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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浙江的文化特色（介绍浙江的文化特色100字）

发布时间：2023-04-26 21:30:55 稿源：创意岭阅读： 1281

大家好！今天让创意岭的小编来大家介绍下关于介绍浙江的文化特色的问题，以下是小编对此问题的归纳整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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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浙江地区的饮食风俗，源远流长，见于史载，至少已有两千年的历史
2、浙江文化
3、浙江有什么习俗？
4、浙江的生活习惯和民俗

介绍浙江的文化特色（介绍浙江的文化特色100字）

一、浙江地区的饮食风俗，源远流长，见于史载，至少已有两千年的历史

浙江省位于我国东海之滨，历史悠久，文化古老，地理优越，物产丰富。北部河道纵横，平原广阔，素称“鱼米之乡”；西南丘陵起伏，树木蓊郁，盛产山珍；沿海渔场密布，岛屿众多，水产资源丰富。因此，历代浙江人民不论是日常饮食，或是岁时、礼仪方面的各种食品，都十分丰富，品种繁多，风味各异，富有各自的地方特色。

浙江地区的饮食风俗，源远流长，见于史载，至少已有两千年的历史。相传，春秋时越王勾践曾带着饭与羹巡游浙江各地，路遇孩童，勾践以饭羹亲自进行哺啜。（《吴越春秋》）《史记·货殖列传》也有记载：“楚越之地，饭稻羹鱼……”羹，在古代指五味调和的浓汤，这里指以鱼类为原料煮成的鱼汤。这说明，当时人们不仅会制作鱼羹，还以“果蓏赢蛤”作为佐餐食品了。张华《博物志》也有类似的记载。

魏晋以后，我国进入所谓“五胡乱华”的混乱时期，经济和文化中心由黄河流域开始南移。东晋贵族纷纷到浙江来定居。南北风俗开始交流，饮食风俗也随着丰富起来了。

南北朝时，浙江流行羹脍之类菜肴，尤其是莼菜作羹，在南食中已名扬四方，所谓“千里蒪（莼）羹，岂关鲁卫”。（（《南史·崔祖思传》）在绍兴，酿酒之风颇盛，除绍酒作为贡品外，民间生女、嫁女还酿“女儿酒”。晋嵇含所著的《南方草木状·草曲》载：“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酿酒……女将嫁，乃发陂取酒以供贺客，谓之女酒。”隋唐时，越酒行天下，享有盛名。当时浙茶已十分流行。陆羽《茶经》载：“茶，浙西以湖州上，杭州睦州下；浙东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当时还出了个有名的烹调专家杜济，《大业拾遗记》载：“会稽人杜济，能别味，善于盐梅。”他们创制的“石首含肚”，味道特别鲜美，用于贡品。

五代十国时，钱镠在浙江建立了吴越国。当时中原战火连年，而吴越国却比较安定地渡过了 70 多年。经济繁荣，食品丰裕。据《宋史·吴越世家》载：有孙承佑者，钱王纳其姊为妃，每一饮宴，凡杀物命千数，常膳亦数十品。他喜欢以鲜鱼作馔，从驾北征，以橐驼负大斛贮水养鱼自随。一次，孙在宴客时，指其盘筵曰：“今日座中，南之蝤蛑，北之红羊，东之虾鱼，西之粟米，无不毕备，可谓富有小四海矣。”到了北宋末年，宋室南迁，杭州成为南宋都城。北方大批王公贵族渡江南下，形成了又一次南北风俗交流，促进了饮食风俗的大发展。

