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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性景观设计（叙事性景观设计表达探析）

发布时间：2023-03-08 19:49:03 稿源：创意岭阅读： 68 问大家

大家好！今天让小编来大家介绍下关于叙事性景观设计的问题，以下是小编对此问题的归纳整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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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打开博物馆的N种方式：对博物馆展示的深层次解读
2、飞向叙事的禽鸟们 —— 陈林新工笔花鸟画评说
3、建筑是否应该具有叙事性或者具象化
4、急求某种景观设计思潮论文

叙事性景观设计（叙事性景观设计表达探析）

一、打开博物馆的N种方式：对博物馆展示的深层次解读

随着现代意义上博物馆的出现，博物馆展示的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19世纪以来，我们现在熟知的博物馆展示方式出现，即：以正在经历的时间为终点，顺着历史发展的时间线来安置展品。这种普遍的展示方式的出现，与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无关系。20世纪，博物馆展示方式除了时间元素之外，空间也变得重要起来，博物馆展示开始注重文化与场所及民族的关联性，也就是说，在博物馆展示过程中，文化被看做是某一民族特有的、区别于其它民族的特别的东西，这种观念的出现则与全球化发展密不可分。总而言之，博物馆展示的形式变得多样化，在展示过程中，叙事性表达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博物馆所展示的内容都是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的，通过构建展览内容与展示空间的关系，使观者得到更好的参观体验。

在博物馆展示环节中，同样有很多元素的加入。其中，“展品”是博物馆展示最重要的要素，同时也是向观者传递文化价值的重要媒介。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博物馆，无论展示过程是遵循历史顺序、时代顺序还是其它逻辑，“展品”都是此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博物馆“展品”一般都具有一定历史和丰富内涵，所以具有不可再生的特点。

“展品”在被博物馆按照展览的主题内容选择之前，只能称之为“物品”，物品在博物馆中是“带观者回归历史 ”的表征。关于博物馆展示中“物品”到“展品”的转变，艾塞克斯大学艺术史系教授彼得·弗格曾提出，物品是按照特定的目的被选择出来，然后在空间内进行展示的。这就说明，在博物馆按照展览主题主旨选择所展示的物品时，物品本身的意义就被弱化甚至被改变了，这一观点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异化”。

大部分博物馆展览的例子很好的说明了“物品”向“展品”的过渡。在博物馆展示中，物品会保留自己部分本来含义，大多则是与展览主题内容相互碰撞，衍生出新的意义与体验，并且这种新的意义与体验，重要程度往往高于物品本身的真实性。也就是说，相比于展品本身所承载的含义来说，博物馆展示注重的是展品与展览空间、展览内容及展览主旨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在这一基础上，博物馆往往会增加展示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扩大展品的背景，达到再现另一种真实的目的。

这种说法在博物馆展示中也有很明显的表现，在早期的博物馆中，观者的话语权是非常低的，博物馆开放更明显是为了迎合精英阶层的审美，但是在当今社会，博物馆展示面向的是普通民众，展示的各个环节都是人为构建的。首先就是展品，前面提到，展品会根据特定的主旨，以引起观者观念和情感的波动，这种再现的、特殊的真实本来就是被设计的，选择布置产品都包含着策展人的精心安排。除了展品之外，博物馆的场馆设计、灯光布景、展品背后墙的颜色，甚至是路标引导、介绍手册等，都是专门人员有意识地构建的文化景观，这样才能达到给予观者“作品本身不能阐释的东西”的目的。

前面提到，博物馆展示是人为构建的产物，展示中的每一环节都是“被安排”的场景，那么除了展厅中能看到的元素，博物馆展示的背后是否有其它元素的参与呢？答案是肯定的。从更深的层次来说，展示的大方向与效果，与组织方、赞助商与媒体等外界因素息息相关，从这一角度讲，博物馆展示所展现的内容都是带有主观色彩的表达。

通常来说，博物馆展示作为文化的一种表达，不仅承载着历史与艺术，更重要的是作为过去与现代发展的链条而存在，在传递观念的过程中，同样被赋予了符合现代型的全新的意义。正如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系教授苏珊·沃格尔在的《展览文化: 博物馆展览的诗学和政治》中所提到的：

因此，可以说博物馆展示的历史是特定视角下的新的历史，往往与国家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关系。 像中国文字博物馆坐落于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除了展示甲骨文的历史之外，还承载着中国汉字文化的科普工作，同时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就是博物馆展示的又一内涵：属于文化但不限于文化，是主观色彩之下的意识形态的象征之一，有着向观者传达特定观念的特殊价值。

