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报残纸（白报纸是什么纸）

大家好！今天让创意岭的小编来大家介绍下关于白报残纸的问题，以下是小编对此问题的归纳整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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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 字帖上那一层薄薄的纸是什么纸？
• 什么叫白报纸？
• 废纸的分类标准
• 宣示表和兰亭集序有什么样的联系

字帖上那一层薄薄的纸是什么纸？

字帖上那一层薄薄的纸是硫酸纸。

硫酸纸适用于手工描绘、走笔/喷墨式CAD绘图仪、工程静电复印、激光打印、美术印刷、档案记录、晒图、印刷设计制版、礼品包装，相册内页，胶印，凸凹，烫金，丝印，移印，转印橡皮章等。

硫酸纸主要用于印刷制版业，具有纸质纯净、强度高、透明好、不变形、耐晒、耐高温、抗老化等特点，规格有63gA4、63gA3、73gA4、73gA3、83gA4、83gA3、90gA4、90gA3等多种规格。

扩展资料

纸的种类

1、新闻纸

又称白报纸，包装形式亦有卷筒与平版之分。新闻纸定量为51克左右，主要供印刷报纸、期刊使用。

2胶版印刷纸

简称胶版纸，定量为60—180克，有双面胶版纸和单面胶版纸之分。其中双面胶版纸70—120克使用最广。双、单面胶版纸品号都有特号、一号、二号三种。特号、一号双面胶版纸供印刷高级彩色胶印产品使用；二号双面胶版纸克供印制一般彩色印件；单面胶版纸主要用于印刷张贴的宣传画、年画。

3、铜版纸

铜版纸系在原纸上涂布一层涂料液，经超级压光制成。定量为90—250克，有双面铜版与单面铜版纸之分。品号有特号、一号、二号三种。特号铜版纸供印刷150克以上网线的精致产品使用；一号铜版纸供印刷120—150网线的产品使用；二号铜版纸可印刷120克以下网线的产品。铜版纸不耐折叠，一旦出现折痕，极难复原。

4、书皮纸

定量为80—120克，主要供书刊作封面使用。书皮纸有多种颜色，以便适应印刷各种不同封面的需要。

5、字典纸

分为一号、二号两种，定量为25—50克，主要供印刷字典，手册使用。字典纸吸湿性强，稍微受潮就会起皱。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硫酸纸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纸张

什么叫白报纸？

新闻纸

俗称白报纸，其特点是松软多孔，有一定的机构强度，吸收性好，能使油墨在很短时间内渗透固着，折叠时不会粘脏，用于在高速轮转机上印刷报纸，期刊及一般书籍。新闻纸的定量为51克/平方米，卷筒新闻纸的宽度有1572毫米、1562毫米、787毫米、781毫米四种；平版纸幅面尺寸为787毫米w1092毫米。新闻纸印刷适应性，不透明，但白度较低，表面平滑度不同，印刷图片时应使用较粗网目，日光后容易变黄发脆，不宜长期保存。

废纸的分类标准

1、废报纸：该类废纸主要用于生产再生新闻纸，也可用于制造生活用纸、一般文化用纸或一般印刷用纸。

2、白报纸：该类废纸属于高级废纸，可用于生产再生新闻纸、高级文化用纸或高级印刷用纸。

3、废杂志：该类废纸主要包括印刷厂或书店未发行的和发行后回收的书籍，不含或仅含有少量机械浆的废刊物、书籍等。此类废纸经脱墨处理，除去颜色、蚀墨后，可生产有光纸、书写纸、凸版纸、卫生纸等，也可生产纸板，或在新闻纸中掺用。

4、出版物、白纸边：该类废纸属于工业后废纸，主要是印刷厂切下的白纸边，少部分是机关、学校等未经印刷、书写的臼纸。白纸边是一种理想的纸浆代用品，它可以代替漂白浆，用于生产高级文化用纸段高级印刷用纸，故该类废纸也可直接利用的废纸。 

5、废牛皮纸：该类废纸是消费后废纸，主要指废牛皮纸及废纸袋纸等。此类废纸经拆线挑选后，可回收再生条纹包装纸等。

扩展资料：

1．购进废纸原料时应严格把关。特别是进口废纸，在当前供货渠道较多情况下，更要慎重行事。企业必须对经营废纸供货商进行全面考察，了解供货来源、经济实力、信誉程度等，以免上当受骗。

2．资金技术力量雄厚的企业，在购进国外旧瓦楞纸箱、旧杂志纸和旧新闻纸的同时，也可引进国外现有的包括生产线在内的脱墨技术和设备，生产优质再生浆、上档次产品。对于已有草浆碱回收的企业也可利用进口废纸再生浆添加草浆、商品木浆，按比例配抄高档文化用纸。