南宋时，临安酒楼林立，食店、点心从食店遍布街巷。著名的官、私豪华酒家就有 20 余家。前者有和乐楼、和丰楼、中和楼、春风楼、太和楼等，后者有熙春楼、三元楼、赏心楼、花月楼等。每楼各分小阁十余间，重帘遮隔，金银酒器，精巧华贵，当时供应的美酒有琼花露、蓬莱春、蓝桥风月、浮玉春、丰和春等，名菜有“玉鲙丝莼”、“鲈鱼鲙”、“玲珑壮丹鲊”、 “百味羹”、“笋焙鹌子”、“银鱼炒鳝”、“五味烤鸭”、“酒蒸鸭”、 “酒炙青虾”、“酒烧香螺”等等，不胜枚举。至于小吃经营，更为兴隆。吴自牧《梦粱录》中载：“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所卖点心有煎白肠、烧饼、蒸饼、糍糕、雪糕以及五味粥、糖豆粥、肉合粥和血脏羹、羊血、粉羹之类。其名点小吃有鹌鹑馉饳儿、羊脂韭饼、澄沙团子以及蟹肉包儿、鸡丝面、鱼桐皮面等。据《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各种小吃就有百种以上。

由于大批北人南来，“都城食店，多为京师人开张”。（耐得翁《都成纪胜》）北方食品亦传入浙江，如李婆婆羹、张家团子、酪面、胡饼、胡羊粑以及标竿十样卖糖等。

明清两代，浙江饮食风俗又有进一步发展。如明代，浙江饮酒之风甚盛，当时有越州的蓬莱酒，绍兴的豆酒、薏苡酒、地黄酒、鲫鱼酒、以及东阳酒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曾提到：“入药用东阳酒最佳，其酒自古擅名。” 在烹饪技术上也进一步提高。清代慈溪厨师伴清渠写成的《饕餮谱》，记载了 412 种精美食品的制做方法。绍兴盐商童岳荐写成的《调鼎集》是一部内容丰富的食谱总汇，其中还记述了不少江南风味菜的菜谱。尤其是清代著名诗人袁枚，写了一本《随园食单》，总结了当时杭州菜肴的烹调技术，其中有“台羹烂肉”、“蜜火腿”、“家乡肉”、“醋搂鱼”、“酱炒甲鱼”、 “干蒸鸭”、“土步鱼”、“鳝面”、“烧鹅”等 20 多种。还附有专门介绍浙江各地小吃的“点心谱”，如“八珍糕”、“蓑衣饼”、“葱包桧儿”等。可见当时浙江饮食品种的丰富。

浙江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中，积极利用本地富饶的自然资源，创制出许多富有地方特色的菜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终于独树一帜，创立了浙江菜系，成为我国著名的八大菜系之一。浙江菜在南食中占着重要地位，它的特点是：料重时鲜，制作精细，色彩鲜艳，味道鲜美，品种繁多，讲究营养。烹调方法以爆、炒、炸、熘、烩、炖、烤、蒸、烧、煎为主。浙江菜的主要原料是：猪肉、鱼虾、禽蛋、蔬菜、豆类和部分野味。尤以肉、鱼、禽、笋类所占比例最大。现在市场上经常供应的菜肴，达 500 余种。浙江菜以杭州、宁波、绍兴三种地方风味为代表，它们又各具特色，风味迥异。

浙江风味小吃，富有浓厚的江南地方特色。历代人们根据不同的爱好和口味，从各地的实际条件出发，精工细作，创制了多种多样的点心、小吃。其烹饪技法，主要有蒸、煮、煎、烤、烘、炸、氽、冲几种。各地风味各异，咸、甜、荤、素、香、脆、软、糯俱全，且造形美观，绚丽多姿。

根据全省各地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情况，在饮食风俗上，大体可以分为杭嘉湖平原、西南丘陵山地、东南沿海城镇和岛屿地区等三个主要食风区。各地区历代传承的饮食习俗、惯例及菜肴烹调方法等，均具自己特色，并又有广大群众所喜爱的若干特殊风味的食品。

浙江省的饮食风俗，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许多菜肴的烹制方法，都是来自民间，经过长期传承和演变并不断发展。如西湖醋鱼，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它最早是“用活青鱼切成大块，用油灼之，加酱、醋、肉烹之”，以后改“灼”为蒸；现在则先将活草鱼清水饿养，使它吐净泥质，再用沸水氽过，最后以各种调料浇汁烹制。再如金华、义乌一带出产的“南肉”，南宋时就已脍炙人口，久享盛誉。现在沿用旧法烹制的“家乡南肉”、“南肉春笋”，仍是群众喜爱的大众菜肴。

