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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容市貌（杭州市容市貌举报）

发布时间：2023-03-07 18:27:13 稿源：创意岭阅读： 1502 问大家

大家好！今天让创意岭的小编来大家介绍下关于杭州市容市貌的问题，以下是小编对此问题的归纳整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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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如何解决共享单车遇到的问题
2、再向滇南行（三）：弥勒小城适合旅居吗？
3、中国医闹的根本
4、2019年无锡哪里容许摆地摊？

杭州市容市貌（杭州市容市貌举报）

一、如何解决共享单车遇到的问题

来自：知乎

AI财经社

在共享单车粗旷生长之后，乱停乱放的后遗症显露无遗，社长为大家探究一下——“画地为栏”会成为解决一线城市顽疾的救世主吗？

从解决一公里出行的“天使”到地铁、小区旁的“蝗虫”，共享单车的口碑和形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反转。

大量闲置、被损坏的共享单车被堆在道路两侧，而成千上万单车被随意停放也成为城市治理新难题。曾作为城管的心头之患的三蹦子，被共享单车无情地挤出了地铁公交站的势力范围，如今共享单车自然也代替前者成为城市管理者新的烦恼。

这段时间，共享单车的治理正在被提到从未有过的高度，且多方力量参与，共享单车企业与政府主管部门在博弈与妥协中寻求解决方案最优化的可能，期冀让如今成片的“蝗虫”回归到曾让人惊艳的“天使”。

如今，北京街头的单车有近70万辆，按2000万人口计算，人均的渗透率达到3.5%,远超过行业内百分之一的常规值。而人口不及北京的上海、广州、深圳，共享单车的数量分别是60万、70万和52万。据上海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统计，如果将国内各大共享单车平台公报数据相加，全国共享单车投放总量已接近1500万辆，从去年11月开始，半年多的时间共享单车的迅速数量扩大了50倍。

资本催促着企业抢夺市场份额，竞争造成共享单车“泛滥”式发展。共享单车的治理似乎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天使or蝗虫

北京三里屯太古里，摩拜和ofo的两名运维人员将堵在路口自行车分别搬上电动三轮车，把多余的单车调度至其他区域。

几分钟后，运营车辆离开了，路口清净了。但马路边，仍密密麻麻穿插停放着近千辆的ofo和摩拜，最多排成了五排，绵延一百余米，只留出一米来宽的通行距离——尽管在这里，已经划上了好几百米的“共享单车推荐停车点”。

这样的场景并不少见，从让单车回归城市到像蝗虫一般杂乱无章地覆盖在城市的道路、地铁口。

冲突，一触即发。

深圳湾公园事件和上海黄浦扣车事件正式成为监管部门和共享单车的爆发点，扣车、约谈、监管，和滴滴历史上相同的一幕幕开始在共享单车身上上演。而这两件事情的发生，也是随后各地监管政策出台和制定的核心原因。

7月10日下午，杭州市城管委对在当地运营的摩拜、ofo、小鸣、优拜、Hellobike等9家共享单车企业进行行政约谈，主题大致是禁止增加车辆投放和不允许企业私划停车位。

杭州一小区打出拒绝共享单车的标语。

“约谈”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询，以此来纠正规范企业的行为。在互联网领域，针对创新的项目，它通常发生在政策出台之前。

而在此之前，这样的约谈已经在全国各个城市进行了数次，仅在杭州，这个数字就达到了67次。这一幕和网约车政策出台前夕的局面，几乎如出一辙，如何对街头上已经饱和的共享单车进行规范合理的管理，已经成为了交通部门最为头疼的问题。

杭州的代价还不止于此。22万，这是杭州市城管委在约谈企业时公布的一个数字。这是杭州城管部门为搬移乱投放乱停放单车所花的费用。

与杭州同病相怜的还有南昌。南昌城管部门发布消息，自7月4号起10天内其已经扣押了2.6万辆共享单车，相关负责人也公开向媒体“吐槽”，因为随意停放和交通安全的问题，南昌已经到了对共享单车非治理不可的时候。

