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雕塑作品欣赏(现代雕塑作品欣赏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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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亨利·摩尔及雕塑作品
1969年的亨利·摩尔 亨利·摩尔(HenryMoore,1898—1986)曾先后进入利兹美术学校和伦敦皇家美术学院 学习, 严格的学院派训练使他获得了扎实的雕塑基本功, 但真正影响他艺术观念的却是大英 博物馆里的埃特鲁利亚、 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和非洲黑人的雕塑以及当时英国艺术理想家罗 杰·弗莱、 克莱夫·贝尔等人的美学思想。 摩尔把原始艺术对人的生命的热烈追求和表现形 式的率真质朴, 与现代艺术反对模仿、 摒弃再现以及追求形式本身的独立价值的观念结合起 来,走上了一条既保持西方传统艺术精神,又具有现代审美品格的艺术之路。 他要表达的永远是一种对生命的温和亲情传统文化基因在摩尔身上的遗传体现在他对 人本主义的坚持,落实到雕塑上就是始终将人像作为他作品的中心题材。摩尔说:“我并不 认为我们将会脱离以往所有雕塑的基本立足点,那就是人。就我而言,我需要的是组成人像 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作品是具象的。”除了少数雕刻着狗、蛇和绵羊等动物 形象的作品之外,摩尔的绝大部分作品都雕刻的是人像。1924年,摩尔模仿前哥伦布时期的 印第安雕塑风格创作了第一件《母与子》雕像,此后,母与子形象便以各种姿态反复出现在 摩尔的雕塑作品中,成为他毕生的保留母题。
自新石器时代开始, 母与子组合群像就成为人类艺术的表现对象, 这是一个永恒而崇高 的爱的主题。 在基督传统中, 一幅没有标注具体姓名的母子图通常可以作为“圣母子”形象 来解读。 事实上, 摩尔在1943—1944年应邀为英国北安普顿郡的圣马太教堂创作了一件名副 其实的《圣母子》雕像,这件作品使摩尔的一系列母与子雕像所表达的母爱获得了神圣的升 华。 1926年,受墨西哥玛雅文化托尔特克神庙门口一尊名为“恰克—莫尔”(ChacMool)神 像的启发,摩尔创作了《斜倚的人像》石雕像。 从此,这一人像成为摩尔整个艺术创作历程中又一代表性形体。其实在欧洲艺术史上, 自古希腊开始, 无论是男人像还是女人像采取斜倚造型的雕塑很多, 在绘画中更是比比可见。 这一姿态可以称得上是欧洲美术中的经典造型。 摩尔采用这个形象作为表达各种寓意、 探索雕塑语言以及研究各种材料性能的依托。 几乎可以说, 摩尔以后许多作品都属于这一作品的 变体。 除了作品的寓意表达之外,从学艺之始,摩尔就对“适合于他观念”的题材、材料和技 巧等课题极其重视。 正如现代画坛所流行的那句口头禅———“画什么并不重要, 怎样画才 是最重要的”。
作为一个现代雕塑家, 摩尔的艺术观念也与现代主义运动的大潮流并行不悖。 像布朗库西、 阿尔基本科等现代雕塑先驱一样, 摩尔在其早期创作中也采用了“直接雕 刻法”。 实际上, 摩尔对原始雕刻的兴趣主要归因于它的材料与形体的完美结合所生发的魅 力的吸引。1941年,摩尔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当我一发现墨西哥雕刻时,在我看来它正是 既切合又对头。??它有石感———我的意思是指:它切合于材料,它有巨大的力量而无损 于它的敏感性, 在形的创造上它的花样繁多而孕育力强大, 我认为这些使它不可能为任何时 期的雕刻所超越。 ”除了石雕之外, 摩尔的早期作品中还有许多树种的木雕。 虽然这些用“直 接雕刻法”创作的石雕和木雕作品的尺寸不大, 但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力量, 在表达出各种象 征意象的同时,亦充分发挥了各种材料的固有特性。 摩尔是超现实主义的同代人, 二、 三十年代对巴黎的多次访问以及与超现实主义者的接 触, 使他的艺术风格受到超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 摩尔参与了“英国超现实主义集团”的建 立,并且作为组委会成员参加了1936年在伦敦举办的“国际超现实主义展览”。毫无疑问, 超现实主义给了摩尔有益的营养, 对他的个性化风格的形成起了巨大的催化作用, 但因此将 摩尔划入超现实主义阵营却是不恰当的。