3．对已被关停或治污无望的造纸厂，可投入少量资金对原有设备略加完善改造，利用国内废纸生产低档卫生纸、普通瓦楞纸或再生新闻纸等产品；也可利用国产与进口废纸浆配抄中高档产品，将有可能走出困境。

4．企业在购进废纸时，应结合自身的设备状况、技术力量、生产品种等分类使用。可利用进口的瓦楞纸箱、AOCC废纸生产高档箱纸板、高中档瓦楞纸和纸袋纸，或作为生产白纸板的芯浆和底层浆用料；

利用废旧报纸加配约30%的旧杂志纸，经过浮选--洗涤综合脱墨后，生产新闻纸或作为白纸板的芯浆与底层衬浆；利用进口的办公废杂纸，如复印纸、计算机打印纸等，选用新的脱墨方法，在改进纸机或引进的生产线上，生产高档次文化印刷用纸。

对购进的国内废纸可生产中低档箱板纸和卫生纸。同时在利用废纸再生造纸时，应注意化学助剂的使用，以弥补纸品物理强度等指标的不足。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回收商网——废纸分类标准

宣示表和兰亭集序有什么样的联系

略谈《兰亭集序》书法的渊源与影响
王 素
本文原载《中国书法》2012年第1期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根据“兰亭论辨”争论当时是否存在《兰亭集序》这类行书，追溯《兰亭》行书的渊源，兼谈《兰亭》书法的影响。本文认为：行书本为刘德升于东汉晚期所造，经过汉末、三国、西晋出土文献印证，到东晋王羲之时代，其隶味由浓厚逐渐发展到淡薄，均有迹可寻。因此，说王羲之时代没有《兰亭》这类行书，是不能成立的。此后，由于南朝萧梁周兴嗣《千字文》包含了《兰亭》的书法，可以断定，《兰亭》在南朝不仅存在，而且已有一定的影响。入唐之后，由于太宗皇帝推崇《兰亭》书法，更加奠定了《兰亭》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独领风骚的不二地位，但也因此引发了《兰亭》书法的真伪之争。而这种真伪之争，发展到清代，蜕变成为了重碑轻帖的碑、帖之争。在此影响之下，自清末至当下，所谓“兰亭论辨”，实质也都成为了碑、帖之辨。为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碑学与帖学属于两种风格和两个系统，从来就没有可比性。如果大家都有这种正确认识，给“兰亭论辨”画句号的日子才真正不远了。
关键词：兰亭论辨 行书书法 碑学与帖学 渊源与影响
王羲之《兰亭集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其真伪之争也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公案”。《兰亭》真伪之争，大约最早始于南宋，自此以降，直至近年，不仅旧的争论仍未消歇，新的争论似乎还在继续产生。譬如王开儒认为，天一阁藏冯承素碑刻本是真神龙本（图1），北京故宫藏冯承素纸摹本是伪神龙本（图2）[1]。

图1　天一阁藏冯承素兰亭序碑刻本
选自《中国书法》2012年第1期　“兰亭序特辑”
又譬如湖南省博物馆藏托名褚遂良的黄绢本（领字不从山），与现存褚遂良的黄绢本，究竟是何关系，也还需要继续论定[2]。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但最著名的《兰亭》真伪之争，还是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发生的“兰亭论辨”。关于这场“兰亭论辨”的经过及其价值与意义，我曾撰文进行探讨[3]，这里可以不多涉及。但“兰亭论辨”提出的问题，与本文探讨的旨趣有关，本文还不得不偶而有所提示。

图2　唐　 冯承素（传）摹兰亭序卷（局部）
纸本　行书　纵24.5cm　横69.9cm　故宫博物院藏
选自《中国书法》2012年第1期　“兰亭序特辑”

唐　 虞世南（传）摹兰亭序卷　八柱第一
纸本　纵24.8cm　横57.7cm　故宫博物院藏
选自《中国书法》2012年第1期　“兰亭序特辑”
一、关于《兰亭集序》书法的渊源
“兰亭论辨”争论的问题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当时是否存在《兰亭》这类行书的问题。尽管唐张怀瓘《书断》卷上行书条已云：
案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升所作也。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刘德升即行书之祖也。
同书卷中刘德升条又云：
刘德升，字君嗣，颍川人。桓、灵之时，以造行书擅名。虽以草创，亦丰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4]
我们知道：行书为东汉刘德升于桓（一四七——一六七年）、灵（一六八——一八九年）时期所造，在王羲之（三○三——三六一年）之前大约一二百年就已经出现。但由于缺乏墨迹印证，长期难以落实，相信者似乎并不太多。然而，二十世纪初，东、西方的探险队赴罗布泊考察，在楼兰及其周边古代遗址发掘，获得不少魏晋时期的行书材料，并且很快整理发表，这个问题实际上就已经不应成其为问题了。譬如：