在监管者看来，“世道变坏”是从资本的进入开始的。今年7月，头部玩家摩拜和ofo又先后宣布融资6亿美金和7亿美金。忽如一夜，城市车满为患。而这也倒逼着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以及配套的软硬件服务。

如今，政府和企业都要为这场大跃进式的共享经济后遗症埋单。最直观的结果是你在街上能看到车越来越多了，停放问题也越来越严峻。

监管、治理已迫在眉睫。这不仅涉及城市治理，也是企业自身提高运营效率的关键点所在。

太原某小区外的水池里被堆放了70余辆共享单车。

7月24日，摩拜对外发布行业首个《共享单车文明停放倡议书》。这是一封倡导文明停放、维护交通秩序和市容市貌的公开信，但它的实际作用也仅限于“倡导”。

风向开始发生变化，除了摩拜的文明停放倡导之外，ofo也开始对外强调自己是唯一一个真正电子围栏技术的公司。所谓电子围栏，是指通过物联网的技术，来划定虚拟的一个停车栅栏区域。这被看作是目前治理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终极方案。

不论如何，在舆论和政策层面，两家头部公司均虎视眈眈，关注对手一举一动。这一切的变化来自政策和监管部门的收紧。网约车政策监管的一幕正在共享单车领域开始上演，但显然这是一场参与者数量更多、角色更复杂的较量。

重回“有桩”时代？

对于监管政策出台的时间表，多位交通和出行领域的专家的观点并不一致，有人认为最快3个月之内，有的则表示年底之前。“全国政策还在方案编写和论证阶段，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表。” 北斗导航位置服务(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曹红杰这样告诉AI财经社。曹的另一个身份是全国共享单车标准定制的专家组成员。

事实上，在最终的政策一锤定音之前，一场以电子围栏为主的管理试验已经拉开了帷幕。

曹红杰最近正在频繁地奔波于多个与共享单车有关的会议。开会的内容大概都关乎共享单车和电子围栏的解决方案，会议的参与者有时候是行业性的自行车协会，有时候是交通和计量部门，还有和他们相同的卫星定位、物联网技术解决方。

电子围栏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在路边划出虚拟的停车位，当车辆定位检测到驶入停车区域后，才可以上锁扣款，以此防止街边的乱停乱放。

目前,共享单车的电子围栏主流的解决方案有四种，分别为卫星GPS定位、蓝牙、红外射线以及rfid技术。囿于技术原因，任何一种单一技术可能都无法实现很好的精准监测和投放，GPS定位是基础，在基础之上可以叠加多种技术，当然单车企业的成本也将会随之增加。

一个月前，曹红杰所在的公司，刚刚与北京通州区政府以及ofo，在通州进行了电子围栏的试点——市政管委划出可以停放的区域，配合北斗的卫星定位技术，对共享单车用户的使用行为进行规范。

这样的停放点会在全通州内进行，最终可能会达到2000个。目前已经有ofo和小蓝单车两家企业加入。

朝阳区也开始了试点，操作主体是一家名为易始通达的公司，它曾为北京市公共自行车提供运营服务。他们采取的是与北斗略为不同的蓝牙监测的方式——只要共享单车安装了蓝牙装置，即可监测到半径50米范围内的停放状况。但前提是划定的推荐停车点范围内，必须埋设硬件设备才能够实现蓝牙围栏的监测。

除了规范用户停放之外，电子围栏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告诉用户哪里不能停。这更多的是西城区政府关心的事情。今年3月，西城区市政市容委划定了十条禁停街道，摩拜和ofo还向相关部门提交了《承诺书》，而这之后都将通过电子围栏的方式来进行解决。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这大概是目前能够解决共享单车停放、占道最好的解决方案。曹红杰对AI财经社说，共享单车是从完全的有桩，最后变成了完全的无桩，而电子围栏是可以把这两者的优点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摆脱了束缚，另一方面又不是完全无序的发展。

“前期可能是一些硬件和信号测试，后期会把共享单车企业接进来。”曹红杰透露，目前北京市内北斗和易始通达正在配合政府在各个区进行电子围栏的试点，试图管理杂乱无章、停放过量的共享单车。