事实上, 超现实主义艺术那种非理性的狂乱错位的 造形处理及其对潜意识的死亡恶构的揭示始终是摩尔所拒绝的。 说到底, 摩尔只是采用了超 现实主义的抽象变形手法,他要表达的永远是一种对生命的温和亲情。 他是把孔洞技术运用得最成功最完美的雕塑家 30年代是摩尔进行多种探索并使自己的 艺术和思想走向成熟、开始获得声望的时期。1932年,摩尔首次在自己的人像雕刻中采用了 打洞形式。给人像打洞虽然并不是摩尔的首创,在西方现代雕塑史上有阿尔基本科、利普奇 茨、 杜尚一维雍和扎德金等雕塑家在他前后运用了孔洞技术, 但摩尔是把这项带有超现实主 义意味的技术运用得最为成功最为完美的雕塑家。 孔洞的运用打破了“雕塑是被空间所包围 着的实体”这样一个西方传统雕塑的固有概念,让空间穿透雕塑亨利·摩尔简介, 使空间成为实体的一部分, 让雕塑与空间融为一体。摩尔本人宣称,人像身上的孔洞具有神秘的力量,“空间的神秘性 与那些在山背和悬崖上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的岩洞是一样的”。 而按神学家的解释, 这种带 孔洞的人像却另有深义。 神学家认为“上帝是人的完整性的唯一保证”, 摩尔的带有孔洞而 不完整的人像正是“上帝死了”之后人类生命的写照。
从空虚角度来看, 摩尔的人体雕刻与 毕加索的支离破碎的人体绘画在精神含义上是完全相同的。 无论如何, 孔洞已经变成了摩尔 的商标,是他的雕塑生发出奇异魅力的重要因素。 对环境雕塑的成功实践确立了他至高无上的地位从1935年开始, 摩尔有意识地将自然 风景与雕塑作为一个整体来构思,致力于环境雕塑的探索。让雕塑从架上走到架下,从人造 空间走向自然环境是摩尔最伟大的创造, 正是由于对环境雕塑的成功实践才确立了摩尔在现 代雕塑上至高无上的地位。摩尔不仅考虑到雕塑的造形与环境包括山坡、田野、森林和建筑 物的协调,而且将水色天光、蓝天白云也作为作品的组成部分来看待。他的那些安置在大自 然中的斜倚的人体不仅与山峦沟壑有着外形上的相似, 而且有着大山般沉雄巍峨的气势和力量。不仅如此,摩尔还将色彩引入到他的雕塑中,也就是说,摩尔的雕塑是有色彩的。他考 虑到了阳光的存在及其方向因素。那些打磨得光滑圆润的青铜雕塑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闪 光亨利·摩尔简介,尤其是在层林尽染的秋天的森林和原野上,迸发出强烈的动人心魂的美。为了达到与环境色彩的协调和谐, 摩尔还曾采用化学腐蚀剂为他的一些安置在常绿森 林的雕像披上一件由绿锈构成的外衣。
他的那些白色、红色和绿色大理石雕像,其材料的质 地和色彩也都是因地制宜、与周围环境和谐呼应的。他的作品比具象作品更有力地表现了动物的生气摩尔说: “对我而言, 一件作品首先 必须具有其自身的生动性,我不是指生活之生命力的反映,也不是指运动、身体的活动、跳 跃、舞蹈等等的活力,而是说一件作品应该具备内在的能量,有它自身强烈的生命力,这些 并不从属于它所再现的对象。”摩尔倾心于抽象造形,但他始终与几何抽象保持着距离。他 追求的是一种有机的生物态抽象。除了人体之外,摩尔喜欢从骨骼、贝壳、树根和卵形等生 物形体中寻找抽象造形的依据。因此,他的作品不论如何接近抽象,却比某些较具象的作品 远为有力地表现了一种动物的生气。 摩尔那些安置在蓝天白云之下的雕塑作品, 就像是自己 从大地中生长出来的生物,洋溢着与整个大自然息息相通的生命气息。 终其一生,摩尔一直没有偏离对生命的关注,通过那些富有生命力的象征形体,摩尔 谱写了一曲曲人类与大自然生生不息的颂歌。雕塑名称:卧像雕塑名称:立像雕塑名称:立动力雕塑名称:母与子坐像雕塑名称:大型纺锤件雕塑名称:卧像
二、中国现代雕塑的概况