其次，浙江饮食风俗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受到外来影响，从而有所变异。南宋时，杭城不少饮食店，多是汴京人开设。爆、炒一类烹饪技术，大体上就是这时从北方传来的。如烹制鳝鱼，原来浙江人习惯用油、酱炒，后来参考了北方的制法，才改“炒”为“爆”，并配以蒜泥，即成了南料北烹的“生爆鳝鱼”了。其他，如用胡桃、松子作腊八粥、上元夜饮屠苏酒、育儿的“汤饼会”等，也都渗入了中原旧俗。

第三，多数饮食风俗，都反映了人们的某种心理状态，主要是祈求吉祥、驱邪消灾，祝愿丰收等，其中以食品的谐音、谐意、象形、双关语等方式，象征喜庆、得福、祥瑞、兴旺最为普遍。如“年年有余（鱼）”、“讨聪明（清明）”、“年年高（年糕）”“节节甜（甘蔗）”、“早生贵子（红枣、花生、桂圆、荔枝）”等等。为孕妇催生，用“快便肉”，肉要切得端正、四方；祝老人长寿，用“长寿面”，面条煮时、食时不折断，等等。

第四，有不少饮食习俗多伴有美丽动人的民间传说，以丰富的想象力寄托了人们的爱憎和祝愿。如“油炸桧（秦桧）”、“莲子羹”、“宋嫂鱼”、 “青团子”、“戚公饼”、“东坡肉”、“凤尾鱼”等。有些地方的特殊饮食风俗，则和当地重大的事件相联系，成了历史的记录。如舟山的“屠城羹饭”、为纪念清顺治八年九月初二定海城陷，军民死于战火之事；海宁的八月二十三日烧红糖芋艿吃，是纪念清咸丰十年该日太平军攻下硖石之事等。

第五，不同季节，其饮食品种也随之变化。尤其是时令小吃，样式最多。如春季有韭芽肉丝春卷、葱包烩儿、虾肉小笼等；夏季有八宝绿豆汤、西湖鲜莲汤、冷淘（米线）等；秋季有桂花鲜栗羹、蟹粉包子、糖炒栗子等；冬季则有酥羊肉、菜卤豆腐、糯米麻糍等。

二、浙江文化

浙江传统文化与“浙江模式”的形成

新华网浙江频道11月23日电（《浙江经济》杂志/张佑林）现代社会，区域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现代工业社会与传统农业经济对人力资源的要求具有本质上的差别。一般来说，传统的小农经济要求的是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只要做到循规蹈矩就行；而现代工业社会要求的是具有创新意识的人力资本和企业家，没有创新意识要想在市场竞争社会立足简直是不可能的。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经验也表明，现代经济增长或工业化，首先离不开人的思想观念的更新或人的现代化。经济学家英格尔曾经尖锐地指出：“当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国民不经历这样一个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现代性的转变，仅仅依赖外国的援助、先进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引进，都不能成功地使其从一个落后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在现代社会，传统文化影响经济发展的路径是：传统文化对工业化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人的观念进而实现的。传统文化通过其长期积习而成的观念，对生活在本区域内的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塑造出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而这些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适应现代经济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这也就决定了各区域的经济选择是不一样的，进而决定了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

一、浙江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及其与现代经济的兼容性分析

按照笔者的观点，从人文地理学出发，可将中国文化划分为"中原传统农业文化区"和"东南功利文化区"两大部分。中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和传播中心，其辐射范围遍及中西部广大地区。由于深居内陆地区，自古以来，这里一直是以农耕经济为主，小农思想根深蒂固，人们的观念保守。这种传统文化所以抵制现代化，不仅因为它是一种僵化的价值观念、思维定式，制约着人们思想什么，怎样思想，而且还因为它是一种生活习惯、行为模式，制约着人们去做什么，怎样去做。在它的长期熏陶和习惯作用下，一切与之不符的说法和做法、倡导和实践，都是不自然的，都是可疑的，甚至都是邪恶的，要么受到温柔的冷遇，要么受到严厉的封杀。这种思维机制使人们思想僵化，观念保守，不思进取，害怕创新。

