光启在崇祯2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他建议，一营陆军用“双轮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西洋大炮”16位，“中炮”80位，“鹰铳”100门，“鸟铳”1200门，战士2000人，队兵2000人。……练成15营6万人，并推举孙元化先训练一营。此计划得到崇祯皇帝的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并投入实施。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也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孔有德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应该也没有问题。但孙元化很快被叛军孔有德俘虏，后虽放回却因渎职罪而被处死。徐光启训练新式陆军的计划虽然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是不会落后于西方的。
4、在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方面，王徵自制出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了《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5、现代医学也开始萌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而吴有性的《瘟疫论》则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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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再看看物质文明：
明朝代表着当时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明代末年的中国生产力高度发展，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而17世纪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明朝在世界上都遥遥领先，工业总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与此同时，明末的对外贸易量也相当惊人。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推算，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到10000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那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
第四，我们再看看明朝的对外交往：
明朝人对外极其开放。在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瞿太素主张应以文化的高低来区分是否文明国度，他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流亡到日本的朱舜水也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这一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现在我们把林则徐，魏源看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实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列强。徐光启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也就是说，虽然那时关外的建州满人虽然是明朝的大敌，但象徐光启、崇祯皇帝那样的人已经知道西方将是中国更凶恶的敌人，因此在内忧外患之中还不忘加紧引进西方科技。
明朝，中国人不仅走了出去，而且还独占中国近海以及东南亚的海上霸权，确保了祖国的海上安全。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我们不仅没有关上国门，而且还走了出去，这样使我们的航海与军事技术都始终与西方世界始终接轨，不至落后。
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曾经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崇祯元年，荷兰人和汉人许心素联手在东山岛海面上向他发动攻击，郑芝龙盛怒之下出动千艘船只进行还击，捕获荷兰人的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并再捕获一艘荷兰船和一艘快艇。等到强大的中国海盗集团刘香势力崛起之后，“荷兰人与刘香勾结，在1633年7月12日突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水师的二、三十艘战船击沉或烧毁，这些被破坏的船只每艘上面配备有16门、20甚至36门的大炮，可见郑芝龙的明军水师实力强大到什么程度。而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郑芝龙竟能连续对荷兰人发动两次庞大的海上反攻。出动包括五十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使刘香海盗集团和荷兰人遭受到重创。最后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刘香海盗集团，并使荷兰殖民强盗受到沉重打击。这种战果在中外交锋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奠定了郑芝龙的明军海上力量在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兰人在见识了他的厉害之后，改变了对他敌对的态度，与他合作，以求在几乎完全由他垄断的贸易中得到一些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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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
总之，明末华夏文明处于进入人类文明更高级阶段的前夜，前程未可限量。虽然因为饥荒西北起了民变，但以明朝的实力是完全可以镇压下去的。而事实上，民变之起也跟由于平定满人而增加税收有关。增加税收，江南尚不觉得吃力，而西北却承受不了。假如满人不在关外闹事，一是西北民变未必会起，二是明朝也可倾力镇压，而左支右绌而致流寇坐大。
中国自宋以来，北宋、南宋、明从根本上说都不是亡于内，而是亡于外。假如，没有被少数民族灭亡，华夏文明成果都将会得到进一步积淀，也许会创造更加灿烂的前景。但这一切却被女真、蒙古和满人这些敌人毁掉了！
明末传教士利玛窦对那时的明朝社会有过这样描述：“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十章 ）。这多么像今天西方的景况呀。 [11]
上面说的是明朝，在满清异族统治下，华夏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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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看看清朝精神文明：
满人通过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几乎把所有崇尚气节、不甘异族统治的知识分子屠杀殆尽。通过大屠杀政策，满族人还第一次彻底灭绝了华夏民族的传统服饰和发饰，华夏民族脑袋后面晃荡的那根猪尾巴成了征服者打在华夏民族身上最耻辱的烙印，华夏民族曾经不曾丢失过的自信骄傲以及民族意识都荡然无存。鲁迅所极力批判的国民劣根性，难道不就是奴才的品性吗？高贵的华夏民族在满清异族统治下奄奄一息，苟延残喘。
