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杭州

大家好！今天让创意岭的小编来大家介绍下关于十年前的杭州的问题，以下是小编对此问题的归纳整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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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 1、10几年前的富阳牌是杭州牌照还是区域牌

• 2、民国初杭州城的十大城门分别叫什么，具体那些位置

• 3、杭州之前叫什么

• 4、解码“最强风投城市”：为何偏偏是合肥

一、10几年前的富阳牌是杭州牌照还是区域牌

您好，您问的是10几年前的富阳牌是杭州牌照还是区域牌？

答案是：10几年前的富阳牌是杭州牌照。杭州牌照是指在杭州市范围内发放的牌照，而区域牌照是指在某一特定地区发放的牌照，比如富阳市。因此，10几年前的富阳牌是杭州牌照，而不是区域牌照。

二、民国初杭州城的十大城门分别叫什么，具体那些位置

杭州十大城门是杭州古代城池的城门遗址，分别是清波门、涌金门 、钱塘门、武林门、艮山门、庆春门、清泰门、望江门、候潮门、凤山门。

古清波门，在如今的铁冶路口。又称“柴摊儿”，顾名思义，是卖柴的。城门地形，在杭城十大城门中唯一尚可清晰辨认。吴越钱王时，此地只是水门一座，东通流福沟。时称“涵水门”，也称“暗门”。北宋，清波门建成，时人仍然以“暗门”相称。譬如，陆游《夜泛西湖》，有“骑马出暗门”一说。

涌金门折叠编辑本段

涌金门，位于旧杭城正西。即从南往北数过来，第二座城门。说门，并非一门。不是朝朝暮暮在无数细节上与人休戚相关，几草、几水、几墙、几门，总嫌寡情乏灵。以下故事，无非如此。

杭城十大城门，九座城门都有重城（城门外的护城，呈四方形），而涌金城门独无。这也是它依附了西湖作为外势，可御可守。

钱塘门折叠编辑本段

钱塘门，一个与杭城渊源相继的名字；一截与佛事盛行相接的记忆；一段与民族崛起相关的往事。钱塘门位于旧城的西面，从南往北数，第三座城门。

杭谚：钱塘门外香袋儿。

钱塘门外的香市，在早闻名九州。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圣诞，就有三期香会：第一期二月十九；第二期六月十九，第三期九月十九。其中，三月三是玄天上帝的诞辰，七月初一到十六是东狱大帝的朝圣。七月十五是中元节。

这日子里，城里的人从陆路出去，要走钱塘门；松木场落船的下三府（杭嘉湖）香客进城采买，也要走钱塘门。一座城门整日川流，几成堵阻。香客中最牛的，是下三府的土财主。肩挂黄包，腰系红带，银钱丰足，出手大方。那时候，天竺三寺指定要烧大蜡烛，数十斤一支。土财主雇人用小车从城里推来，同乡的香客们围着巨烛，牵拽着呈放射型的黄布白布，从钱塘门一路祷告徐徐走出（三十年前的彩车，也是如此）。这一仪式，行的人一本正经，看的人无比崇敬。钱塘门内的市民，羡慕得啧啧有声。

此外，松木场往西溪路走，从道古桥的地藏殿算起，直到小和山，沿途共有十八处灵官殿，处处也有香市。这一路的香客，也是摩肩接踵，“不下数十万”人。

明时，张岱的《陶庵梦忆》，说起昭庆寺香市，更为热闹：“昭庆两廊，无日不市”。“殿中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临时搭的露天棚），厂外有栅，栅外有摊，节节寸寸”。以至“岸无留船，寓无留客，肆无留酿（饭店里的酒都卖光了）。”

白天看庙，晚上困觉，这是后来说的话语。当年的晚上，也是相当闹猛。单说七月十五，乘着云遮雾挡的浩月，大家妇女斗丽争华，小家碧玉惹蜂沾蝶。张岱在《西湖七月半》中说到钱塘门外的夜景，归纳了五种人，其一就是；“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其童娈，笑啼杂之，环坐露台，左右顾盼，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

武林门折叠编辑本段

武林门，位于杭州旧城的西北，又称北关门。历朝历代，这是一座可用得“价值”二字来衡量的城门。它，奉尊、要津、有序、富裕，一如它“北关”的旧称。

武林门外一路，历朝历代都是黄土铺地，清水遍洒。为啥？因为“朝廷恩泽自北而来”，由此入的杭城。

为此，有碍观瞻的行为，就绝对禁止进出了，尤其是“居人之槥”。“槥”就是棺木，强调“居人之槥”，估计寿材还是可以的。元朝后期，天下虽然大乱，规矩仍无人敢破。至正年间，有一个京城的高官，“死而返其乡”，要从武林门进棺材，这轰动就大了。杭城的最高长官也只有“姑曲从之”，西大街一时观者如云，都道是破了天荒。