"东南功利文化区"主要集中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其主体构成是吴越文化，其范围包括江浙及其附近地区。远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了河姆渡文化和良诸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文化独具异彩。自唐宋以来，随着我国的经济政治中心从黄河流域转向江南，文化中心也随之移向吴越，其间经过了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三次大融合。近代以来，东部沿海一带一直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熏陶，形成了本地文化与西洋文化的广泛交流，吴越文化终于从传统的农业文化，转化为商业气息浓厚的商业文化，并在我国各文化副区中冠领群雄，水平最高。

吴越文化从纵向上看，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反复碰撞中发展的；从横向上看，吴越处在我国传统的大陆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两大板块的交锋地带，这就使得其文化具有海陆两种成分，并进而发展成传统的伦理本位主义与现实功利主义两种性质的交流和融合。

作为吴越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浙江文化除了拥有"东南功利文化区"的基本因素外，还有自己的独特性。浙江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素称"文物之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永嘉文化"为主体的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特色。浙江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在：第一，具有鲜明的"善进取，急图利"的功利主义色彩。第二，具有"富于冒险、开拓进取"的海派文化传统。这主要是因为傍海而居、出海而航的生活生产环境，培育出了浙江人的顽强的生命力和开拓冒险的精神。第三，具有浓厚的工商文化传统。浙江文化自春秋战国范蠡大夫弃政从商以来，就形成了蓬勃的尚利文化，"工商皆本"的思想几乎是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的。第四，具有"崇尚柔慧，厚于滋味"的人文情怀。江浙文化尊重人欲，重视家庭和家族的血缘亲情关系，这与"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家文化导向很不一样。由此可见，浙江文化与我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是有区别的。

浙江文化具有内生的创新冒险精神，其总体特征可以归纳为八个字：“勇于创新，注重功利”。创新冒险精神是浙江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巨大的生机和创造力是其文化的生命能量；功利主义和自然人性观构成了浙江文化的人生观基础。浙江人讲究实际、注重功利的价值取向，构成了浙江人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自主创新、敢为天下先的思维品格，构成了浙江人在经济改革中致力于制度创新，实现体制外增长的精神动力；善于经营、富于机变的文化性格，赋予浙江人在适应市场机制中胜人一筹的素质和优势。

浙江文化蕴涵的自主创新精神与现代经济具有内在的兼容性，它对浙江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具有内源性的影响。正是这些潜藏在浙江人意识深处的独特的传统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苏，造就了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民间企业家，使浙江大地在改革开放之后很短的时间内，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农民企业家，从而为民营工业的发展做好了人力资本方面的准备。以浙江温州为例，温州市总人口为600多万，其中有200多万人在办企业或从事市场交易活动，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以至形成了“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的说法，“温州模式”的形成，正是温州上百万民间企业家勇于创新的杰作。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大批企业家的主导下，形成了浙江“制度创新”的浪潮，从而推动了浙江工业化的进程。

二、浙江工业化道路的演进路径：企业家主导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

从制度变迁的类型来看，主要包括两种形式：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并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能否产生的关键是，必须有一个新制度安排的“创造者”自发组织实施。从总体上看，一个社会的制度变迁是否发生，不仅取决于参与制度创新主体对制度创新成本—收益或损益的主观评价，而且取决于他们的判断能力和适应效率，也即一个社会只有存在一个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群体时，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才会发生并不断持续下去。