随着博物馆文化内涵的不断发展，博物馆展示的目的更偏向于满足普通大众的审美需求，因此，博物馆展示需要注重展品的历史性和艺术性，结合各种表现方法，提升展品的艺术形象，吸引更多的观众，阐释展览主题。在此背景之下，博物馆展示的方式与手段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得多样化。

数字媒体的发展程度，从各个行业的应用频率就可见一斑，新技术的出现同样应用在博物馆展示设计中，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博物馆内各种影音设备的使用，这些设备可以帮助观者更好的观看了解文物， 目前博物馆展示中常用的新媒体技术主要有几大类：多点触控、全息投影及虚拟现实。 多点触控就是指观者可以操作控制计算机获取自己想要了解的信息，这种方式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就是展厅内常见的触摸台；全息投影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运用投影技术叙述场馆展厅的主题和历史脉络，相比于单纯的文字图片资料，这种方式往往更直观、更生动，中国文字博物馆的甲骨学堂展厅，最前方即是巨大的投影，让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对甲骨文历史的情感共鸣也会更强烈；虚拟现实同样是以计算机为核心，使观者在真实世界中感知到虚拟的数字信息，增强观者的感官体验，展厅内最常见的就是文物旁边的二维码设置，只需用手机轻轻一扫，这件文物的相关信息就会展现在观者眼前。

何为“互动”，简单解释即为相互联系、彼此作用。 现在的博物馆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越来越注重“人”的参与，所以博物馆展示中互动装置的设置便由此诞生。 互动装置的构建模式可以让观者增强展览中的参与度，从而产生对展览相关内容的兴趣，是个人与展览信息沟通的重要桥梁，目前博物馆展示的互动装置设置主要有情景再现和空间互动的形式。

前文提到，博物馆展示最重要的就是叙事性表达，叙事性表达能够摆脱博物馆展览的单一性，从而使展览向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发展，情景再现便是提高展览叙事性的途径之一，通过人为参与，在展厅内尽可能的还原历史场景，营造文物当时的氛围，这种再现方式便是以观者为主体，围绕着观者的目光展开，使得观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空间互动的不同之处就是场馆内不会有文物的陈列，而是完全靠虚拟技术构建抽象化的空间，创造出与展览主题相关的场景，增强观者的感官体验与情感升华。例如很多博物馆内设置的互动与影像厅，观者在这样的展厅中的参与度会有很大的提升，在互动的过程中会加深对文物的认识与情感。

除了以上提到的两种新型设计手段，还有其它一些博物馆展示的新模式如生态博物馆等，都是为增强博物馆的叙事性而设计的比较普遍的方式。 总之，新设计手段的应用，使博物馆的展览变得更有趣味性和诱惑力，将“观者”这一 主体 带入到一个新的信息文化世界，并且依靠“虚拟真实”的场景影响人们的感官和思想。

关于博物馆深层次的内涵解读，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即无论是展品再现真实、展示的人为构建性还是展览的特定视角，归根结底都与博物馆的叙事性表达相关，也正是在注重叙事性的背景下，旧的博物馆展示应用模式已经改变，新的设计手段才展现出来。

二、飞向叙事的禽鸟们 —— 陈林新工笔花鸟画评说

我在面对陈林画作时突然发现，此前评说过的画家虽然不在少数，却没有一位正儿八经画花鸟的。之所以这样，完全不是有意为之，潜意识里却应当有些原因。陈林接受《书画名家》记者访谈时表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人物画和山水画的承载能力更强，容易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花鸟画程式相对固定，更容易墨守成规。对于我等评说者而言，人物画和山水画多有变化，提供了更多的评说话语，从而有话可说；花鸟画缺少变化，可说的话也就多乎哉，不多也，甚至无话可说，所以留下空白。但是陈林很清醒，花鸟画不是容易陈陈相因吗？那就寻求突破，努力画出新的观念和新的图式。评说者很幸运，碰到了评说花鸟画的合适对象，感到有话可说，甚至不吐不快。

诚如陈林所说，相比人物画和山水画，花鸟画的稳定性显而易见。自唐代成为独立画科以来，两宋直至明代前期的花鸟画图式一直处于稳定不变的状态，大抵就是全景构图，以及从全景中截取部分景观而分化出来的折枝构图。稳定不变的图式结构与再现自然形态的创作方法密切联系，全景也好，折枝也罢，都是真实再现客观存在的花鸟景观，例如，南宋林椿的那幅《果实来禽图》，就是呈现了成熟的果实引来小鸟觅食的画面。晚明以来诞生的大写意花鸟画有所变化，以徐渭为代表的淋漓尽致、以八大为代表的言简意赅，都是以意笔取代工笔，简约了画面元素，丰富了画面寓意，却在图式上、以及与图式密切相关的叙事功能上没有质的突破。此后，花鸟画沿着工笔和写意两条技法线路向前推进，再也不见重大变异。有了一千多年的花鸟画发展史这个深厚背景，再来审视当代出现的新工笔花鸟画，包括堪称这个阵营中坚力量的陈林的画作，我们便感到价值不菲，意义非凡，如同张见先生在《定格迷局》中所说的那样：“陈林的理念是，叙述比再现更为重要。”