西大街的市容也称得上“奉尊”，明《客越志略》说：西大街上“悉是冬青树”，有如拱门，“人从树里行，不见赤日”。沿街的房子，瓦是绿的，门是黑的，门外还有短扉。院子用蒿草编织，又用白土装饰。街上的妇人，梳着低低的环型发髻，用的是进口的美容品（“胡粉敷面”），都像少女一样受看。髫龄小儿，肤如白雪；街上走的，“甚多美少年”。

如此地杰人灵，传到紫禁城里，风流天子就坐不住了。康熙六下江南，五次来了杭州；乾隆六下江南，次次都没拉下。御船顺运河而来，在卖鱼桥霞湾港驻跸。霞湾港，本是富义粮仓码头，如今仓门上尚剩的朱红漆色，仍映出它旧有的官家霸气（可惜，北面的厢房，前几年失火毁了）。不过，皇上的船队一来，富义仓就寒酸了，御船队有“近千”只，霞湾那一段河港，全停满了。

艮山门折叠编辑本段

艮山门，位于杭州旧城的正北偏东。宋元以来，此门虽非兵家必争，却为丝绸业集中之地。以此为雏，杭州的工业，后来大都出于此地。

“唱唱唱，洋机响，洋机开了五百张；角子铜板不算账，大洋钞票来进账。”

艮山门外丝篮儿，说的是丝绸制作中炼、染两道工序后的漂洗，挽竹篮去河港的女人。此外，也说投售土丝的蚕农。他们的竹篮，不是挽，是挑，那竹篮的直径有两尺多。

那时候的东街（现建国北路），相对武林门的西大街，并不算窄。有意思的是，却不能相应的称为“东大街”。当然，这不是说东街形成的时间，而是说它的地位。一条东街的丝行绸庄，在重农抑商的年月，只是另类。这也是意识决定事实。

东街的丝行每年正月十六开张，四月的小满一过，才是东街真正的黄金日子，投售土丝的蚕农摩肩接踵。近到笕桥、乔司（方言“茧桥”“缫丝”的谐音），远到南浔、湖州，老主顾带来了新户头，某某丝行的口碑，就这么被人看得一清二楚。蚕农们一般是上午看货作价，交割结账，吃八菜一壶黄酒的招待餐，下午返回。一时走不掉的，丝行也会提供一宿两餐。多住天把的蚕农，吃住就在船上了。那几天，要是无风，从艮山门城墙上北望，炊烟起处，河港中就生生的逸出了千百杨柳。

东街上最风光的要数银号送款的伙计，挑两只装了银圆的细篾竹篓，风风火火的赶。当然，这一种赶不是怕挨打劫的榔头，是赶时辰。竹篓的外面贴两张封条：某某银号，大洋壹仟，送某某丝行。这一天，要是某某丝行的解款在东街上反复出现，这丝行的上上下下，脸上就像涂足了油彩，是忙，也是兴奋。资金少的丝行，只能高挂“告满”的牌了。

东街的土丝收购价一高，德清、海宁的蚕农摇船赶来了。这一赶，就赶到了七月。也就间隔了几天，艮山门外的夏蚕，又开始上市。东街的丝行，从骆驼桥到宝善桥，每年要忙到秋风起时。有的丝行，本身就是织坊。周朝阳老人说，当年最大的织坊有三家：纬成、庆成、虎林。日进斗金。儿歌唱：“唱唱唱，洋机响，洋机开了五百张；角子铜板不算账，大洋钞票来进账。”

周朝阳老人唱这首儿歌的时候，电有了，织丝的土机已换成了电动的洋机。大街小巷，唧唧复唧唧的土机声，几乎全被“嚓啦啦”的洋机声替代。从茅家埠迁出，建在艮山门火车站旁的都锦生丝织厂，也在这时候引进了第一台法式织锦电力机。

有文字说，都锦生厂房后来毁于日本人的战火。但据周朝阳老人所见，当时的艮山火车站和都锦生厂房都远离民居，日本飞机的炸弹并没有投中。沦陷以后，日本兵虽然火烧了艮山门外的民居，却没有烧都锦生厂房。由于留守工人的保护，厂房一直完好。这一说法，与以往的文字虽有差别，我认为也在情理之中。在日本有过“考察”生涯的都锦生，受到日本人的重视也属当然，否则日本人也不会委任他为伪政府科长。为此，爱国的都锦生拒绝接受，他宁可舍弃事业，躲避到了灵隐天竺，以示抗争。

要说近代的杭州工业，是从艮山门外起始，一点没错。除了电厂、铁路，后来的杭州轻重工业，几乎全在这里日趋扩展。如今，随着一个时代的过去，它们又将逐步消失。一个新的“会展”中心，正在这里勃勃地兴起。

庆春门折叠编辑本段

过去的，总也有留下了的，有形的和无形的。与所有的城门一样，庆春门所表达的并不是以往的文字和城市的踪迹，以及如今在大街一侧的古人铜像所占有的全部信息。只是一个有关“春”和“春”过后的其他日子，生出的喜、怒、哀、怨。