杭州市容市貌（杭州市容市貌举报）

北京某小区外随意停放的共享单车。

与在北京的自愿围栏停放试水不同，另一种解决方案是强制性停放。小鸣单车则采取了这种方式，单车必须停放在规定的电子围栏范围内，否则用户无法结束行程。一位曾参与城市公共自行车项目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那这种方式无疑是“开历史的倒车”，重新回到了有桩时代，之前以随停随放为设计初衷的共享单车，便利性将会大大的打上一个折扣。

“便利性降低之后，日周转率也有可能随之降低，还伴随着增加的硬件设备成本。”该人士评价道。

小鸣单车CEO陈宇莹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她告诉AI财经社，“但当我的点布的越来越多时，比如每两百米一个，足够覆盖你所有用车需求，也就相当于随停随放了。”曹红杰也认同这个说法。

然而，另一个难以忽视的现实问题是，一线城市是很难实现如此密度的硬件布局，共享单车企业可以承担如此大的运营成本吗？

不在电子栏停车？扣款

然而，电子围栏实施起来仍存在诸多障碍。

以技术为例，提供电子围栏技术的就不止一家，但效果最好是蓝牙、卫星、GPS等多技术叠加，这意味着要在电子围栏周边埋设硬件设备。对于一线大城市来说，硬件设备意味着大规模动工，几乎是难以实现的。

如今面临严峻考验的，可能是此前大量使用机械锁的ofo，即便不采用复杂电子围栏的方式，换锁，都是其面临的现实问题。7月13日，ofo再次宣布了其将全面应用新一代物联网NB-IoT技术——推翻重来这件事情，ofo自己已经在做了。

另一个变量是，除了在南京展开了试点之外，一向强调技术和科技感的摩拜尚未接入任何一家电子围栏技术，其也试图向政府提供自己的解决方案。“摩拜企业比较大，所以它想自己来做这件事情。”曹红杰透露。

从目前来看，很有可能的是，各地政策在时间上将领跑全国政策的出台，且最终的形式可能为全国规范＋各地细则。

但摩拜和ofo可以喘口气的机会是，一是电子围栏的技术还在探讨阶段，本身也不成熟，就算政策出台，离落地也还是还有一段时间的;二是一二线城市中已经铺设了大量单车，推翻重来，实施起来也是极为困难的。

AI财经社在北京实地探访后发现，不少区域正规划着这样的电子围栏推荐停放点，周围的自行车仍零零散散的停放在去往地铁站的路边，至于推荐停车点里，几乎一辆车都没有。

朝阳区的多个电子围栏试点也没有成型。在幸福村中路，所谓的电子围栏停车点，除了地上画的白线框和地面上的硬件表示之外，并无任何指示，手机APP亦是如此。ofo的工作人员对此表示，目前是上述易始通达公司的自主行为，摩拜方面也表示，并未收到任何通知。

由于目前电子围栏的停放都是尚未实现强制性，因此这种自愿方式很难奏效。比如，即使不停放到电子围栏区内，用户仍然没有任何损失，而停放到相应的区域，用户则可以获得优惠券、信用分等奖励——这并不具备任何实际上的约束力。

一位业内人士向AI财经社透露，电子围栏建成之后，很有可能要和计费、信用挂钩。

武汉街头大批量共享单车将地铁站团团包围。

一线大城市以保守的方式慢慢摸索，而小地方则更为激进和规范。陈宇莹透露，在三四线空白城市的拓展中，如今政府已经开始要求以招标的方式，必须有电子围栏才可以进去，并且规定数量。

一个城市到底需要多少辆的共享单车？陈宇莹给出了一个模型计算：一个城市的最佳投放数量约在城市人口的1%－2%。

在上海投有单车的陈宇莹透露，目前上海政府已经让共享单车企业每周进行报数了，一旦觉得数量超标，也会像杭州一样立刻禁止停止投放。一位熟悉上海政策的共享单车企业内部人士则告诉记者，上海政府可能会暗访，并按照打分制的情况来划分总单车数量的蛋糕。