从浙江工业化道路的实践来看，其制度创新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内生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即这种制度创新不是外部力量的强制作用，而主要是以企业家为主体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自愿选择，然后政府加以引导与规范的结果。笔者把这种内生于民间、通过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创新、最终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制度创新增长模式概括为："自下而上的内生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这种模式的动力来源于传统文化和民间力量，其本质是一种自发的和内生的经济发展模式。其运行原理是：在市场竞争社会，具有创新精神的民间企业家，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途径，不断地模仿和创新，实现创造性的毁灭，最终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实现。具体来说，这种自下而上的"浙江工业化模式"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首先，从工业化发动的主体看，这是由浙江成千上万的企业家主导的。经过传统商业文化长期熏陶的农民们，在改革开放后，不甘贫穷，勇于创新，勇于冒险，突破传统农业的桎梏，依靠发展民间乡村工业和相关产业，在其他人尚未觉悟的时候捷足先登，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开拓者和先驱者。其次，从浙江工业化模式的演进路径看，这是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创新过程。诱致性制度创新的一个前提，就是从事制度创新的主体必须具有强烈的自主创新精神，而这恰恰是浙江企业家的主要特点。改革开放后，浙江成为制度创新的"多发地区"，在每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都会产生新的内容，接连不断，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浙江的制度创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乡村工业，专业市场，股份合作制、农民城、块状经济等均为全国首创，这些形式现在已经成为其它地区仿效和学习的对象。再次，从浙江工业化道路的类型看，其特点是自下而上民间发动的工业化。浙江的工业化从地域看，是民间工业发展壮大并逐渐包围城市工业的过程；从所有制结构看，是民营经济、个体经济逐渐成长并冲击国有大工业的过程；从市场发展看，是农村的大批专业市场逐渐挤压城市商品市场的过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看，是农村工业率先进入市场系统参与竞争，结果是农村地区反而先于发达的城市实现了体制转型。

由此可见，浙江传统文化通过对本区域人们长期的熏陶和潜移默化，在民间沉淀了一大批具有创新开放意识的高素质人群。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他们挣脱了政治束缚，迅速转化为具有创新精神的民间企业家。正是在他们的带动下，形成了经济活动中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浪潮，并最终推进了浙江区域经济的成功转型。

三、浙江有什么习俗？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年文化”永远是最不可或缺的一项，而一年中最隆重的当属那顿年夜饭了。但每个地域的食物不同、文化不同造就了不同的理解和故事。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浙江人年夜饭餐桌上出镜率最高的菜，会是什么？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日子，“浙”桌饭都有啥？

杭州

酱鸭

在过去的杭州城里，晒酱鸭就好比四川人挂腊肉一般，杭州酱鸭，早就是过年的“黄金搭档”了，只要临近春节，街头巷尾总是弥漫着一股咸香味。对杭州人来说，无酱鸭，不成“年”。杭州人的年味便是由一只酱鸭开启，预示着来年丰润。

元宝鱼

把鱼切成三段，头尾拼接，鱼身中段放在上面，两端往上翘，从外形上看就很像一个“元宝”。按老杭州的习俗，元宝鱼不是用来吃的。大年三十当天把鱼烧好，会一直摆到正月十五，寓意年年有余。

八宝菜

以前也叫“如意菜”，有八种素菜组成——马蹄（荸荠）、油豆腐、胡萝卜、黑木耳、冬笋、香菇、黄豆芽、冬腌菜。

宁波

宁波汤圆

“圆”意寓团圆，吃汤圆象征家庭吉祥和谐。除夕夜合家做汤圆，用糯米粉揉搓成团，加猪油芝麻馅。汤圆一口咬下去，滑糯绵甜，满嘴留香，蔓延在舌尖的是浓浓的团圆幸福和新年希望。

红膏炝蟹

红膏炝蟹，就仿佛是传统戏曲的保留剧目，没它不行。“红膏炝蟹”是用盐卤炝制而成，是甬菜咸鲜结合的另一道美味佳肴。咬一口蟹黄鲜美带咸，是在酒席上品尝其它海鲜菜肴之后，下饭时的最佳配菜，因而被宁波人称作为“塞饭榔头”。

