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大赋(汉大赋作品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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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汉赋的简介
《全汉赋》作者是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1997年出版。《全汉赋》收录汉赋八十三家,二百九十三篇,其中可判定为完篇或基本完整者约一百篇,存目者二十四篇,余为残篇。
各作家按时代先后排列。生年失考者,一般以卒年为据。生卒年不详者,参考亲属、仁宦关系。一作家之下,先列以[赋]名篇者,后列其他,同类之内,先列完整者,后列残篇、存目。残句有上下文可据者,称[据某书补],否则称[录自某书],并另行列出,以避免误缀。
汉赋的分类
汉赋分为骚体赋、大赋、小赋。骚体赋代表作为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它直接受屈原《九章》和《天问》的影响,保留着加“兮”的传统,其语言是四言和散句的结合,表现手法为抒情言志汉初六十年是骚体赋的时期。
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
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二、什么是汉赋?
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赋的产生和发展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时期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贾谊的《□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
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
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三、西汉汉赋四大家
西汉汉赋四大家:汉赋四大家是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和张衡这四位人物。
四、汉赋的历史评价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
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现存作品包括某些残篇在内,共约二百多篇,分别收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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