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通鉴(宋元通鉴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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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通鉴的主要成就
薛应旂做史书也颇有几点值得称道。众所周知,史著历来有简约派和富全派。如司马迁写《史记》,三千年事仅五十万言,而班固著《汉书》,二百年事竟达八十万言,双方的差异主要在于对一些原始文献的取舍上。到了宋代,修史流行简约,欧阳修更是极力鼓吹这种史风,结果他写成得《新五代史》有的地方辞不达意,有的地方竟因文害意,为此,薛应旂在本书中,凡是宋代史料中,无论实录、名记、诏令、奏议、疏论、启札,“有可为世法戒者,直掇全文,多不裁剪,恐其抑而不扬,则志意不舒、事体不悉”。因此书中保存不少宋代原始资料,如卷六十七中就全文刊载了李纲的《勿以敌退为喜疏》。这种有文直录的手法还是正确的。
史书难免要臧否人物,因而对历史人物的描述也有很大差别,但长久以来,史家述史,凡众所好者,虽他们做的事未必全对,也千方百计为之回护、附和,以成其善;凡众所恶者,虽然他也做过好事,但也略而不书,专拣他的缺点,甚至无中生有地给他按个罪名,公然进行毁谤。薛应旂认为这些都不足取,他采用“博综并观、据事直述而善恶自不相掩”的手法,秉笔直书。如元相脱脱,薛应旂既写了他忠心为国,鞠躬尽瘁,也写了他偏听偏信,不顾汉臣成瑞的极力反对,一意修治黄河,结果导致人民起义,最终灭亡元朝。最后薛应旂在评价脱脱时,也用了一分为二的手法,说:“脱脱事君始终,不失臣节,然惑于群小,急病私仇,君子病焉”。
这种全面对待历史人物的观点在封建史家中是很少见的。宋元的理学逐渐向心性之学过渡,以至明代形成浮华空疏的风气。薛应旂对此十分反感,为了寻根求源,他致力于挖掘宋代理学分化并发展的过程,指出“道德和功业相为体用”。那种傍倚道德而视功业为庸俗和追求功业而视道德为玄虚的想法都是偏蔽浅陋之徒。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济世救民。这种经世致用的学风在清初得到发扬,论其开端,薛应旂功不可没。
官修诸史一般都将注意力放在名臣硕辅身上,大谈他们如何治理国家、经纶世务。而对于那些民间的硕儒和隐逸之士,往往不屑提及。薛应旂认为不应该这样,以“穷达”为是否入史的依据,但凡有道者,都可以列入史书,以为后人训诫。故而他对宋朝以来,儒学的各门各派,如宋初三先生:胡炎、石休、孙孚;宋学五子:周敦颐、程颐、程邈、邵庸、张载,以及后来的朱学、陆学、吕学等等都一一详加考订,旁征博引,甚至从各人的著作中搜寻资料,因而颇能补正史之不足,成为该书的一大特色。后人藉此以了解宋代以来儒学的各大分支的源流及发展,颇为方便。
宋元通鉴的主要著作
薛应旂一生著述颇丰,除《宋元通鉴》外,还有《壬申即事》、《考亭源渊录》、《甲子会纪》、《薛子庸语》等等,乃明中叶一代巨匠。
《宋元通鉴》是薛应旂的代表作,其卷帧浩繁,以其一人之力,积掇而成,确实很不容易。据薛氏自序中说,他幼时学习历史,常苦于二十一史的浩瀚,令人不着边际,而对荀悦、袁宏、范祖禹、司马光等人编写的编年体史书颇有好感,认为这种史体历叙史事,“事迹灿若指掌矣”。他尤其对司马光佩服至极,一心想学他那样编成一部大部头的续作。
他对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刘时举、陈■的续作都不满意,说他们“记载失次、笔削未当”。因此开始自己动手写作。不过很快他就走上仕途,公务繁忙之余,虽携辽宋金元四史随身,却未能遍览。
从陕西罢官回家后,他开始沉下心来创作这部巨著,自称是“研精竭虑,熟复四史,于凡宋元名人之集,家记野史,无不抉摘幽隐,究悉颠未,日夜手书,五六年间,积草堆稿,溢几盈箧”,可谓废寝忘食、夜以继日。
但毕竟已年届六旬,精力衰退,以一人之力着实难以为继。幸好这时薛应旂已名满天下,当地官员王道行、朱等专门派了一批书吏前往薛家誊录,这样修修改改,又过了四五年,方才一切就绪,大功告成。
宋元通鉴的介绍
《宋元通鉴》,编年体史书,明薛应■撰,共一百八十卷,有最早刻本即明天启十年自刻本传世,现存北京图书馆。 《宋元通鉴》记述内容,乃承接司马光《资治通鉴》而作,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即公元960年,下讫元至正二十七年,即公元1368年,所记共四百零八年历史。洋洋洒洒,共计一百五十七卷,(也有的刊本一百八十卷)。其中详记了北宋仁宗朝史事,共十三卷;南宋高宗朝史事、二十一卷;元顺帝朝史事,十一卷。其他各帝或简或繁不一。总体说来,其史料相当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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