杭谚：太平（庆春）门外粪担儿。

满清入关，兵分八旗。杭州的十座城门，从顺治年起，九座城门的钥匙由八旗的门卒掌管，汉人的巡抚都不能染指。钱塘门由正黄旗掌管；武林门由镶黄旗掌管；凤山门由正红旗掌管；望江门由镶红旗掌管；候潮门由正蓝旗掌管；涌金门由镶蓝旗掌管；清泰门由正白旗掌管；清波门由镶白旗掌管，艮山门由旗人专管。唯独庆春门由汉兵把守，为啥？因为这城门洞内进出的，多粪担，属“污秽之门”。

《清史稿·年羹尧》说年羹尧遭雍正皇帝猜忌，调任“杭州将军”，后罢职授“闲散章京”。“章京”是满语的读音，相当于高级别的文秘，不过前面加了一个“闲散”的定语，也就晾起来了。民间野史说这一段就热闹了，说年羹尧开始守的是“污秽之门”庆春门。后来落实政策，又改守了涌金门和钱塘门。

五十年前，“污秽”一说，也是庆春门的记忆。劳志鹏先生当年住在庆春门内，在他十六岁的眼中，庆春门内有三多：死伢儿多、蛇虫八脚（蜈蚣）多、清水茅坑多。

此时，历经六百余年的城墙依然存在，但只是一道高不可攀的泥墙，没了表面的砖石。城东的人家死了婴儿，往往到城墙脚边一扔了事。荒草丛生，阴潮凛人，城墙脚边多的是蛇虫八脚。就连城墙外面出了名的络麻地蟋蟀，叫得也是嘤嘤的森人。钻出城墙的破口，城河里的虾清晰可掬，水却凉得逼人。

与此相比，清水茅坑算是城墙内最大的亮色了。菜农挑一对大腰鼓似的粪桶，城里城外收来粪便，稀哩哗啦倒进了菜园的粪缸，储存、沤化。大粪喂过的菜，油绿。当然，城里的粪便也不是随便收的，城里有粪行，人称“金汁行”；城里还有“粪霸”，各有“领地”，谁破了规矩，事就大了。南宋《梦梁录》说：“杭城户口繁夥（多），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倾倒）去，谓之“倾脚头”，各有顾主，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严重的是上官府大打官司），胜而后已（不胜利决不罢休）。”看来，这也是一个历史的遗留问题，老实巴结的菜农，只能沿袭上一辈留下的粪户，因循守旧了。

劳志鹏老先生小时候住的是楼房，大门、二门，房门，不锁的，最多就是门后戤（gai，靠）一张凳儿。后半夜，菜农上楼梯来了，轻声轻气。马桶是放在床头的，菜农从床边走过，打开马箱，取出马桶。马桶也不是低矮带环的那一种，那形状如同绍兴酒店烫酒的“汆桶”，半人高，上有边沿。菜农将马桶夹在腰间，下楼。菜农的腰上缠了“单梢”，以前吃力气饭的人腰上都有，丈把长的白布，用来“杀力”，用来擦汗。“汆桶”似的马桶无论多满，搁在“单梢”上不会滑脱。

马桶倒净洗清，又端了上来，放进马箱。马桶盖和马箱盖就竖立了，这是告诉主人，马桶净了。菜农的去，也如他的来，猫一样的行走，悄声无息。这么一种世代相袭的往来，极信任的，哪怕住家是夫妻同房，哪怕房间里摆了值几个钱的物事，极无陋闻。

后来的马桶，各家就放到天井了，这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再后来，马桶放到了墙门的外面，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不知道这是对劳动者的尊重，还是人开始生出了防人之心。等到这一个日子的出现，有一个惯例也就破了：那就是每年的立冬，菜农给各家送上的大白菜一担，做冬腌菜用的。

那时候，庆春门内菜园上空的气息是有那么一点遭人嫌弃，但雨后的七彩飞虹，却常常在净空中浮现。高楼林立的今天，只是记忆中的事了。

清泰门折叠编辑本段

清平、安泰，这是城门的原意；沪上的开埠、铁路的兴建、帝制的没落，这是中国的近代。清泰门，它所拥有的细节，更多的属于近代，这是中国从不变到万变的开端。就像以这个城门命名的立交桥，多多少少的巨变，从此开始。

杭谚：清泰门外盐担儿。

挑盐担挑出伟业的，是吴越王钱鏐。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说到民国初期浙西的私盐贩子，一根扁担，两头是溜尖的乌铁，一旦与官兵遭遇，常有万夫不挡的枭雄出来。读这一段，我想起了在东北插队，当地的盐，是在粮站按户售卖的。其实，清泰门外盐担儿，说的就是官府对盐的统购统销。前面说到龚自珍在北京时的宣南诗社，社中有一个魏源，近代史上“师夷之长技”这话，就是他提出的。后来，此人见改革无望，靠倒卖“食盐许可证”，倒也成为先富起来的人了。