曹红杰表示，数量管控，是全国政策迟迟未出的原因之一。根据自行车协会给出的数据，从全国或单个城市的自行车保有量上来看，目前共享单车的数量仍可控。问题在于，以前的自行车是推回家的，如今是堆在路上的。

是否定量？对于新生事物，政府更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因此，这也牵扯出了下一个问题：单车的合理规划停放和需求调度。

电子围栏是被视为如今管理停放的主要解决方案，它不仅可以一定程度上规范停放，还可以帮助企业做智能调度、预测需求等运营行为。当然，该政策出台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不再让共享单车企业继续跑马圈地。据上述共享单车企业内部人士介绍，上海政府想要统一建立电子围栏的标准，然后将每家都进行接入。

除此之外，另一项政策也对共享单车企业形成影响。7月初，一向严苛的上海联合天津率先出台了第一个共享单车行业的团体标准，并准备将于10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其中一条细则为“共享单车三年强制报废”。这条很有可能写进全国的准则当中。

两天前的一个消息是，7月23日，深圳政府将共享单车的立法列入了2017年的立法工作计划，并考虑是否实行总量控制。

显然，共享单车的相关政策出台难以一蹴而就。一个鲜明的对比是，网约车的政策从2016年7月的正式合法化，到12月末的各地细则出台，花了近4个月的时间，而从细则再到落地实施，如今仍未完成。

二、再向滇南行（三）：弥勒小城适合旅居吗？

先说几句题外话。

在昆明时，朋友因临时有事，中断旅程回去了。剩下的旅程，又成了我一个人的独行。

我很高兴有这个小变化。余光中先生说过：独游有双重的好处：第一是绝无拘束，一切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去做，只要忍受一点寂寞，便换来莫大的自由，而且还可以免于对话的负担。第二是能够深入旅游地，旅伴儿越多，越看不清周围的世界。

再做一个小声明。

这一次的弥勒之行，我的主要目的是考察，看看弥勒能否成为我的下一个旅居地。

所以，严格意义上讲，这是一次考察之旅，而非通常意义上的旅游之旅。也就是说，我并未去那些惯常的景点打卡，比如云南红酒庄，东风韵小镇，可邑小镇，湿地公园等，而是将目标锁定在弥勒小城。

现在言归正传。

3月14日下午4点多，我从昆明火车站坐上昆明到弥勒的动车，半小时左右车子抵达弥勒。

我出了高铁站，在站前大道右转，找到不远处的高铁公交站，坐上高铁专线3路车，又是半个多小时的车程，车子驶进市区，我在莲花路下车，那是我预定的民宿所在地。

从高铁站到市区，一路都是通衢大道，大道两旁的植被已经有了明显的热带特征，尽管我并未感觉这里的气温与昆明有多大不同。

弥勒海拔不到900米，比昆明低很多。地貌较滇北滇中也有了很大不同。山很矮，远远地、低低地伏在四围，显得很平淡，缺少滇西北地形的那种气势，不过视野也因此而更开阔些，就像在西双版纳那边一样。

车子行驶在宽阔整洁的大道上，两旁不时裸露出一片片红色岩沙，提醒人们这仍旧是在云南的红土地上。

路边不时有当地人在卖枇杷，很大个头，整整齐齐码在筐篮里，黄橙橙的一堆，看着也欢喜。

路过一个指示牌，显示那条路直通云南红酒庄和东风韵，看来从市区到那里很方便。

快进市区的路边，有很多园林工人在植树。在我看来，这条通往市区的大道已经很漂亮了。

对弥勒的第一印象：高分。

车子驶入市区，市区依然没有令人失望。能看出市政建设很棒，仅从车上看，市容市貌都不输二三线城市，或者还更好些。

街上人很少（或者也跟车子的行驶路线有关），车也少。

车子在一个站点停下来，态度热情友善的司机师傅扭头向车厢后面喊：大梅花寨到了，你们，就在这里下车，右手边走下去，看到那个牌楼了没？从那里直走下去，就是大梅花寨。然后车后部一阵骚动，川贵口音响起，男男女女一大帮下了车，我坐在车前门位置，透过车窗，看到六七个老人，有男有女，站在路边，手里拎着、怀里抱着、肩上背着各种厨房自制，各种蛋奶酒什么的，纸箱、提篮、坛坛罐罐，一看就是鲜明的养生路数。