是的，《果实来禽图》叙述了“果实引来小鸟觅食”的事件过程，不能说不是叙事。然而，在陈林和新工笔画家们看来，叙事虽然是人所熟知的常用语词，此时却偏离了既定的语词阐释框架，进而引申为超越了视觉经验的一种创作观念。也就是说，陈林试图呈现的叙事性花鸟画面，与花鸟自然景观的客观再现已经大相径庭，他想对笔下的物象及其物象之间的组合做出描述，这种描述中渗透了主观意味，解读为超现实的逻辑关系，目的是要表现出衔接着传统笔法却又面貌一新的花鸟艺术世界。沿着这样的创作思路，陈林开始了他的不懈追求。大约是2002年，陈林先后推出《红豆角红蜻蜓》《红扁豆黄月亮》等画作，所呈现的画面与千年以降的花鸟画自然景观模式拉开了距离，从中可以感到强烈的主观重组意识和借鉴而来的构成倾向，可以感到画家已经发出了求新求变的明确信号。其后几年，陈林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美术学博士学位，在北京与悄然兴起的“新工笔”画家群有了频繁接触，并且一拍即合，加速了求新求变、特别是在创作中强化叙事功能的步伐。到了博士毕业的2006年，陈林笔下的禽鸟身份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物象，而被赋予具有现代意义的叙事姿态。这些禽鸟面对新鲜的、眼花缭乱的人文景观，正在细致观察，深入思考，准确判断，努力沟通，从而形成识别性很强的新工笔花鸟画风貌。

从2006年到2008年，陈林屡屡以《误入》系列参展。虽然现今找不到属于这个系列的太多作品，我还是对此充满兴趣，并确信这批作品在他加入新工笔阵营之初具有标志性意义。仅仅是这个带有悬疑意味的画题，包括那些同样带有不确定因素的子画题如“疑”、“恍”、“探”、“巡”等，就能激发旁观者的追问意愿和打探究竟的冲动。陈林果真是“误入”吗？应当不是，他以坚定的步伐走上“新工笔”的创作道路，无疑是蓄谋已久，掂量再三，准备充分。既然不是，陈林仍以“误入”冠名，乃是运用了灵活机动、以退为进的叙事技巧。毕竟处在冲撞传统工笔画法的尝试阶段，有所疑虑的画题为踏入新路留有很大的余地，展示了低调的身段，表达了谨慎的态度，发挥了缓冲的作用。即使前路受阻，抑或此路果真不通的话，反正有言在先，折回头重新探路就是。在这样的叙事背景下，《误入》系列里的那只雉鸡粉墨登场，表演十分精彩：它来到了一个通向远山的陌生路口，有时东张西望，显得四顾茫然；有时索性把头躲藏起来，遮挡着不能确信是否“误入”的尴尬表情。它心中正在盘算着未来的走向，前面的路还有多远？前面的山是我的归宿吗？其实，它知道自己没有走错路，只是作为开拓者，需要多思索一会，多权衡几次，以便找到准确无误的方位。循着这只先锋雉鸡的足迹，陈林的“误入”一发而不可收，不仅快步跨入先贤大师们的经典画廊，还径直闯入了中国画家很少涉足的西方名画禁区，从古今中外的文化冲突中寻找融合的可能性，延伸着“新工笔”的叙事旅途。比如那幅2006年画成的《梦中宣和·芙蓉锦鸡》，宋徽宗笔下的锦鸡正在诉说远离尘嚣的寂寞，经由几何体的折射呈现为顾影自怜的情状，失去了昔日拥有的五色斑斓的华贵和回眸翘望的典雅。陈林派出的麻鸭面对着时代变迁，沧海桑田，感到始料未及，一只脚爪不由自主地向后翘起。我们隐约听见麻鸭的慨叹，它踌躇于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而不管“误入”与否，锦鸡头上闪烁的光环终究有些恍如隔世，不可能永葆青春。又比如2008年画成的《凡·爱克的婚礼》，陈林派出两只冠鹤“误入”这幅尼德兰画家的名作，用以置换原画中的阿尔诺芬尼新婚夫妇。冠鹤已经意识到自已扮演着不速之客的角色，但是，既来之，则安之，事已至此，只能勉力掩饰内心的忐忑不安，融入略加改造的崭新环境，营造与婚礼仪式相适应的和谐氛围。应当承认，陈林派出的几批禽鸟都很胜任，它们打着“误入”的旗号，顺利完成了趟路和试水的光荣任务。它们的叙事过程充满了戏剧性，以疑问和悬念开场，以文化冲突转向文化融合的圆满结局落下帷幕。与此同时或者稍后一些，陈林还画出一大批性质类似的作品,诸如《偶遇韩干》《盛宴》《致维米尔的信》《镜中的玛格丽特》《怀斯的阳光》《波提切利之舞》《莫兰迪·误入》《游记·里斯特》《飞过爱德华·霍珀》等等，都可以视为巩固胜利果实之作，共同证明了此路并非“误入”，前途畅通无阻。