《三刻拍案惊奇》是晚明的话本，作者署名西湖浪子。第二十六回说到清泰门外的产盐，是将挖来的江沙，放在搭起的“灶炉”中泡煮，“煎沙成盐”。这与沿海的晒盐大不相同。宋以前，杭州的“盐榷”（盐专卖所）在盐桥旁；元、明时期，称盐业批验所，（在东河太平桥附近）。盐商盐贩，都要到此得了官府的确认，才能“称掣放行”（“掣”就是抽取检查），“分行各地”。所以，清泰门外的盐民，往往在一个大好的艳阳天下，挑了白花花银子似的晶盐，委蛇行走在城墙的外面，从庆春门进城，以待官府稽核。

清时，杭州府辖下的盐场，在清泰门外有“三保”（这“保”，是否就是现在清泰门外“堡”的由来，尚需考证）。“三保”设有灶保三名，役使四名，属于杭州府的“干部”编制，负责盐场的“稽煎缉私”。盐的制作，全在这些稽缉人员的眼皮下进行。盐场的产出，除了配给仁和、钱塘、余杭三县的“肩引”（“肩”挑夫；“引”销盐凭证）每“引”一百斤外，剩下的盐全由官府出币收买。这一种“引”，每八天一换，核对盐贩的身份。

省会杭州，民食殷繁，盐贩纷杂。钱塘与仁和两县的食盐销售，可以互相调剂，听凭盐贩“互地行销”，这很有一点计划经济下市场经济的意思。只有余杭来的“肩引”，走的路线是有规定的，就像现在的出租车管理，只准盐贩走清泰门外前往武林门，再出观音关直至余杭，“不许饶道越走”（旧观音关在武林门外的观音桥），这也是余杭不同于直属县钱塘、仁和的区别。

不过，清时还有一条贩盐的规定很人性，这就是杭州府另拨仁和、钱塘两县的老年人贩盐名额三百个，凭“筹”每日“止许负盐三十斤”，使无依无靠的老人能保持“易米糊口”的生活，这也是1689年康熙南巡杭州时尊老精神的发扬。

清泰门外盐担儿，一直挑到了1937年的12月，日本佬举着膏药旗从东面来了。进了杭城的日本佬将旧城门作为固守的凭借，盐担儿一度被封锁在城门的外面，统配盐店在杭城出现。

当时，清泰门外的产盐地已经东移到了翁家埠。搭灶煮盐，依然因袭。这也是江南多雨，不得为的方式。这一方式，制约了盐的产量，也必定将成为新的生产关系改革的对象。1949年共产党来了，这一年的11月8日，由浙江省盐务局军代表张元勤批发的76号文件，就是在“改煎为晒”的改革中，对翁家埠盐场一只“九号灶”要求保留的质疑。当时，翁家埠驻有一连盐警，对改革的促进，也有一定的威慑。

杭州盐务分局局长罗义文在1949年的工作总结中说到杭城的盐担儿，尚有“二百余名”。说这个数字，罗义文满怀感激。他说：国民党时期，盐“全部实行官收”，“我们接管以后，由于资金和食粮的匮乏，因此实行自由运销，就场征税的政策”。“这个政策，盐区的封建大板主（产盐以‘板’为单位）和盐商是乐意的”。但在翁家埠宣布这政策时，也有不少的盐商与盐民代表反对。

罗义文说，事实证明，反对的人是正确的。“而不少在会上不吭声的人，他们对共产党却是抱观望的态度。”为什么？因为后来的几个月，大盐商垄断，囤积抬价，致使杭城一度出现盐荒。分局动员了“二百余名食盐零售肩贩（盐担儿），争取这些人来供应杭市市民的食盐。”应该说，盐担儿为新政权的巩固，有过功劳。

盐担儿，一副衬了箬叶的竹篾盐筐，一步一脚从翁家埠挑进了清泰门，上到江头，下到湖墅。“卖盐嘞！”的叫声，悄然中略显短促。这担儿挑进了卖鱼桥的鱼行，隔日的鲜鱼也就成了鹞儿一样的鱼干。现住德胜东村的84岁老人何立人，解放初期就是盐务局的。他说，当时杭州城里的盐担儿，“七到八”都是私盐，国民党手里就有，你要管他，他说你们条儿码子（指公家人或警察。出自洋泾浜语：“moulds”）为啥不去管管大老板？管我们穷人！何老先生说，当时我们也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

盐担儿的最后消失，应该是在1949年以后。一份杭州盐务分局1949年10月12日第173号文件规定：在杭市及杭县地区开设正式盐店、酱园店或兼营盐业，“均应向本局申请登记……结保……经查核认可，发给登记证盐摺，方得营业。”从那以后，盐担儿就陆陆续续地步入杭城的盐店和酱园店了。

这一年的11月3日，省盐务局有一个51号文件，对余姚盐贩的走卖定了行规：“商人必须向放盐场所声述路线及沿途经过的地名，由盐务所在运照上加盖指定沿途报给地点，中途不得任意变更，一经察觉，概以走私论。”