市区道路旁也多是棕树，细长的棕树叶在暖风中摇摆，摇曳出些许的热带风情。

我在莲花路下了车，莲花路和经过的髯翁路都很美，是真正意义上的林荫大道。下车前，司机告诉我，湖泉生态园就在我的右手边。

对弥勒的第二印象：依然高分。

我顺利找到预定的民宿，紧挨着湖泉外滩酒店，确实就在湖泉边上。我迅速办理好入住手续，三楼顶头的标间，设备一应俱全，房间整洁明亮，洗手间很大，水流也很大。虽然房间里不能直接看到湖景，可是湖景就在咫尺之外，一晚上仅五十元，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安顿好，稍事休整，我马上出门去看弥勒城。其时已是晚上八点。民宿王老板告诉我，弥勒的治安非常好，晚上十点多，我们前面那条路上还有很多散步的人。

我当然很放心。不知怎的，从踏进这个小城的那一刻起，甚至再往前推，我心里就是安适的，舒服的。

果然，一个地方，跟一个人一样，是有气场的。弥勒小城的气场，让人心神安定。

我沿着客栈门前的湖畔路步行，过了外滩酒店，再走，右手边就有一家挨一家的饭馆酒楼，有几家看上去都是老店，很气派，很有样，恍惚间，你会以为自己是走在上海，或者杭州的某些街区里——真的会有那种错觉。

几家老店里都飘出浓香的卤鸡味道，非常好闻，非常诱人，我不由深吸几口：嗯，弥勒卤鸡，久闻大名，明天我就要一饱口福了。

我直走到温泉路上，沿温泉路一路向上，目的地：喷泉广场。

此时，路上的行人已经了了，车亦不多，这是一条主干道，很宽，路两旁的店铺依然在营业，不过既没有行人也没有游客，自然店里也没有什么顾客。我看到有几家都在准备打烊了，而时间仅仅也才八点半左右。

没有夜生活——我思忖道：果然是个休闲养老的天堂。

一路上形单影只，可是我却丝毫也不觉得冷清紧张——我说了，这个小城莫名地令人心神安定。是那些温泉水的缘故么？不知道。

喷泉广场，亦即弥勒城最大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此刻倒还是一片灯火辉煌，不过人、车依然不多！看惯了城市的车水马龙，这几年在大理，也是越来越闹乱，以至于有人说，苍山下的中和村，其拥挤杂乱程度已胜过深圳的城中村——所以，弥勒小城的人车稀少，安静悠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从喷泉广场又一路转到夜市，夜市上人亦不多（重要的话说三遍！）。我在夜市上买了几块现烤的石屏豆腐，五角一块，是大块，好吃！又买了一根甘蔗，八元，摊主削好后，又用小机器斩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装进袋中，方便食用。我本想带回住处吃，结果尝一块，太甘甜，味道太纯正了，一下子没搂住，一路吃回去。

我还考察了夜市上其他商品的物价，得出了确定的结论：弥勒的物价整体上低于大理。

对弥勒的第三印象：继续高分。

我沿着弥勒大道往回返，已经是晚上九点多，将近十点了，我心安理得，甘蔗的清醇甘甜也让我欢喜快乐。那时候路上几乎已经没有什么行人了，路灯都很亮，周围各建筑，尤其是鳞次栉比的大酒店的灯光也很给力，我一路逍遥，如入无人之境，回到酒店已过了十点，中间还转进湖泉大酒店观赏了一番。