经过三、四年时间的创作实践，一种个性鲜明的新工笔花鸟画图式从陈林的笔底应运而生。在这种图式中，前景的禽鸟具备了灵性和知性，具备了审视与思考、分析与判断、回眸与展望的功能，它们与身处的虚拟场景组成了淡化矛盾、促进沟通、达成和解的叙事结构，从而摆脱了再现自然形态的传统程式，洋溢着浓郁的时代审美气息。此时，陈林对于精心谋划的既定方向愈加感到自信，不再是低调的“误入”，转而是执着的“寻觅”、深情的“迷恋”和欣慰的“共鸣”。到了这个阶段，陈林画作的叙事主题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不再探讨“新工笔”的可能性，转而展示“新工笔”的丰富性。2010年，陈林先后推出《寻觅十二钗》系列、《瓷恋》系列和《天工之恋》系列，派出各类禽鸟广泛寻访，涉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领域，深入梳理新工笔花鸟画与历史文脉之间的传承路径。很显然，与“误入”相比，“寻觅”的内在涵义更为积极主动，清晰表明了方向已经明确，目标就在前头，完全没有是否走错路的疑虑。《寻觅十二钗》系列是非常值得琢磨的作品，各色禽鸟摆出各种各样的寻找姿势，它们正在努力寻索的对象，在第一幅中只是空空如也，而在随后各幅中不过就是一串很平常的饰物。这个系列颇多耐人寻味之处：首先，“十二钗”的画题和那些画中饰物的点缀，共同给出寻觅目标上的提示，无论是《红楼梦》里的大家闺秀，还是珍珠手串与其他古典物件，无不富有强烈的历史文化指向，指引着苦苦寻觅的禽鸟们奔向前方，奔向传承文脉的深层空间。其次，那根用于串联饰物的红丝线，则给出寻觅关系上的提示，红丝线很细，但是很结实，很牢靠，牢固捆绑着各色禽鸟与它们的标的物，紧密牵引着新工笔花鸟画的来龙去脉，既是传统的变异，也是传统的衍生。再有，大同小异的画作竟然接连画出12幅，又给出寻觅立场上的提示，就是乐此不疲，就是不厌其烦，数量上的积累传递了不容置疑的叙事语气，宣告了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坚毅态度。遵循《寻觅十二钗》系列所提供的叙事线索，《瓷恋》系列和《天工之恋》系列朝着扩展领域和强化情感浓度两个方面深入行进，使个性突出的新工笔花鸟画图式趋于丰满，趋于成熟。在扩展领域方面，两个系列分别引入了瓷器和纺织器械，两者都是中国传统手工艺的杰作，而前者简约、纯净、温润如玉，更加贴切本土文化精神；后者带有几何构成倾向，更加衔接西方艺术理念，尤其是从未入画的后者，为工笔花鸟画的题材范围增添了新的审美趣味。在强化情感浓度方面，禽鸟们已经认定了心仪良久的对话物象，进而陷入深深的迷恋之中，这就增添了浓郁的情感色彩，这些禽鸟的叙事状态随之转换，或者愈加亢奋，有如《瓷恋·歌》中放声咏唱的大麻鳽；或者愈加心无旁骛，有如《天工之恋·牵》中咬定丝线不松口的两只火鸡。及至2011年，陈林的《共鸣》系列面世，把禽鸟与各种各样的民族乐器、西洋乐器并置在一起，不仅再次扩容了访问对象的范围，广泛调动了题材元素的参与意识，尽情拓展了画面构成样式的想象空间，而且开启了古今交流、中外碰撞的双重对话机制，体现了坚持不懈的学术追求和所达到的叙事深度。