金华

红烧鲢鱼

一条大鲢鱼是老金华人不可缺少的年夜菜之一，鲢鱼烧熟后放在长长的盘子里，隆重的摆上桌子，鱼的摆放方式十分讲究，鱼头往往要面向家中最年长的长辈；吃起来讲究更多，一般只吃鱼身子，留下鱼头和鱼尾，寓意“年年有余”。

金华馒头

金华人过年要吃馒头，在传统习俗中有“团团圆圆、蒸蒸日上”的寓意。年夜饭桌上，馒头配上扣肉、笋干，非常好吃。

豆皮素包

在金华，几乎家家户户在过年时都会做豆皮素包。豆皮素包的馅有多种，许多家庭都会用萝卜和豆腐做馅，然后把裹好的豆皮包用油炸成金黄色，里层鲜嫩增添了食欲，深受大家喜爱。

温州

温州人的年夜饭是“高脚红碗冷盘十道”，寓意着“十全十美”，道道有讲究。十个红艳艳的高脚碗，一端上来就显出了“家宴”的气势和精致，也表达了“红红火火、步步高升”的美好祝愿。

碗里装着酱油肉、鱼饼、鳗鲞、酱油鸡、花蛤、胶冻、江蟹生、炸羊尾、三色蛋、瓯柑，都是正宗的温州老味道，每道菜上还要放一片红萝卜，方言称作“红菜”，意为讨个好彩头。

鱼饼

温州鱼饼是温州传统特产，它以鮸鱼、马鲛鱼等新鲜海水鱼为主原料，配以独特的调味品，采用传统配方及先进工艺精制而成。讲究内白外黄的色泽，寓意“黄金白玉”。

炒年糕

温州人年夜饭桌上必不可少的就是这道炒年糕了。年糕寓意“年年高”，吃了年糕，才算是完整的年。

年糕切成片状或者是条状，加入酱油肉、鳗鲞、鱿鱼干及各色蔬菜，一口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

绍兴

绍兴人每年立冬便拉开冬酿的序幕。年底最热闹的时候，老街上挂满了自制的酱货和腊货。喝几口醇厚甘甜的绍兴老酒，再配上咸甜乌软的梅干菜扣肉，约上许久未见的亲朋好友聊聊家常，再看上几出戏，在乌篷船里感受着悠悠流水，才真正是让人感觉回家了。

鲞冻肉

鲞冻肉是绍兴人年夜饭里不能少的一道菜。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腊鱼。鲞冻肉由文火细煮而成，古书记载：“肉先煨烂，放入台鲞同煨，鲞烂熟即可食。冬日，谓之鲞冻。”咸鲜合一，鲜香酥糯，红亮晶莹，油而不腻，别有风味。

梅干菜焖肉

绍兴梅干莱分为白菜干、油菜干和芥菜干三种，味道鲜美的当数芥菜干。与肥瘦相间的带皮五花肉一同炖煮焖制，就是如今不负盛名的“梅干菜焖肉”。梅干菜焖肉讲究焖烧入味，以味取胜，香味醇厚，肉质则香酥绵糯、油润不腻、入口即化。

湖州

蹄髈酱煨蛋

每逢过年，湖州人一定会在餐桌上“捡元宝”，所以蹄髈酱煨蛋就成了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长辈们总是会最先端上这道菜，嘴里说着“来，捡个元宝。一人一个谁也少不了”。