杭城盐担儿的消失，就没有这么一个声色俱厉的过程。

望江门折叠编辑本段

望江门外的明迷，我竟然是第一次晓得。古城河两边的公园；望江门外的老街；太平时世的民殷；夕阳下，与三五老人坐在一起，尘埃不起，康乐安定。于是，对古城门的凭吊，油然而生。

望江城门的旧址，是在贴沙河（护城河）与铁路之间，现在的望江路65号方位。和城站一样，此段的铁路，是在城墙的里面。铁路南去，离望江门不远，在响水坝的附近，铁路穿出城墙，就走在城墙的外面了。

望江门一带城墙的消失，并非几天间的轰轰烈烈。而是在乡民的造房、筑墙、起灶、填塘、扩道中逐渐没去。直到十几年前，抚宁巷的东头，还有旧城墙的地基。

杭谚：望江门外菜担儿。

南宋时周密的《武林旧事》说到杭州的“市”，有“药市”、“鲞市”等一十七种。其中“菜市”标注有新门、东青门、坝子头三处。估计这是一种刻本，有小字注明：“宋刻本”只有“新门外”一处。估计，新门外的菜市类似现在的三里亭蔬菜批发市场，官方认可。菜市桥与坝子头，是菜农的自由贩卖。

二百五十年前，厉鹗第一次读《七述》，见到“紫蕨、青莼、韭芽、芋头、茭白、芹菜、姜葱”文字，感叹良久。他说：“这是杭州的蔬菜第一次上了文人的书籍，可惜，没有写明出处，这都是出在我们东城的啊。”厉鹗说的东城，是望江门到艮山门一带。尤其望江门外，江涂田野，种不得稻谷，世代种菜。

三十年前的望江门直街，就是这么一条整日排满了菜农的街市。现在道路拓宽，印痕杳无。不过，出了古望江门的遗址，倒是真能看到一点旧时的影子，这就是小巧古朴的望江门外直街，紧挨了盘旋式地道与高架通衢的现代建筑，让人恍若隔世。

我走这条老街，是在下午四点。没有喧闹的菜市，没有四个轮子的车子（新望江路就在北面）。上百年前的“盛美德墙界”、“世德堂墙界”，从曾经涂没过的泥灰中现露了出来。于是，六十年前，有一个于姓的卖油郎，似乎也从我的眼前生了出来。他挑一副鱼篓似的油担，敲一块枣木的梆子，叫一声“麻油——酱油！”一步一晃，走街穿巷，一直走到共产党来了。也就一夜之间，黄的制服，红的帽徽，他成了望江门外第一任派出所的所长。原来，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于是，在这一条直街上，任何与新社会有牴牾的人都难藏了。

望江门外菜担儿，遗痕还有。

据说望江门种菜种得最高的地方，是在城墙的上头。四五米高的墙上，种菜人搭起了屋棚。说这番话的是七十七岁的扬老伯，还有七十四岁的俞老伯、七十二岁的闻老伯。我们一起坐在贴沙河东面的公园，隔了曾经的护城河，看橘红、灰黑的火车走过。河西的公园，有一处高坡，那是城墙没有除净的地基。

那时候的贴沙河比现在要宽，上八府来的木排，全在这里交易。买木材的不光是杭州人，还有顺水从下三府来的乡人。“望江门外木排儿”，也是一句杭谚，传的路要比“望江门外菜担儿”远。城门边在早有一个水龙会，水龙会不仅管了木材，还惠及地方。水龙会的锣声一响，响几声，是指哪一处火警，老人们至今说来分分明明。于是，众人抗着水龙，赶火去了。这“赶火去”，也算是杭州话中的经典。

候潮门折叠编辑本段

白居易说：“杭州老去被潮催”。候潮门，旧杭城东南的第一座城门，它所昭示的，正是一个在潮水中“老”去的杭州。这一“老”，是“大”，是“久远”，是城市的厚蕴，也有前人多少的沉浮。“不是前人功德远，沧桑几度事模糊。”要说这“模糊”，候潮门外，倒是最能让人读清楚的。

杭有谚语云：“侯潮门外酒坛儿。”绍兴老酒就从那儿运输。

一千四百年前，杭州东面的城墙在中河的西岸，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南路一线。白居易有《杭州春望》一诗，其中一句：“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上段说的就是在吴山的伍公庙中，能听到滔滔的江潮。要知道，这指的还是春潮，要是八月十八的大潮，估计在苏小小家里喝茶也是能听得到的。

公元893年，也就是唐昭宗景福二年，接二连三得了擢升的钱鏐扩建杭州城，将城墙扩到了中河的东面。这一扩，东南一角就接近钱塘江了。江潮无情，城墙屡建屡毁，钱鏐懊恼了。钱鏐搞的也是“一国两制”，长安城里无论那家上台，他都相当臣服。钱鏐说：既然朝廷封我钱鏐为杭州之主，那我管的就不光是军民了，一方的鬼神也得听我的。潮水怎么敢如此无知，屡次使我的善政不能成功！这也未免太藐视我这个朝廷命官了！