大概是2012年以来，陈林每年都要画成几幅《畅神》系列的作品，至少持续了四、五年。其间，他还在画着《乐逍遥》系列、《逍遥游》系列和《醉潇湘》系列。我们看到上述画题，似乎看到了陈林派出的禽鸟们正在自由自在地翱翔，看到了一种更为宽松、更为放逸的叙事风度。此时，原先画作中那些起到分割块面作用的转角、扶梯、窗棂、屋檐等建筑构件已然退隐，那些与中外经典图像相关的拼贴痕迹也被悄然抹去，画面空间显得相对简净和恬淡，减少了舶来的构成倾向，进行了较大限度的还原性处理，为禽鸟的往返畅游营造了良好氛围。比如《畅神·潇湘之思》《畅神·半千之韵》《畅神·鹊华之秋》等作，没有局部镶嵌名人名画，而是全景式地展开了董源、赵孟頫、龚贤的山水画卷，处于同一时空的禽鸟们顾盼生姿，两者之间没有构成并置关系，而是相互包容，荣辱与共。《畅神·半千之韵》里的番鸭借助那座引桥，准备进入画卷，《畅神·鹊华之秋》里的角雉悠闲自如，干脆连引桥都不要，即将穿梭在宁静、疏旷的山水怀抱当中。还是《畅神·得鱼》更有意思，那只琴鸡闯入了一处文人书房，看到书桌上摆放着画有芦雁和墨竹的册页，以及压在上面的线装画谱，激动得难以自制，腾空而起，展翅高飞，毫不理会自己本是天外来客。由此看来，从《畅神》系列开始，陈林再次转换了创作重心，他的禽鸟们也再次转换了叙事话语：关于创新图式的形式感的探索，可能会暂时告一段落；关于传统文化内在精神的探究，相比之下则显得更为重要。

从“误入”到“畅神”，陈林经历了与笔下禽鸟朝夕相处的愉快的创作旅程，经由他的主导和有效掌控，所有的禽鸟成功实现了一次华丽的转身，不再是自然景观中步入画面、从而被真实再现的客体物象，它们肩负着画家的嘱托和重要的使命，成为画面的叙事主体。我们一面倾听着这些禽鸟的呢喃细语，一面见证了新工笔花鸟画所取得的显著进展。接下来，这些感动过我们的禽鸟们将要飞向何方，让我们满怀期待。

2018年8月

三、建筑是否应该具有叙事性或者具象化

建筑是艺术，而且是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它以砖瓦土木、钢筋、玻璃等为材料，融合工程技术，同时又将绘画，雕塑和工艺美术融为一体，在有限的空间内创造出各种各样精美的艺术类型。文学叙事是以语言材料表现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文艺作品。文学与建筑虽是不同范畴的两个概念，但二者又常常互相渗透，相互融合，密切联系，成为姊妹艺术。建筑可以成为文学叙事的描写对象，文学叙事也可以为建筑增添意蕴，提升建筑的文化内涵；文学叙事可以为建筑作永久流传的广告，从而增加建筑的知名度；文学叙事也可以为建筑师开拓思路，进行更高层次的设计与创造。

文学叙事对于建筑的描绘和赞美从古至今未曾间断过。不论是古时候的对物感怀，还是我们今天抬头仰视慨叹建筑的华丽宏伟，穿插其中的让人从建筑中读懂并能感受到的仍是浓厚的人文气息。因为文学叙事是以写人为主的艺术，而建筑是生活的重要空间，所以写人的文学叙事免不了要写到建筑。因此，文学贯穿于建筑的始终，建筑会因文学的参与而变得流光溢彩。

四、急求某种景观设计思潮论文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社会需求不断变化,景观设计的价值也越来越得到广泛的认同。西方国家在景观设计领域起步较早,尤其是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起,“现代主义”浪潮对景观设计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对西方国家现代主义景观设计思潮的研究必然对我国景观行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本文选择美国这个社会背景,既是考虑到英文资料的丰富性,也是因为美国文化兼容性较强的特点,美国现代景观的发展也大致能够反映出西方国家的整体状况。本文以时间和人物为线索,通过对各个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设计师的设计思想、理论和主要作品的分析,系统阐述了美国现代主义景观设计的发展历程和设计思潮。美国现代主义景观设计大致经历了“现代主义”的酝酿期、转折点、现代主义设计思想走向成熟,以及70年代后多元化的发展时期四个阶段,产生了几代杰出的景观设计师。对他们各自设计理念和代表作品的分析涉及到社会背景,绘画、雕塑等其他艺术领域。纵向的、对发展历程的整体把握之后,展开横向的比对。分析总结出现代主义景观设计注重场地分析、开放平面取代线性序列等主要特点,进一步探讨了现代主义景观设计的发展趋势,如景观元素的更新、与当代艺术思想的结合等。推动景观行业发展的最终根源是社会的发展。事实上,我国目前的社会状况与美国社会几十年前极为相似,景观行业同样面临巨大的机遇和挑战。近年来,许多境外景观公司纷纷开拓中国市场,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一、建筑师的后现代主义表演