回到房间里，我心里有些小兴奋，对这个第一次谋面的小城，毫无陌生之感，反倒感觉很舒服，很惬意。我痛痛快快洗了个热水澡，还做了个面膜，幸福地叹息着进入梦乡。

第二天一大早，我又兴冲冲出门。每到一个新地方，我总喜欢看它晨昏中的样子，我相信那是它们最接近真实的样子。

我先去了隔壁的湖泉生态园。尽管事先已看了很多的图片介绍，湖泉生态园还是把我惊艳到了！

我知道这是个人造湖，是个人造景点（实际上，弥勒的所有景点几乎都是人造的。过去的弥勒，几乎没有任何旅游资源：没有大山大河，没有自然风光，没有人文历史遗迹，也不是一个古城。今天弥勒的旅游业跃居云南省前列——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可是，这个“人造”无疑太成功了！

占地3000多亩的园区，人工湖面积就达1700多亩。整个园区依山傍水，园内水波浩渺，绿树成荫，大片大片明镜似的水面，看着叫人心眼清亮，心生欢喜。

本来，全新的人造景点很容易流于肤浅，流于单薄，名不符实，往往令人失望，令人生厌。而弥勒的人工造景，因其慷慨大方，因其货真价实，甚至超乎游客的预期——自然就在旅游市场上取得了成功。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案例。

不独湖泉生态园，就是东风韵，湿地公园，乃至红酒庄，也都予人以惊喜。一位朋友游览了这些地方，回去后感叹：我真喜欢弥勒，它一次一次给我惊喜，一次一次让我感动。

离开湖泉生态园，我直奔卤鸡和卤鸡米线而去。附近温泉路上有两家品牌卤鸡店，一家是马氏卤鸡，一家是竹园。

两家我都光顾了，不但现场品尝了卤鸡米线（马氏）和卷粉（竹园），还每家打包了半只卤鸡。

这边的卤鸡米线都是7元小碗，10元大碗。卤鸡则马氏稍高于竹园。竹园70一公斤，马氏80一公斤，两家均低于昆明的98一公斤。

根据我的口味，米线卷粉就不说了，都差不多，都还可以。单讲卤鸡，马氏的“干卤”风味更地道些，属于第一口一般般，越嚼越有味的那种。竹园的与昆明城的更像些，湿一些，味道更鲜浓些。

两家的蘸水调制得都很棒。

吃完饭，我又专程去了弥勒图书馆，因为时间关系，没有进去。

在附近又转了转，我便坐公交车去客运站，从那里坐弥勒到开远的班车，然后又直接坐开远到建水的班车，于下午5点左右进入建水古城。

一路上我都在想弥勒小城，一个旅游资源原本匮乏的小城，居然凭人造景点，在旅游大省云南占据了一席之地。为什么？

原因自然不止一个，这里我只想谈一点，我感触颇深的一点。

在弥勒一天一夜的游逛观察，它总让我想到泰国的那些旅游小城，比如清迈。在我看来，它们都是 “对游客友善型” 旅游目的地。这个友善，并非是指当地人的态度，而是指政府的整体旅游开发的理念。

这些地方的政府，他们都致力于为游客提供真正的，价廉物美的好物：美景，美食，美物，美丽的市容市貌，完善的旅游配套服务设施，等等。而这，正是一个地方发展旅游业的正道。

弥勒市政府提出的发展理念是：创新，绿色，开放，共享——我想他们真正将其落到了实处，而非仅仅纸上谈兵。尤其最后的“共享”。

谈了这么多——所以，最后的答案是？

（弥勒小城到底适不适合旅居（包括康养））

答案是肯定的。

当然，对有些人而言，夏天这里会嫌热一些。不过就三月份而言，个人觉得弥勒比建水要凉快，那肯定比普洱版纳更凉快了。而冬天的弥勒，又比昆明大理暖和很多。

所以，整体上看，弥勒的气候是可取的。

一位专写旅游攻略的朋友，游了弥勒后，评价说这是一个挺洋气的小城，不是那种土土的小县城。

我很认同她这种说法。尤其在坐车从弥勒到开远，又从开远到建水的一路上，所见的那些小县城，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灰头土脑的，相比之下，弥勒小城就更显得清秀可人，出类拔萃了。