这一段话，出自清康熙年间的古吴墨浪子的《西湖佳话》。写书的“墨浪”将这潮水的侵袭与朝廷的声誉系在了一起，也算是主题先行，钱鏐的豪气也就理所应当的凌云了。他调集了一万名身强力壮的兵士，各持强弓劲弩，一字儿排开江岸。时辰一到，潮头骤起，浊浪排空，吞天沃日而来，钱鏐鸣炮三通，一阵锣响，兵士万箭齐发。羽箭嗖嗖出去，箭箭射在潮头之上，那感觉就像是在和张牙舞爪的蛟龙较量。

一万箭过去，又是一万箭，恶浪瞬间退去，军民一时欢声雷同。估计那潮头不射箭也会退的，欢呼的士民也是捧个人场。据说后来的潮水直冲了对岸西兴，施孽到南岸去了，这就奇了。于是，运来巨石，盛在竹笼（也称“竹车”）里，沉落江底，再打入木桩捍卫，城墙的基础就这么巩固了下来。城门建起，称“竹车门”。

不过，对钱鏐射潮的说法，也有不同意见。北宋熙宁年间的杭州通判苏轼，在《八月十五日看潮》中说到候潮门外射潮，他说这是一千五百年前的吴王夫差所为，而不是六十多年前的钱鏐。这苏阁老倒不是一个痰气很重的人，他这么说，估计也是怕说得近了，招惹是非。这也是古今文人的通病，尤其熙宁年间，官场上跟人跟线很讲究。该贬的你褒了，那就倒大霉了。

其实，钱鏐射潮的传说出在他筑捍海塘的时候，时间是公元910年（后梁开平四年），当时还留下一个铁幢浦的遗迹。不过，按《五代吴越国大事记》的说法，后梁开平四年，钱鏐也有过扩城三十里的史实。

到了1158年（绍兴二十八年），宋高宗赵构筑杭州城，在竹车门的旧基上重建城门，此门才取名“候潮门”。

凤山门折叠编辑本段

凤山门，一个平常的地名，凝结着的，是杭州历史的精气。不说凤山门，不说与它相联的山水街巷，也可以说是没有道出杭州文化的主脉。如今的凤山门，仍然披着一层薄纱，就像秋雨将尽的晓岚，明一阵，雾一阵。偶尔也能让人看见，有比其他九座城门更真切的历史。

三、杭州之前叫什么

余杭---钱唐---杭州

参看百度百科中杭州的历史。

四、解码“最强风投城市”：为何偏偏是合肥

如果放在十多年前，江苏无锡的这支调研团或许不会把目光放在安徽合肥，这个距离300多公里的“小兄弟”身上。

无锡不这么做有其底气，作为拿到苏B牌照的非省会城市，无锡在上世纪80年代时是全国工业第二大市，“苏南模式”的发源地。更早之前，作为民族工商业发源地，走出了荣氏等家族。

合肥市政府大楼，外形如张开怀抱，欢迎四方来客。

合肥是幸运的，但区别于外界简单而迷人的“造神”叙事，合肥进击的背后，不在于偶发的运气因素，而是取决于其对自身定位、发展阶段、科教优势、产业理解、机会判断的准确度，以及最终将这种理解判断落地的组织效率。可供对比的是，同期其他地方政府进入了同一产业，却因缺乏研判等出现“烂尾”、“暴雷”等残局。

这或许能给包括无锡在内的诸多城市带来启发，无锡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助其成为全国第14个经济总量过万亿的城市，但如今也面临着同国内其他先发地区一样的矛盾，如发展模式与创新能力、土地、环境、人的需求之间的矛盾。

脱胎于“苏南模式”下的无锡，拥有众多细分领域的民营“隐性冠军”，且较早在集成电路、物联网等新兴产业上布局，但同时也受困于产业“大而不强”、缺乏拳头产品、终端产品、龙头项目等问题。

今年9月，无锡正式提出“十四五”期间将建设太湖湾科创带，在约500平方公里的面积里 探索 新的增长可能，并为此启动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赴外学习考察行动，为期一个月，先后走访合肥、南京、常州、苏州、湖州、上海等8个城市。首站选在安徽合肥。

无锡太湖湾科创带

“合肥模式”

时至今日，12年前京东方项目的引进，仍然被当地认为是合肥发展 历史 上的一次里程碑事件。

从后来的实践来看，2008年京东方6代线项目的落地，为合肥今后的发展带来至少两点意义，一是奠定了今后合肥的新型显示产业优势——京东方作为拥有顶尖技术的半导体显示产业龙头企业，为合肥带动和集聚了上下游数百家配套企业集群。二是为合肥打通了产业发展与政府资本支持的关系，此后，合肥利用政府参与投融资的方式引进和创造了集成电路等等新兴产业，“合肥模式”被摆上了上海交大商学院的经典案例。