“后现代”、“后现代主义”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学术文化界的热门话题，特别是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原先流行的思潮突然在知识界失去了影响力，后现代主义便于上世纪 60年代与法国后结构主义和美国新实用主义结合，成为当今西方盛行的一种综合性的哲学与文化思潮，并向全世界蔓延。

但是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后现代主义并非起源于哲学领域，相反它的主要成分来源于后现代文学艺术、建筑艺术风格和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科学。最早使用“后现代”一词的是英国画家约翰•瓦特金斯•钱普曼（JohnWatkinsChapman），他在1870年用“后现代绘画”（Postmodern Painting）一词来评价比法国印象派更前卫的绘画方法，由此决定了“后现代”一词在它使用之初就表现出具有超越和否定的意义。用“后现代”来描述建筑的新形式出现于20世纪40、50年代，至20 世纪70、80年代西方建筑界对现代建筑风格全盛期的纯粹性和形式主义表现出强烈的反感情绪。现代建筑大师们如勒。柯布西埃，试图精心打造一个更美好世界的乌托邦理想并没有呈现在世人面前，相反是一幢幢呆板的摩天大楼和受到指责的居住的机器。

1966年，芝加哥建筑师文丘里首先在他的《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中发出了呼唤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先声，掀起了建筑界后现代建筑设计的历史序幕；1977年英国著名的建筑评论人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在他极具影响力的著作《现代建筑语言》中，倡导一种与现代建筑风格断裂、基于折衷主义风格和通俗价值取向的、新的、后现代建筑风格，并且给后现代建筑归纳了6点特征：①历史主义；②直接的复古主义；③新地方风格；④文脉主义；⑤隐喻和玄想；⑥后现代式空间（或被称为超级手法主义）[1].正是通过文丘里等先锋派建筑师在建筑设计的狂飙表现，以及建筑评论家们理论层面的归纳总结，使得晦涩、难懂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争论形象化了，进而为普通人所体验、所认识，进一步促进了后现代主义的传播和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向受社会各种哲学思潮、流派影响的建筑设计领域，此次成了培育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一片土壤。

当然这些先锋派的建筑师不仅从理论上为后现代主义设计寻找合理的解释，而且还身体力行地投入到设计创作中。他们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建筑设计中挥洒创作热情，还将后现代主义语汇扩展到景观设计中。1972年文丘里设计的富兰克林庭院，不是在遗址上对原有建筑物的重建，而是以其“幽灵式”的想象，采用一个模拟原有建筑的不锈钢骨架，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效果历史。1977年他在华盛顿宾西法尼亚大街设计的自由广场，则以一种平面的设计语汇结合历史片断，形象而简约的展示出场所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和情感，从而消解了传统纪念性广场高耸的中心式构图。1980年查尔斯•摩尔为新奥尔良的一个商业和工业综合区设计的意大利广场，以历史片断的拼贴、舞台剧似的场景，戏谑式的细部处理，赋予场所“杂乱疯狂的景观”[2]体验，几乎成了后现代主义公共空间设计的代名词。

就在这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师以历史片断、符号、隐喻、媚俗、戏谑等手段张扬着自我和取悦于大众时，他们的同行景观建筑师对后现代主义的反应尽管显得有几分迟钝，但仍然有些前卫的景观建筑师在这股新思潮的鼓舞下，从毕加索、最低纲领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摩尔（Robert morris）等艺术家那里学习运用最少的元素创造出最具冲击力的设计；从地景设计师如罗伯。斯密森（Robert Smithson）、麦克尔•赫瑟（michael heiser）等艺术家那里学习新的视觉观念；从文丘里、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麦克尔•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等建筑师的作品中学习用历史片断、光和色来限定空间的技巧，在景观设计领域积极进行后现代主义的探索。

二、景观建筑师的后现代主义实验。

美国景观设计领域对后现代主义的探索首先是从小尺度场所开始的。1980 年美国著名景观建筑师玛莎。苏瓦兹（martha Schwartz））[3]在《景观建筑》杂志第一期上发表的面包圈花园（Bagel Garden），在美国景观设计领域引起了对后现代主义的广泛讨论，它被认为是美国景观建筑师在现代景观设计中进行后现代主义尝试的第一例。面包圈花园坐落在波士顿一个叫Back Bay的地区，在那里每条狭长街道两边排列的都是可爱的低层砖房，它们集中了过去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风格，而且每栋建筑前都带有一个临街的、开敞式的庭院。面包圈花园是个小尺度的宅前庭院，用地范围22×22英尺，面朝北方。花园空间被高度为 16英寸的绿篱分割成意大利式的同心矩形构图，两个矩形之间铺着宽度为30英尺宽的紫色沙砾，上面排列着96个不受气候影响的面包圈。