20~40年代,在各种展览会上出现了较多的肖像作品,也有抒情性的作品与少量的浮雕。最早有留学美国、英国攻雕塑与油画的李铁夫,他与梁竹亭、陈锡钧都作过孙中山像。较早的肖像作品有:李金发的《蔡元培像》(1925),江小鹣的《马相伯像》、《谭延闓像》、《胡文虎像》,张辰伯的《梁启超像》,潘玉良的《王济远像》,张充仁的《春》,廖新学的《少女》,滑田友的《陈散原像》,梁竹亭的《高剑父像》,王朝闻的浮雕《毛泽东像》等。抒情性作品有黄土水的《山地牧童》,张充仁的《春》雕塑,柳亚藩的《人类的悲哀》,金学成的《少女》雕塑,滑田友的《沉思》、《轰炸》,傅天仇的《抗战八年赞》、《暴风雨》,叶络、苏晖等的民间彩塑和滕白也、郑可等人的动物雕塑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架上雕塑创作有了新的发展。70年代以后,木、石、青铜等硬质材料得到广泛应用,在雕塑语言的探索方面也有很大进步。代表性作品有:袁晓岑的《母女学文化》(1951)、潘鹤的《艰苦岁月》(铸铜,1957,见彩图《艰苦岁月》(中国现代))、龙德辉的《觉醒》、郭其祥的《百万农奴站起来》(1960)、田金铎的《稻香千里》(石雕)、孙纪元的《草原民兵》、 陈道坦的《大庆人》(1964)、刘焕章的《少女》(木雕)、王济达的《边防英雄》(1972)、唐大禧的《海的女儿》
(石雕,1977)、张德蒂的《小达娃》(1979)、程亚男的《夏天》(木雕,1979)、田世信的《欢乐柱》(木雕,1982)、刘小岑的《家乡的河》(铸铜,1984,见彩图《家乡的河》(中国现代))、杨冬白的《饮水的熊》(石雕,1984)等。在肖像雕塑方面,比较突出的作品有:王朝闻的《刘胡兰像》(1951,后来放大型纪念碑雕塑)、张松鹤的《鲁迅》(1974)、贺中令的《白
山魂》(石雕,1984)、邢永川的《杨虎城将军》(石雕,1984)、钱绍武的《江丰》(石雕,1984)等。此外,还有周轻鼎、王合内、刘政德、周国桢、滕文金、郑于鹤等人创作的各类小型雕塑作品也有广泛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缅怀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先烈,各地先后建造了不少纪念碑,如1949年在山东临沂建立的《革命烈士纪念塔》,1955年在辽宁大连建立的《苏军烈士纪念碑》(青铜,卢鸿基作)。50年代规模最宏伟的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创作活动。该碑是根据1949年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兴建的。1952年 8月1日动土,1958年5月1日揭幕。
纪念碑按照民族形式设计,形式崇高、肃穆,碑高37.94米,碑座下层大须弥座束腰部分嵌有10块反映中国人民近百年来革命斗争史迹的大型浮雕,为雕塑家、画家共同设计,由优秀民间艺人雕刻而成。内容为:《烧鸦片》、《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八一南昌起义》、《游击战》和《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见彩图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之一《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中国现代))、支援前线》、《欢迎人民解放军》。浮雕高2米,总长40.68米,参加创作的雕刻家有刘开渠、滑田友、王临乙、曾竹韶、张松鹤、萧传玖、傅天仇、王丙召等(见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其他重要的烈士纪念碑还有:《英勇就义──雨花台烈士纪念碑》(石雕,南京,集体创作,1979),《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5月强渡大渡河纪念碑》(石雕,四川石棉县,叶宗陶、许宝忠、高彪作,1982),《渡江胜利纪念碑》(石雕,南京,集体创作,1986),《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青铜,四川泸定县,隆太成、叶毓山作,1986),《歌乐山烈士纪念碑》(石雕,四川重庆,叶毓山作,1986)。属于工矿史纪念性雕塑的有《克拉玛依矿史纪念碑》(水泥,新疆,集体创作,1984)等。