三、中国医闹的根本

为什么医患关系如此紧张，原因大家都懂的，以药养医的体制是根源，维权渠道的阻塞是主因，本篇将作以深入的解剖分析。

一、医生：为体制背“黑锅”

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确立起来的？就是为了治疗疾病，想必不会有人没事找抽，没病去找医生打针吃药的！

正常的医患关系应该是战友，应该是同盟，双方密切配合，医生视患如亲，患者谨遵医嘱，因为只有这样，患者才可以得到良好的医治。但是，现在医患关系闹得很无厘头，相互怀疑不说，甚至还可能拔刀相向。

紧张的医患关系说明现行医疗体制出现了问题，而且是严重性的问题。我们国家对医疗的财政投入少之又少，而大部分又被干部们——特别是退休干部和高级干部——占用了，而剩下的医疗资源非常有限，就靠老百姓们通过各种关系去争取了，如果没有争取到，那只有得了病在家里等死的份，比如那些没有医疗保障的穷困农民。

丛林式的社会就是这样：有限的社会服务产品，大部分产品供给了少数人群使用，而剩余产品又去让多数人群去抢夺，这样的社会非常容易养成“权力至上”的观念，同时能够让人们内斗，争得不择手段，争得你死我活。

我们的医疗体制正在培养一个丛林社会，让人们动用各种关系去争取医疗资源，时间一长，人们就养成了一种看病的定势：一旦有了病，不管大病小病，条件反射地想到请托，找各种社会关系来给自己换取方便和有效的治疗。关键是这些请托还相当奏效，至少你可以免除排队和减少预约的天数等等。如果要动个手术，我们还会想着送红包，总觉得送红包给医院领导，领导会安排出好医生；送红包给主刀医生，医生会比平时多一份心，毕竟人命加上了钱码。

患者要找关系来看病，要塞红包来手术，看病难和看病贵就在所难免了。在这样医疗体制和社会风气之下，患者疾病若没有得到很好的救治，如果找了关系塞了红包，那么就会觉得“上当受骗”了；如果没找关系没塞红包，那么就会觉得“医不尽力”。再加上畸形的“以药养医”体制，完全将医生逼进了“不仁不义”之地，这是导致医患关系恶化的制度根源。在这种制度之下，多数患者认为医生受利益驱动，存在过度治疗的行为，正因为如此，一旦发生医疗差错或者意外，甚至很小一点语言冲突，就会引起严重医闹，对医生拔刀相向，酿成杀医、伤医事件。

客观地说，医疗界的确存在黑幕，灰色收入、过度医疗现象层出不穷，但大多数一线医护人员真的非常辛苦，有资格收红包的医生并不多。然而老百姓将枪口直接对准就是一线的医护人员，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在第一线，承担人们对医疗体制的不满，用笔者的话来说，就是医生不是躺着中枪，而是不自觉地在挡枪！

拿手术刀的医生是给患者治病的，却成为患者斗争的对象，原因只是患者直接面对的是医生，他们根本不会想到医院领导，不会想到医疗体制……这与维护市容市貌的城管相似：他们成为小贩斗争的对象，成为民愤宣泄的对象，原因就是民众直接面对的是城管，民众根本不会想到城管只是执行某个领导的命令，不会想到罪魁祸首是漠视民众生存权的城市管理体制……最终，各种苦苦相逼的制度，导致弱者挥刀砍向弱者，患者砍向医生，小贩砍向城管，而那些权力者们却毫发无损，甚至沾沾自喜。

制度的阴冷在于此，真正的强者即所谓的领导们在弱者相残的情况下，总会用一副体贴民意面貌、以调解者的身份出现，以显示他们的宽宏大量，以显示他们的英明神武，院方领导们、政府官员们就这样出现在人们面前，殊不知罪魁祸首就是他们，甚至连他们都是苦于体制的人，因为他们也只是执行体制的人，也被捆绑了，其实，大家都被捆绑进这个体制中。