图3　前凉李柏致焉耆王书稿
选自《中国书法》2012年第1期　“兰亭序特辑”
最早发表的是日本大谷探险队获得的著名的一组“李柏文书”[5]。这组“李柏文书”虽然大部分是残片，但有两件非常完整，即：《前凉李柏致焉耆王书稿》（一），凡九行（图3）；《前凉李柏致焉耆王书稿》（二），凡十二行（图4）。时间应为前凉建兴三十四年，亦即东晋永和二年（三四六年）的五月七日[6]，只比“兰亭修稧”的永和九年（三五三年）暮春之初早整整七年。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也引用了这两件《书稿》，《兰亭论辨》也收了这两件《书稿》的图版[7]。但郭沫若不认为这是行书。他说：
其实存世晋陆机《平复帖》墨迹与前凉李柏的《书疏稿》，都是行草书；一南一北，极相类似。……这些都和《兰亭序》书法大有时代性的悬隔。
按：李柏的《书稿》：（一）是行书，（二）是行草书，而陆机的《平复帖》是草书，三者各不相同，郭沫若统称为“行草书”，还说“极相类似”，自是为了说明当时没有《兰亭》一类的行书。但刘涛将这两件《书稿》的书法与王羲之的“新体”作了比较，认为《书稿》的书法“有些暗合江南兴起的王书新体”[8]。这一点非常重要。可见当时不仅南方有行书，北方也有行书；南北行书不仅没有对立，还逐渐趋同。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二者不仅有共同的渊源，还有共同的革新、发展走向。

图4　前凉李柏致焉耆王书稿
选自《中国书法》2012年第1期　“兰亭序特辑”
接着发表的是瑞典斯文赫定探险队获得的以《济逞白报残纸》（图5）和《正月廿四日残纸》（图6）为代表的一批文书[9]。其中《济逞白报残纸》和《正月廿四日残纸》时间大约属于西晋，较前揭《前凉李柏书稿》要早一个时代。刘涛将《济逞白报残纸》作为“规整一派的行书”的代表，将《正月廿四日残纸》作为“潦草一派的行书”的代表，认为：
（这些）西晋行书有大量的陈旧写法，表明那时的行书属于早期行书，还存在着革新、发展的空间。……当时一般书手的笔下，业已罄露后世行书的典型写法和端庄规模，表明东晋“二王”新妍的行书并不是突然“创造”出来的。[10]
这一论断，与一九八○年四月楼兰新出正背双面写西晋《六月廿九日残纸》书法印证[11]，无疑是正确的，对于探讨《兰亭》书法的渊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图5　济逞白报残纸
选自《中国书法》2012年第1期　“兰亭序特辑”
此外，近年长沙考古，先后出土了大批孙吴简牍和一些东汉简牍，对于进一步探讨《兰亭》的渊源，也非常有价值。以下分别予以探讨。
先说长沙孙吴简牍。一九九六年十月至十一月，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孙吴简牍将近十万枚，时间主要在大帝孙权嘉禾年间（二三二——二三七年），较前揭西晋三残纸又要早一个时代。这些简牍绝大部分出于书吏之手，因而其书法被饶宗颐称为“胥员体”[12]，也就是王元军称为的“吏阶层的书法”[13]。刘正成最早注意到其中楷书的价值，认为这些楷书有些字与锺繇的《荐季直表》完全相同，进而指出：
如果说从锺繇《荐季直表》到王羲之所临锺繇的《宣示表》，可以论证中国书法史上楷书从创立到完全成熟的过程的话，那么，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便找到了最好、最直接的旁证。……长沙走马楼吴简是不是可以说找到了从锺繇到王羲之的过渡阶段的信物？我想，这批吴简的出土，既然可以用来论证锺繇的真实存在，《荐季直表》《宣示表》的真实性，当然也可以证明王羲之和他的《兰亭序》的真实性。王羲之从锺繇而来，王羲之的“新体”与锺繇的“旧体”既有血缘关系，也有它们的许许多多的不同点。这一点，走马楼吴简可看得很清楚。[14]
按：刘正成撰写本文时，尚未从吴简中发现行书[15]，故所云“当然也可以证明王羲之和他的《兰亭序》的真实性”，虽然不为无识，但也还需要吴简中的行书简予以证明。吴简中的行书简实际并不少，最有名的是由我定名的木牍《右郎中窦通举谢达为私学文书》[16]。最早将这枚“谢达木牍”作为书法作品的是西**一，但很可惜，他仅对内容作了简单解释，没有对书体进行分析[17]。最早将“谢达木牍”作为行书作品的是刘涛，他说：