糯米肉圆

在湖州，另一道与鱼圆齐名的就是糯米肉圆，又叫“饭圆”，和鱼圆一样，这道菜象征着团团圆圆，也是过年和婚宴喜事酒席上不可缺少的主要菜肴。

鱼圆

鱼圆是湖州本地的一道特色菜，有普通鱼圆、藏馅鱼圆、香鱼圆等，可做汤或炒菜。湖州鱼圆纯粹由鱼肉做成，鱼圆色泽洁白，鲜嫩味美。

四、浙江的生活习惯和民俗

杭州的民情风俗,是随着杭州历史经济以及自然条件的变化发展,不断地由广大人民所创造、所丰富而逐步衍变而成的。它为杭州增添独特的江南风情。

从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丰富文物说明,杭州最早人类活动的原始村落,已具有江南特征的民情风俗。他们有的在山上构建半穴居式的房屋,有的已在地面上架设适应地势低洼的干栏式屋舍。他们利用石头打磨石犁、石锛,从事稻谷、芝麻等农耕生产；利用弓箭、石刀,从事狩猎活动；凿刻独木舟,编织渔网,进行捕鱼作业,形成了原始农业生产上的一整套习俗。他们还能用石轮纺织麻布,用石针缝制衣服,雕琢精美的玉器和烧制陶器,来改善、装饰自己的生活。

春秋战国时,杭州地属越国或吴国,后并于楚。秦汉时杭州地开始建县,当时的钱唐县是武林山麓一个小县,临江滨海,以水为邻。《汉志》载：“吴粤之君皆尚勇,故其氏好用剑,轻死易发,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数与楚接战,互相兼并,故吴越风俗,略与楚同。”

隋朝置杭州,兴建州城,开凿江南大运河,对杭州城市发展起到奠基作用。《隋志》载：“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鱼稻富饶,不忧饥馁,信鬼神,喜淫祀。”又载：“吴郡余杭,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商贾并辏。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

自唐以后,杭州进入全国著名城市的行列。杭州的城区从城南的江干扩大到城北的武林门。城市人口从原来的1．5万户猛增到10万余家。经济繁荣,还与日本、朝鲜等国建立通商贸易关系,杭州已成为“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随着杭州城市的发展,社会风俗也渐趋都市化,生产、居住、饮食、服饰、婚丧、岁时、庆典、礼仪等民情风俗,都有了相应变化。诗人白居易曾在他的诗中,讴歌唐代杭州“鱼盐聚为市,烟火起成村”的社会风俗,“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的岁时风俗,“岁熟人心乐,朝游复夜游”的西湖夜游风俗。

杭州的民情风俗自北宋以后,变化较大。首先,杭州曾经历我国历史上两次人口南迁的影响,形成南北风俗的大融合。西晋时,北方屡遭战乱,晋室南迁,北方的士大夫甚至平民也随之纷纷渡江,云集富庶的三吴(吴兴郡、吴郡、会稽郡)地区,南方大片土地都成为东晋贵族的田庄。因此,北方风俗也影响杭州。特别是北宋末年,北方女真贵族入侵中原,赵宋政权南迁,建都杭州,大批士庶渡江南下。南渡的北人将原有的家法礼俗一并带到南方,使杭州原有的民情风俗起了很大变化。

杭州,作为南宋的都城后,经济日益繁华,社会风俗更加多样。当时,杭州已成为北方商贾集中的地方,尤其从汴京迁来的军器制造、土木营造、纺织、印刷等工业和手工业作坊,纷纷在杭州重新建立基地,商贾也纷纷开店设肆。云集的商品,丰富的民物,使杭州出现许多著名的街市,如米市、菜市、羊市、鱼市、肉市、柴市以及花市、灯市、珠宝市、猴市等等,至今在杭州仍保留着许多相关的街巷地名。《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当时杭州有四百四十行,一条横贯南北的御街,或称“天街”,从北首的斜桥向南,一直通到凤山门,路面均铺石板,两旁商肆林立,“无一家不买卖者”。南宋《梦粱录》载：“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不但白天营业,夜市也与日间无异。“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趁早市者,复起开张”。

当时杭州最多的是饮食行业,市民宴饮、品茗成风。据《都城纪胜》记载：“京城食店,多是旧京师人开设。”这些店铺都还保持北方饮食习惯,以适应南渡北人的口味食俗,连南宋皇帝赵构也怀念乡情,要去品尝一下宋五嫂亲手烹制的北方鱼羹美味,因此,“宋嫂鱼羹”这道名菜一直流传下来。