什么是“合肥模式”？有别于过去政府招引项目的传统方式——主要给予土地、税收等政策性支持，合肥引入京东方项目的突破在于，政府在政策性支持之外，还要提供资本支持，即拿出钱来参与项目建设，稳定市场信心，引导 社会 资金参与。

合肥承诺，京东方6代线项目计划总投资175亿元，其中90亿由政府保底（政府先期投资60亿元，30亿面向 社会 定向增发，如定增未成功，这30亿也由政府承担），85亿由银行贷款，政府提供担保。合肥当时财政收入不过两三百亿。这样的诚意和勇气，外加合肥的区位优势和水电充足等条件，让合肥最终获得京东方的青睐。

京东方项目的成功引进，其实不能算是合肥当地的一次心血来潮之举，或可算作其产业发展战略的理性决策。

作为1952年才确定的年轻省会城市，合肥底子薄，基础差，一直受到名不符实的困扰。在省内，合肥常被拿来与曾经的省会安庆、与江苏地理位置更近的芜湖等城市比较；省外，苏南城市早已实现工业化。其他中部省会城市如武汉，GDP早在2001年就已超过千亿元，而合肥2006年底才 历史 性突破千亿。2005年时武汉中心城区中心人口就超500万，是当时合肥的两倍还多。

落后的合肥，要如何实现突围？

为合肥奠定基调的，是其2006年前后提出的“工业立市”战略。当时新上任的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多番调研论证后认为，合肥只有发展工业，才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合肥过去偏重将拥有中科大等科教资源当做比较优势，工业投资无论是总量还是占全 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都低于中部地区五省会城市。但孙金龙认为，缺少工业基础和产业支撑的科教资源，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地区优势。“合肥和国内大多数城市一样，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

合肥市确定了几个方向：一是拉开城市框架、解决发展容量问题。同时，清减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确立更可预测的规则。包括拆除违建，建设基础设施，向南扩张，规划190平方公里滨湖新区，2011年区划调整后800里巢湖成为合肥内湖，加上划归的两区县，合肥面积增至11408平方公里。

二是招商引资，加大工业投资。合肥市基础薄弱，在开放且联系愈发紧密的市场环境下，仅依靠自生力量难以培养出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基础。而全球供应链的形成可以让落后地区绕过从头打造的艰辛过程。

合肥市希望抓住当时沿海产业的转移时机和合肥承东启西的地理优势——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至东部以及国家确定的中部崛起战略，聚焦供应链上的咽喉点，引进重大项目，帮助合肥完成工业积累，形成“合肥制造”的产业集聚和规模优势。

占合肥市三分之一比重的家电产业，正是循此逻辑发展。合肥市政府给家电产业设立的目标是，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性的家电产业聚集地和最大家电制造生产基地。

此前，合肥本土的明星品牌——美菱和荣事达已经通过引入格林柯尔、美的和长虹等战略投资者完成国企改制，后来，随着合肥继续推进“合肥制造”战略，引进格力电器、美的、惠而浦等家电巨头落地，到2011年合肥冰箱产量占全国1/3、洗衣机占全国1/4，超过青岛、顺德，成为全国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也就在这年，合肥市家电产业产值首次突破千亿元，达到1138亿元，成为合肥市首个千亿产业。

产业集聚带来的好处是明显的，培养了大量的产业工人、技术和管理能力，以及能够快速匹配劳动者和企业的规模市场等等。直到今天，家电产业依然是合肥千亿级产业的支柱产业。2019年，合肥冰箱、洗衣机等四大家电出货量达到6664万台，青岛、佛山分别是3700万、2462万。

2008年秋天，合肥市政府对京东方项目的果断引进，也正是源于其支柱产业家电产业的发展刚需——家电的核心零部件面板还是进口。不过如今京东方生产的液晶显示屏与合肥本地的家电产业联系不大，合肥家电产业的结构有待优化，未来智能家电的方向或有合作空间。

这十年间，合肥成为经济增速最快的地级以上城市之一，GDP从2008年到现在增长近5倍。“从上个世纪100个城市中合肥是第97位，到2005年追到第62位，2019年追到了21位，省会城市中进入前十。”合肥市长凌云表示。

但此时的合肥依旧还是默默无闻的追赶者，直到他一把抓住了长鑫存储芯片及蔚来新能源 汽车 机会。

合肥长鑫存储公司

“最强风投”背后

合肥以“最强风投城市”、“赌城”的封号走红网络。但正如企业从来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城市亦是如此。这一连“押”对的几个项目，亦有机缘巧合因素。但外界简单的造神叙事可能带来一个困扰，让太多的人对这故事信以为真，而模糊了真正关键的一点，那就是机会只垂青有准备的人，机会主义者不可能得到这种机会。

合肥当地政府官员坦言，合肥敢拿出真金白银招引龙头项目、支持产业发展，一方面受现实约束，不主动搏一把便没有机会，另一方面与产业特性有关，对于一些投资大、风险高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地方政府需要投入以给予市场信心。更重要的一点是，合肥相信，通过审慎尽职调查和技术设计，能够确保决策理性，最大可能地提高成功率、降低风险。这也构成了合肥在招引龙头项目时的比较优势。