正因为如此，要彻底改变各种逼仄的体制，包括医疗制度等，还需要进行“顶层设计”的，单单说什么“零容忍”，加强“安保”力量，根本无济于事的，更何况加强“安保”力量其实就是一种“城管思维”：展示的是弱肉，并不是大脑，高压之下，只是换来暂时安稳，根本不是长久之计，甚至是酝酿更深层次的危机，等待下一轮更激烈的事件发生。

二、患者：为权益走“曲线”

在我们这个权力至上、关系盛行、法治不彰的丛林式社会里，民众早就养成了对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不信任的思维定势：有医患纠纷时，走医患调解渠道，卫生行政部门的调解被认为是“老子帮儿子”；走医疗鉴定渠道，社会机构出具的鉴定被认为是“兄弟帮兄弟”，因此统统排斥，而且死不认账。至于走司法诉讼的渠道，那就必须提供证据了，而大多数站得住脚的证据一般都由医院掌握着，甚至连最简单的病历也都是医生、护士开具的，何况走司法途径过程漫长，费时、费钱、费精力，更何况也无法排除司法腐败，所以民众即使要走司法程序，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正是这些正常的通道关闭，常规的手段失灵，患者（患者家属）才找捷径，于是选择了医闹。

我们这个社会早已病不得轻，正常通道人们走不通，歪门邪道却能让人大行其道。于是，大家都在学习蛮不讲理，因为蛮不讲理，顾名思义就是蛮横的人根本不用讲理的，不管是正理还是歪理，只要占着理就可以得理不饶人。

有个医生朋友告诉我说：有次急救车送来车祸的人脊椎都断了，送来的时候就已经停止呼吸和心跳，我们医生当然是竭尽全力进行抢救，但是死者的家属就开始医闹，说人最后一口气是在我们医院里没的，于是在医院烧纸钱，摆设灵堂，逼手术医生披麻戴孝，不讹医院一笔，就誓不罢休。其实，这次广东潮州“押医游街”也是如此行径，明明是酒鬼把自己喝死了，偏偏把责任交给医院，交给值班医生，更可怕的医院对医生被凌辱无动于衷。

中国社会确实是很少讲道理的，谁会闹谁就会得到“优待”，“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怎么解决呢？在中国的解决之道就是与人民币挂钩，所以“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当医患纠纷出现“闹”与“赔”成正比模式时，医患关系更加变味，于是专门出现一个行业，就是职业医闹，他们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流程，如在医院焚烧纸钱、搭设灵堂、围堵院长办公室等等。

当然，医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耍大牌，玩特权，这些人基本上有点权或有点钱，是官员或土豪这种角色。他们在这个社会作威作福惯了，权力在手，票子一握，无法无天，便要搞特权，走绿色通道，不想排长队不想等预约……一旦无法满足这些人的要求，也会闹出事来，这种事情今年就发生好几起，比如杭州这一起很有代表性，央行中层干部赚医生太年轻便大闹浙二医院，将医生的耳道都撕裂了。当然影响最大的就是南京公务员夫妇殴打女护士了。这些人都属于中国人中品性最恶劣的那部分，他们养尊处优，爱搞特殊待遇，这些人的存在并且在社会里游刃有余，身居高位，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就是关系社会。

说来说去，中国式“医闹”是权力不作为和权力乱作为结出的恶果。

其实中国已经病了，病得不轻，可以称之为中国病人，正因为如此，人人有病！

结语

说来说去，医患关系本质上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医疗需要和落后、腐朽、僵化的医疗体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从顶层设计想办法解决的话，那么医生还是继续成为替罪羊，将面向更多的刀与枪。

就像贪官无数根源在于体制一样，被伤害的医护人员也是医疗体制的替罪羊，所以，严惩伤医刁民与大刀阔斧地医改同等重要。

四、2019年无锡哪里容许摆地摊？

哪里都不许摆，注意到处摆地摊对一个城市的市容有影响，生意难做，特别是年底了，城管到处出来抓了，想做生意也不安稳，还是找个店面做生意，每天做着提心吊胆的生意也难受，多赚点钱，租个门面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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