“南人吃米,北人吃面”。杭州人本以米饭为主食,后因北方流寓人多,面食骤然增加。北宋京师上层社会妇女的衣饰,南渡后也传到杭州。连最时髦的“瘦金莲”、“方莹面丸”、“遍体香”等化妆品,也在杭州逐渐流行起来。《梦粱录》“民俗”条曾记载这样一件事：“自淳祜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成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

南宋杭州的岁时风俗,在南渡初年,与北方风俗还有很大差异。但到南宋末年,随着南北文化风俗的融合,最重要的是中原文化的崛起,南宋杭州的婚娶、育子、满月、百日、周岁的仪式礼节,也渗入了中原的习俗,娱乐风习也有不少是继承北方遗留下来的习俗。北宋汴京有“瓦舍”,南渡后的杭州也出现了游乐场所“瓦舍”,而且为数众多。影戏的初时只以素纸雕形,南渡后用羊皮加上彩色装饰。说唱诸宫调的,汴京有孔三传编传奇灵怪,人曲说唱,后杭城有女艺人熊保保及后辈女童仿效学唱。随着北人的南来,连奉祀的神庙,也迁建杭州。

北宋士大夫崇尚园林,也成为南宋官僚阶层的一种习尚。当时,西湖四周都建起园苑。《梦粱录》中说：“杭州苑囿,俯瞰西湖,高挹两峰,亭馆台榭,藏歌贮舞,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矣。”元朝李果《风俗通义》题辞中说：“上行下效谓之风,众心安定谓之俗。”宋室南渡,君臣耽乐湖山,过着花天酒地的奢糜生活,上行下效,也形成市民阶层“四时幽赏”、行乐西湖的风气。

杭州都市风俗经过南北融合,已基本上在生产、生活、婚丧、岁时、娱乐等方面逐渐形成一套具有杭州地方特色的风俗习尚。

元、明、清三代都继承、发展了这些风俗。同时,元、清两代因少数民族掌握中央政权,影响所及,杭州民情风俗还渗透、融合了蒙、满族的部分风俗。清时还有因对清廷统治不满,专敲穿黄马褂的清贵族的竹杠,出现了“刨黄瓜(褂)儿”等杭州俗语。

杭州的民情风俗,在长期封建统治下,具有浓重的封建色彩。但自鸦片战争以后,杭州的近代风俗受到西俗的影响,经常出现旧俗中有新的因素。新俗中又有旧的形式等新旧交错的复杂现象。辛亥革命后,杭州旧的封建伦理道德和婚姻礼教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社会、礼仪习俗,相应起了变化,但是,由于民间风俗的传承性,有的习俗仍在延续。而且,在接受外来西方文明的同时,有些坏风陋习也传人进来。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杭州市的民情风俗起了除旧布新、移风易俗的巨大变化。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歪风邪气、陋俗恶习有的被清除,有的被取缔,新的社会风气正在逐步形成。

新的社会体制的建立,使旧的家庭体制起了相应的变化。原来杭州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墙门结构已基本解体。随着《婚姻法》实施,男女婚姻自由,封建包办、强迫和买卖婚姻制度已经废除,晚婚和计划生育,以及尊老爱幼,正成为新的社会风尚。丧葬方面,也作了改革。春节、端午、重阳、冬至等传统的古老岁时节令,大部分都保持原来的习俗,并增添一些新内容,如春节前后的“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向离退休老干部、职工慰问拜年；清明时节青少年祭扫革命烈士墓,等等。此外,还新增“三八”妇女节、“三一二”植树节、“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五一四”母亲节、“六一”儿童节、“八一”建军节、“九九”老人节、“九十”教师节、“十一”国庆节等新的节日。

但是,在出现大量新风的同时,还有许多旧俗,甚至陋俗,不时沉渣泛起。为把杭州建设成为美丽、清洁、文明、繁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杭州市正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继承优良传统,改革陈规陋俗,塑造杭州新形象,树立一代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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