革命家、烈士、文化名人的纪念像,重要的有萧传玖作的《鲁迅像》(青铜,上海,1956),尹积昌、詹行宪、廖加复作的《孙中山像》(水泥,广东,广州,1958),冯德安、程义宏、高全芳作的《刘文学像》(水泥,四川,1961),庞及轩、杨美应、赵判吉作的《雷锋像》(玻璃钢,1971),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的《毛泽东像》(石雕,集体创作,1977),上海宋庆龄墓的《宋庆龄像》(石雕,集体创作,1983),章永浩作的《马克思、恩格斯像》(石雕,上海,1984),李维祀作的《林则徐像》(青铜,福州,1985),应真华、仲兆乃、许叔阳作的《秋瑾像》(石雕,浙江,杭州),刘开渠作的《萧友梅像》(青铜,上海),曾竹韶作的《孙中山像》(青铜,北京,1986),傅天仇作的《周恩来像》(青铜,天津,1986)等。 纪念性雕塑较早出现的有作于民国初年的《史坚如像》。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许多雕塑家都创作过孙中山纪念像,分别建立于广州、北京、武汉、成都、南京等地。较早的为1925年11月建于上海市中心的《孙中山立像》(江小鹣作)。1935年曾进行孙中山像评选活动,获得首选的为滕白也所作《孙中山演说像》。
在此前后,雕塑家们为已逝世或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民主革命家创作了不少纪念像。如陈锡钧作的《程壁光铜像》,李金发作的《邓仲元像》、《伍廷芳像》,江小鹣作的《陈英士像》、《黄兴像》等。抗日战争时期和胜利后,王子云、王临乙、梁竹亭等人曾设计或创作过抗日英雄纪念碑,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刘开渠1934年所作《八十八师淞沪阵亡将士纪念碑》(铸铜,建于杭州西湖)、《无名英雄铜像》(铸铜,1943,建于四川成都)。战斗在敌占区的新四军美术工作者在枪林弹雨中创作了《新四军盐阜区抗日阵亡烈士纪念塔》(1943)和《新四军淮北解放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1944),塔上分别铸有新四军战士铁、铜像,为芦芒所设计。在黑龙江哈尔滨烈士纪念馆,由苏晖等人合作创作了《无名英雄纪念碑》(1948)。 在城市环境雕塑方面,较早的成功作品是北京农业展览馆两座群像雕塑,为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集体创作,完成于1959年。作品融汇了西方雕塑和民族雕塑技法的长处,以群像形式表现出了中国人民昂扬奋发的自强精神。较早出现的大型园林雕塑作品为哈尔滨沿江公园的《天鹅》(苏晖作,1963)等组雕。
与城市环境结合得比较好的优秀作品有,建于广东珠海市海滨的《珠海渔女》(石雕,潘鹤、段积余、段起来作,1982),重庆长江大桥桥头组雕《春夏秋冬》(铝合金,集体创作,1984),分别建于北京和平里的《和平鸽》(青铜,王一林作,1984)、正义路的《读》(石雕、司徒兆光作,1985)、湖北武汉东湖风景区的《寓言组雕》(石雕,刘政德作,1985)等。广州越秀公园的《五羊群雕》(石雕,尹积昌、陈本宗、孔凡伟作,1959)和深圳市委大楼前的《孺子牛》(青铜,潘鹤作,1984)被视为城徽或一个新兴城市的精神象征。
应外国邀请或赠送给外国的大型雕塑作品,比较重要的有《吉布提共和国烈士纪念碑》(青铜,吉布提人民宫,李守仁作,1985),《和平》(石雕,日本长崎和平公园,潘鹤、王克庆、郭其祥、程允贤作,1985),《走向世界》(青铜,瑞士洛桑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总部,田金铎作,1986),《白求恩像》(石雕,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司徒杰作,1986)。 近代各类民间雕塑艺术相当繁荣,出现一些杰出的民间艺术家。比较著名的作家和作品有天津泥人张艺术的代表作家张明山作的《蒋门神》、张玉亭作的《钟馗嫁妹》、张景祜作的《惜春作画》,江西南昌范振华的木雕人像,广东石湾刘传的人物陶塑、区乾的动物陶塑,福建泉州江加走的木偶头像,以及北京汤子博(见面人汤)、郎绍安等人的面塑
等。在60~70年代,部分专业雕塑家学习、汲取民间泥塑经验,和民间艺人一起创作了一些以阶级教育为题材的泥塑群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为四川大邑的《收租院》, 共有与真人等大的泥塑人像114个,真实地表现了土改前农民向地主缴租时受到的敲骨吸髓的剥削情景。此外,在一些工厂、矿山也有过一些类似性质的作品。
三、中国近代石雕像有哪些?