在清初几代皇帝厉行的文字狱下，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终极关怀，对人权、对人性的思考也都在中国大地上灭绝了，荒谬的金石学，鱼虫学冒了出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再是有生命的形体，而被博物馆化，钻研满清认可的那些所谓经典和埃及学家在大英博物馆里翻阅埃及文献没有两样，而且还有个很接近的名字——汉学。汉人的学问已成故纸，这意味着汉族真的成为一个考古意义上的名词，或者说清朝的汉人已经不是汉人，
清朝统治者，还通过修纂《四库全书》，焚毁和篡改了大量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发展阶段思想精华的书籍，如后来对东亚国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贡献巨大的《农政全书》、《天工开物》都不见了，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留日学生才在日本重新发现。
其次，我们再看看清朝的物质文明：
农业方面，明末崇祯时有田783万顷，到乾隆31年（1766）才恢复到741万顷，可见清朝过了一百多年才恢复到明末的生产规模。而最高的记录是嘉庆17年的791万，仅仅超过明崇祯时期7、8万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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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最大的功绩是人口方面，乾隆年间已近四亿，是明末数倍！但在粮食生产没有增加、工商业也没有明朝发达的情况下，人口翻了两番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不是人民生活质量的普遍下降吗？乾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都存在着一个上限，大概在一亿左右，以宋、明之富也没有超越这个极限。清朝生产力并没有提升，却滋生出这么多的人口，不仅说明从清朝开始，中国进入一种低生活质量的发展模式，而且这是一种“反近代化”的道路，巨大的人口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包袱。
中国一直都出产大麻、鸦片等作物，并且是鸦片出口国，可到了满清时才有大量民众吸食鸦片，而且中国还成为最大的鸦片输入国呢。生理繁殖活动的异常活跃和对麻醉品的大量需求，显然反映出文化思想活动的贫乏和压抑。
清代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在鸦片战争之前从来没有达到过明末的水平，在所谓的“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明代末年。
第三，我们再看看清朝的科技水平:
事实上，清朝所有科技研究都已停止，直至近代以来才重新恢复。林则徐广东禁烟期，民间有人献上所谓威力极大的火炮，其实仅仅是明代最普通的军事装备。明代中国的海军极其为强大，战船都配备当时最强大的火炮，而到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竟然好象头一次见到这样的战船，而不得不惊叹“船坚炮利”。直到现在，每一本关于近代的历史书上都会写着，“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而不知在明朝的时候，我们的船和炮一点也不逊色西方！
第四，我们再看看清朝的对外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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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汉族得到当时在台湾的郑氏政权和日本、韩国等华夏附属文明的帮助，满清执行闭关锁国政策，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被辟为无人地带，不仅阻碍了中国贸易的发展，也使得中国与世界主流文明脱轨，中国从1644年至1840年200年间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12]
总之，在清朝统治下，中国文明出现了严重倒退，与西方文明的差距愈来愈大，等到鸦片战争爆发时，在英国人眼里我们已经属于类似印第安人那样的半开化民族了。
事实上，清朝与“五胡乱华”一样，都使中国文明衰退。但清朝更糟，因为“五胡”最终接受了中华文明，而且彻底汉化，而清朝却使中国“胡化”！而且更致命的是，在南北朝时代还没有西方这样一个强势文明存在，世界的联系也没有如此紧密，中华文明大有转圜的余地，也有复兴的时间。事实上，中国文明本来就远离世界文明中心，我们进入青铜和铁器时代，都比文明中心晚上一二千年。但到了清末却不一样了，清朝使我们停下脚步，慢上这一步，结果步步慢。小日本就是因为国民性比我们好，更加开放，因而先行了一步，结果从1894年以来骑在我们头上整整半个世纪。假如中国一直有明朝那样的活力，华夏文明应该在1840以前就会融到世界文明之中，哪里会遭遇鸦片战争那样的耻辱？又岂容小日本猖狂？我们应该明白，明清两代华夏文明是截然不同的，更应该明白清朝的统治本不是华夏文明的正常发展轨迹，满人灭绝中国文化给我们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历代征服者，都没有象满人那么狠！他们让汉族易服，事实上是彻底打破我们的羞耻心和民族记忆。一提起华夏文化，就应该想到峨冠博带、宽袍大袖，这才是华夏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最重要的外在特征。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促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消失、服饰的灭绝、道德的沦丧、礼仪的混沌，如此漠然、麻木甚至拍手称快呢？为什么直到今天许多人对恢复汉服还不以为然呢？ 日本、韩国都比我们更现代，但人家却为什么还有自己的“民族”衣冠？还无比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事实上，他们的衣冠和文化传统难道不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吗？过去我们的耻辱就够多了，但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还继续制造新的耻辱，韩国端午节申遗成功难道不是我们新的耻辱吗？
固然清朝早期的几个统治者，似乎都比汉族皇帝尚武，因此把中国的版图扩大了。但从文明进步的角度讲，中国还是停滞落后了。这绝对是清朝统治集团的落后与保守所致，加之他们是异族而对汉族刻意防范。
今天，振兴中华民族，还是有时间的。一是最强大的西方文明并不是侵略成性，人家也不是靠侵略过活，这也是邓小平同志得出“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题”的根本原因。二是世界联系太紧密，除了核心技术，一般的“新生事物”都能很快学来。连朝鲜那样的国家都能进行核爆，任何开放开明的国度要想现代化岂能没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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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想发展，既有机会，又有时间，就看统治者的意愿了！
制约一个民族发展的是什么呢？不是外部的，而是内在的，即我们必须创造出这样一种社会：人民具有高度的自信、活力与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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