图6　正月廿四日残纸
选自《中国书法》2012年第1期　“兰亭序特辑”
《谢达木牍》上的行书是吴国行书的又一种类型。笔画圆厚，一些偏旁部件的笔画出现省并，写得活泼圆通；字形长，字势敧侧，有婉约风流的韵致。其用笔之势和结体之态，与后世的行书相当接近。吴人写的行书，由于是早期行书，还部分地保留了像平脚钩挑、横张之势这类隶笔或隶势，与我们所熟悉的那种介于楷书和今草之间的行书体势不太一样。三国时代的行书，楼兰遗址出土的魏晋简牍文书中也能见到，但是年代不及吴简行书的年代早，似乎东吴的行书更为古质一些。《谢达木牍》上的行书，还显示出了“古肥”的特征[18]。
刘涛评《谢达木牍》的行书“有婉约风流的韵致”，与前揭张怀瓘《书断》卷中评刘德升的行书“风流婉约”，用的是同一个词汇，可见二者风格已很接近。我们知道，王羲之的行书如同其楷书，师法的也是锺繇，而锺繇的行书，师法的是刘德升，那么似乎也可以用刘正成的话来概括：长沙孙吴简牍中的行书，是从刘德升、锺繇到王羲之的过渡阶段的信物之一。
再说长沙东汉简牍。二○○四年四月至六月，长沙东牌楼出土东汉有字简牍二百余枚，时间主要为灵帝时期（一六八——一八九年），较前揭长沙孙吴简牍又要早一个时代。我们知道，中国出土秦汉简牍，以东汉晚期为最少，对研究书法史的人来说，常有断层、缺环之感。而这批长沙东汉晚期简牍，正好填补这个断层、缺环。不仅如此，其书法种类繁多，篆、隶、楷、行、草各体皆备，时代比锺繇（一五一——二三○年）稍早，正当“行书之祖”刘德升和“草圣”张芝（？——约一九二年）生活时代晚期，自然引起中日书法界极大的兴趣。

图7　三国　吴　右郎中窦通举谢达为私学木牍
私学长沙刘阳谢达年卅一居临湘　都乡立沂丘　十一月十五日右郎中窦通举
图8　东汉　顷不相见行书简
顷不相见樵母前日得昨怠极服[药]为政之出□□　防其[馀]者耳书不　断绝往来闻言颇差又有米在此不知奈其人不□　信吾复来视之毛有此言明日当□小大复告闻□　□妇已去怒力□小儿勿使行亏合作□恩药曹又□　吾复作足手许十月中非但疾者故悉览公以下府县中
选自《中国书法》2014年第5期　“长沙东吴简牍书法特辑”
日本方面对书法的总体价值和楷书、草书的专门价值较为关注。日本“战国楚简研究会”组织的团队，于二○○六年九月三日下午率先访问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认真观摩实物，认为这批简牍“在书体、书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9]。随后，著名书学家西**一领导的书法团队，也于二○○七年八月十一日下午访问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仔细观摩实物，认为这批简牍所见楷书尤为重要，对于探讨楷书的起源将会有所帮助[20]。此外，福田哲之认为这批简牍所见草书，反映了张芝草书的实相[21]；鹤田一雄认为这批简牍所见草书，与王羲之的书法亦很相似[22]。可惜的是，他们对行书较少关注。这可能是因为早期行书与楷书均属新书体，又均脱胎于隶书，二者很难区别的吧。
中国方面，刘涛作为这批简牍的整理者之一，最先对这批简牍的书法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同时对其中的行书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与解读。他在前后发表的两篇论文中都谈到：
在书法史研究领域，魏晋新书风与东汉后期书法的关系一直是个难题。过去，我们只能由文献知道，魏晋书家推崇张芝的草书、锺繇的行书与正书，而且锺繇的行书传自刘德升，进而推测这两个历史阶段的书家存在传承关系。由于东牌楼汉简的出土，我们现在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以草、行、正三体书法为显著标志的魏晋新书风，肇端于东汉桓灵时代[23]。
东牌楼汉简告诉我们：当时隶书仍是文字书写的当家书体，结合当时碑刻书迹看，隶书仍是桓灵时期的主导书体。我们也看到，行世已久的草书和当时新兴的行书、正书已用于公私文书，且占有相当的比例，后来的魏晋新书风正是以草、行、正书为主流，所以东牌楼汉简可以支持我们得出这样的认识：桓灵时期的书风不仅“包前”，而且“孕后”，它在汉朝书法史上是一个转折时代，也是魏晋新书风的源头所在[24]。
即明确地告诉我们：包括王羲之书风在内的魏晋新书风与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所见桓灵时期书风存在明显的渊源关系[25]。

图9　东汉　原白行书简
原白一日不悉连复欲诣会岁下　务不腹从愿顷复他异又马布　障[民]人有至此来求今遣取以付之小　大内敕告既缘休使乃尽愚趣原[惶]　□□□ 谢孝达何起新安
图10　东汉　子约行书简
子约顷不语言烦内代为改异又前通檄　白刘实忍有北里中宅意云曹白部中部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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