那个是想当然的一锤子一锤子后裂出来的!如今体力脑力更加分离。应不用达芬奇亲去,电子刻碑机固守一处,或者是随身携带(领导批准)地皮石面也面议价格,也是人心中人过留名的一大消费需求,八宝山聚了一些。
四、谈一谈古代雕塑与现代雕塑的主要区别
西方古代时期的雕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为图腾、魔法和宗教服务。欧洲古典时期的艺术是一种在赤贫后产生的新的美术形式,这种美术形式给后来整个西方美术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希腊雕塑家努力地使他们的作品显示出活力,他欧洲古典时期的艺术是一种在赤贫后产生的新的美术形式,这种美术形式给后来整个西方美术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在人类社会早期,雕塑占有的物理空间和位置与它自身的虚幻空间和形象是有机关联、同等重要的。特别是那些大型雕塑往往以固定和不可移位的方式,永远与教堂、陵墓、神殿、庙宇、广场相依为命,共同创造人类的神圣,庄严的节日。中国雕塑,作为民族物态化凝固的特定形式,也就或多或少地体现出来,表现在造型方面,也就是以意成像,像而寓意的特性,以此区别与西方雕塑造型体系具有独特与显明的地域特性,悠悠数千年来,继承和富含这些特性的雕塑作品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中国雕塑由于表现主题的非具体性,并首先强调理性表达。中国古代雕塑在构思构图方面,常有打破时空观念。在雕塑形式上突破现实中的具体物象,采用平面线刻、浮雕与立体圆雕,以及色彩描绘和多种材料综合并用的突出特性。传统雕塑中龙的形象便是一例:龙是中华民族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神圣“动物”,臆造成型的龙之形象所尽之意远远超过任何一种确定的具体动物形象,故此千百年来,一直成为历代封建皇权神威的象征。誉有“凝固的诗”的雕塑艺术,面对我国丰富的民俗文化时,实在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领域。然而,雕塑在其美学特征上有东方重“意”,西方重“形”的大体分别。以重“形”为特征的西方雕塑艺术,其相对完整的理论,完整系列地说明了“形体”特征的美学原则。而以重“意”的东方雕塑学却是实难寻得完整却定其美学概念的理论,通常却是依赖于艺术家多年的创作经验和在历史的传承中“悟道而成佛者”。在传统雕塑中,也广泛运用隐喻象征手法来表达人们美好的意愿。
现代雕塑里,铜雕在装饰物这一块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要。一些软装设计公司提交设计方案里很多艺术品都有用到铜雕。比起古老的商周时代,其装饰性占首要作用。优秀的城市大型雕塑作品应该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珠联璧合、遥相呼应;城市雕塑能使城市更具亲和力,是上升一座城市的标志、甚而成为城市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这在世界著名的大、中城市中不乏先例。现代城市雕塑就像城市的眼睛,最能反映出城市的风采和神韵。作为空间艺术的城市雕塑,虽然是隶属于环境的存在而存在的,但是城市却积极主动地给环境以充实,增强人们对于环境的主观意识。
现代雕塑在造型上有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就是简洁明快,就我所见到的一丁半点的欧洲现代雕塑作品而言,现代雕塑和建筑的界限似乎也在日益变得模糊起来。也许因为风格流派众多,表现方式也呈现的五花八门多姿多彩。
欧洲现代雕塑作品题材的选取非常广泛,可以明显感受到的是:古典雕塑中的人物、动物不再成为雕塑的唯一表现对象。几乎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甚至人们能够想象到的皆可入雕塑作品。现代雕塑的简洁,使得作品不再具有明确的指向性,确定性也变得模糊了。人们面对现代雕塑作品,一方面,为作品所表现的内容飘忽而深感茫然。另一方面,现代雕塑作品也拓展开了巨大的诠释空间。欣赏者则以自身的知识结构和生活经历为基础,借助于想象天马行空驰骋纵横,重构和再创造出一部部现代艺术作品。因此,我认为现代雕塑作品的欣赏应该是发散的,不再有欣赏的定格和权威,更多的是需要丰富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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