小的矩形内以5×6的行列式种植着30株月季。场地中还保留了象征历史意义的两棵紫杉、一棵日本枫树、铁栏杆和石头边界。在设计中，苏瓦兹想创造的是一种“既幽默又有艺术严肃性的”[4]场所感。这个设计的最大特点就是把象征傲慢和高贵的几何形式和象征家庭式温馨和民主的面包圈并置在一个空间里所产生的矛盾；以及黄色的面包圈和紫色的沙砾所产生的强烈视觉对比。这个迷你型的庭院以具有历史风格的花篱、紫色的沙砾、以及隐喻Back Bay地区象兵营式排列的邻里文脉的面包圈，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缩影。这个花园为人们开启了一扇小尺度景观设计的新视野——就是把传统的、有限的景观想象和新概念结合起来，创造出新景观。从而使这个迷你型的花园在学术性及艺术文脉两方面成为新设计的导向。

1983 年美国著名的景观设计事务所SWA为约翰•曼登（John madden）公司位于科罗拉多绿森林村庄的行政综合区一组玻璃幕墙的办公楼群设计的万圣节（harlequin）广场，设计不仅体现出文艺复兴式的历史主义风格特征，并且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赋予场所强烈的对景观体验主体—人的消解的解构特点这个占地1英亩的广场空间实际上是一个双层停车场的屋顶，位于两栋玻璃幕墙建筑之间，上面分布着一些高出地面约有3m左右的冷却塔和通风管。因为是个屋顶广场，所以考虑到屋面的结构承重能力，景观设计只能在50m×100m 场地中部一条12m宽的狭窄空间中展开。SWA的主要设计思想是设计一个具有公共功能的广场，重点强调远处洛基山的景观，同时减轻屋面上机械管道设备对场所的视觉干扰。在设计中SWA一改流行的传统轴线手法，而选择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参考点，来解决广场与周围玻璃幕墙建筑之间的关系，以及和狭长的洛基山视轴的关系。

首先，广场两侧的镜面幕墙赋予整个空间狭长的、眼花缭乱的、不可思议的迷惑感。顺着广场狭长的轴线向远处的洛基山方向看去，用玻璃镜面包裹起来的，突出屋面的通风管道和冷却塔就像被一只巨大的手神秘置于这个超比例的、形式滑稽的广场空间中，它们与地面形成倾斜的箱型体。这种充满动态感的姿态和黑白两色的菱形的磨石子地面，构成视觉上的迷幻和不确定感。此外设计者在建筑物出、入口两侧布置了略高于地面的草地，上面排列一组高矮有序的白色圆柱体，它们和反射在后面建筑物玻璃镜面里的映射，构成对修剪过的树林隐喻意义。这个设计的鲜明特征是采用了大量的镜面材质、倾斜的体型、产生错视的黑白菱形水磨石铺地，以及不对称的几何形体。

设计者利用镜子扭曲视觉以增加看到的尺度和视觉，从而产生一种古怪的类似基里科[5]似的超现实主义品质，将人这个场所体验主体消解为迷幻场景的一分子，有时甚至完全失落在这个梦幻般的场景里。最后，设计者在广场中间的契入一个狭长的切口，将广场分为两部分，使两栋建筑都有各自的广场空间。在这个狭长的切口里，设计者将传统的喷泉水渠和花草并置，产生出一种传统的乡村风景，令人在这个意想不到的，既充满幻想、又有点迷惑的超现实的后现代主义空间里，寻找到些许现实的支点。

1988年由哈格里夫事务所的乔治•哈格里夫（George hargreaves）为加利福尼亚San Jose市设计的市场公园（San Jose Plaza Park）[10]则表现出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学特征，它强调场所的历史性、可理解性、可交流性、可对话性和意义的可生成性。市场公园既是一个巨大的交通岛，又是该市最古老的公共开敞中心，因为它的四周环绕了该市数座重要的公共建筑—艺术博物馆、大型旅馆、会议中心。场地由南北两条直线连接两端半圆形曲线，构成类似运动场的形状。沿场地东西长轴哈格里夫设计了一条主路，用地中部一个新月形的斜坡堤将场地自然非为两部分，二者间高差变化以坡道和台阶过渡。用地西部，沿主路两边布置的是维多利亚风格的路灯和木制的座椅；草地上果树栽种方式是和中部新月形线型相一致的。东部在主路的尽端是两条成锐角的斜路，将人流向南北两个方向分流，由此形成的三角形用地是硬质铺地，以栽种的树木强调边界。中部新月形的斜坡堤上种植着四季变换的花草，斜坡的上层安置的是休息座椅，下层一边是网格式的喷泉区，一边是开敞的草地。

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net喷泉通过喷射形式的变换表现出随着一天中时间的转换，其形式由清晨的雾霭、小涌泉，到下午强力的水柱喷射，而晚间水柱在灯光作用下变得更加晶莹剔透和眩目。此外喷泉自我排水的设计系统，不仅使人可以观赏它的变化，而且还允许人们进入其中，嬉戏玩耍。场地中部一条由南向西和由南向北的两条斜线乍看上去显得有点生硬，实际上最符合人们走捷径的心理。就是这样一个构图简单的景观设计，蕴含了大量的历史隐喻和生活片断。网格式中的喷泉形式的灵感来自1800年场地附近挖掘的自流井，它们一天中的变化形式隐喻了水使Santa Clara山谷兴旺的这段历史。西边用地的果园也正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两次战争期间周围果木农场丰收景象的记忆。维多利亚风格的路灯反映的则是城市300年来的历史，而夜间灯光照射下的喷泉景象是对当代Silicon山谷高科技的暗示。这里的后现代文本不仅仅只是为一些设计人士所解读，而是通过哈格里夫把这些历史元素和片断组织到公园的主要公共景观片断里，并且传递给大众。

1991 年由 hanna/Olin和Ricardo Legorreta合作完成的潘兴（Pershing）广场受到抽象派雕塑、大地艺术、现象学和绘画的影响，表现出后现代主义多义性和视觉革命的特点。潘兴广场位于洛杉矶市中心15大街和16大街处，它的历史可是追溯至 1866 年，经历过多次设计。20世纪50 年代一个1800hm2的地下停车场建在它的下面，到20世纪80年代这里已成为了无家可归者和贩毒者的集聚地了。因此它也是城市雄心勃勃重建公共空间计划的开端，社会进步的见证。

设计者在总平面设计中采用直角分块的手法，将大空间分解为彼此功能独立的小型叙事空间，多次重复的直角网格式平面划分手法是对原有城市网格状的历史机理的隐射。此外，设计者在粉红色混凝土地面矗立起10层楼高的紫色“钟楼”，并且与之相连的水渠的墙面也是紫色的。墙上有方形的窗户，它把广场的视觉框限成小的花园区。广场的另一侧是淡黄色的咖啡屋和一个三角形的停车站，它背后是另一片色的墙。

沿着广场前的街道是原有的通向地下车库的坡道，和一个连续人行道、斜坡相交一起。在这组空间景观设计中，设计者从抽象雕塑和后现代视觉革命中获得灵感，将三维体量引入水平向的广场空间，营造出类似现代艺术品展览的氛围。广场中央是一片桔树林，是对典型的洛杉矶特点的直接暗示。圆形水池和一个下沉式的圆形剧场为公园提供了两个规则的几何元素。水池以灰色的鹅卵石构成一个大的碗状的圆，水从水渠的墙面流入水池里，再通过一条锯齿形的类似地震后形成的裂纹向广场之外的空间延伸。可以容纳2000人的圆形剧场铺着草地和粉红色混凝土的台阶，四棵对称布置的淡黄色的棕榈树形成对舞台空间的暗示。整个广场的设衡。此外，钟楼和水渠的形式体现出对地中海传统符号的拷贝，场地中大量采用了高大的棕榈树，表现出浓浓的拉丁风情。所有这些都表现出设计者在创造这个多意性公共空间的热情，以及对这个汇集着多种族社区的城市的尊重。

三、结语

上述各历史时期美国景观建筑师在景观设计中的后现代主义探索，只是20世纪美国新景观设计潮流的几朵浪花，不过透过它们仍然能使我们看到后现代主义在美国景观设计中表现的总体轮廓。作为关注人们精神层面的景观设计，一直以来都是以场所的意义和情感体验为核心的，它的存在满足了人们放松心情、陶冶心智的精神需求。因此决定了在纷扰复杂的后现代语汇中，景观设计师们汲取最多的是历史文脉元素，代表隐喻和玄想的符号单元。因此和他们同行的作品相比，除了部分采用鲜亮的色彩对比外，他们的后现代倾向显得温和而谨慎。此外，景观建筑师尽管吸收了很多后现代设计概念和新艺术手法，如构图的隐喻、视觉的变化和色彩对比等，但是他们并没有彻底抛弃树木、花草、水体、山石等传统设计元素，而是将二者有机结合，营造出新的场所意义。最后，人在场所中并非扮演主体的角色，人和景观始终是互动的关系，有时候人甚至也成为景观构成元素的一部分。因此，无论景观建筑师在设计中的表现多么前卫和狂飙，其所营造的场所氛围和意义始终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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