尽职调查原本是企业收购、投资等业内行话，指对目标企业进行经营、财务、法律关系等情况的调查分析，以评估收购行为的可行性。合肥介入上述新兴产业的时机，其实也基本上是其他地方政府意识到产业重要性之时，但一些地方虽一脚踩准了产业赛道，却因对项目判断失误而发生烂尾等。

2006年前后，TFT-LCD液晶面板的重要意义已为人所知，但当时受到地方政府欢迎的是日本夏普等拥有6代以上高世代生产线的公司。

合肥为何认准当时只能做5代线的京东方？合肥政府办人士向澎湃新闻表示，选择京东方，选的是“未来”。“当时京东方的生产线虽然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他有自主技术资源，这决定了他有进行自我迭代的能力，自主产品与国外产品最大的区别是，不怕限制”。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后来在《新火》一书中分析，京东方之所以后来获得成功，原因正是其通过收购韩国现代集团的液晶业务进入TFT-LCD工业领域，并在收购成功后立即建设5代线，吸收外部技术，成为当时唯一掌握主要知识产权、生成技术能力的大陆企业。

2016年正式官宣的合肥长鑫DRAM型存储芯片项目，充分体现了合肥市政府这种基于产业刚需的决策理性。

集成电路产业代表目前技术水平的最高点，对未来的区域命运影响深远。但其高门槛、重投资、周期长，迭代快、分工精细的产业特性，以及作为后进者所面临的技术来源、专利障碍、起步市场、核心技术人员等问题，都意味着徘徊在外的地方政府必须谨慎选择切入口。

合肥选择的切入口是DRAM型存储芯片。

数字芯片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被称为设备大脑的CPU芯片，如英特尔的奔腾，高通的骁龙、华为的海思麒麟芯片等。

另一种是存储芯片，按照断电后是否能保留数据，可以简化分DRAM和NAND两种——DRAM（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又叫动态随机存储器，代表产品有电脑、手机中的内存条。存储的数据与CPU直连，主要存储软件运行数据，断电后数据会消失。市场规模约800亿美金。

NAND Flash，是闪存的一种，代表产品有闪存卡，断电后数据不会消失，一般存储着照片、音乐、等静态大容量数据，市场规模大约650亿美金左右。

据合肥多位内部人士介绍，合肥选择DRAM型存储芯片切入，基于几个判断：一是市场大。存储芯片市场规模约800亿美金，三大巨头——韩国三星、SK海力士、美国美光 科技 占全球市场份额合计接近95%，而国内自给率几乎为零，“长鑫只要能占百分之几的比例就能支撑起一个产业”。

二是时机。相比于计算CPU芯片，DRAM型存储芯片制程工艺迭代速度趋缓，这给了新进者一个较好的进入时机。存储芯片核心在工艺，因此DRAM芯片生产以一体化IDM模式为主，即从前端设计到制造、封装、销售等都由厂商独立完成。

方向确定后，合肥市政府开始在世界范围内选择合作企业——合肥市政府需要选一个懂行、靠谱的合作伙伴来主导项目运营，最终确定北京兆易创新的理由是，兆易创新主营业务也是存储芯片，不过不是DRAM，而是闪存的另一个细分领域NOR flash ，由于其技术难度相对较低、市场有限，因此兆易创新也有志于进入DRAM领域 。

另一个关键理由是，北京兆易创新于2016年上市，当时科创板还未推出，对于合肥来说，项目合作方是上市公司，意味着合肥多了一条政府资金的退出通道。

至此，项目距离成立还远远不够，集成电路的特殊性决定着难关还在后头——人才、专利技术。

长鑫存储董事长朱一明去年5月介绍自身知识产权体系时提到：“DRAM产业在全球发展了几十年，制程技术持续进步，在架构、制程、设计、接口、测试、系统等方面存在很多专利，且绝大部分控制在三星、海力士和美光手中。新进者是否拥有合规的技术来源以及自主创新能力成为立足发展的关键。”

据他当时披露，其最初的技术来源之一是奇梦达——德国英飞凌独立拆分出的存储器公司。该公司一度是全球第二大DRAM供应商，但2009年因经营问题和金融危机破产。

技术人才主要来源两处：一是2012年底，日本存储器企业尔必达因破产被美光收购，释放出一大批人才，另外一批则是由合肥长鑫项目早期核心操盘手之一——中芯国际前CEO王宁国号召而来。

等到2016年合肥长鑫项目正式对外宣布时，“我们默默筹备酝酿了两年，当时已经有几百号人集聚在合肥。”合肥相关部门人士表示。3年后，合肥长鑫宣布量产DDR4内存芯片。

蔚来 汽车 项目的选择逻辑也是如此，合肥市发改委人士介绍，蔚来 汽车 有技术、创始人有情怀、且与当地江淮 汽车 合作多年，经他们了解，蔚来前期亏损主要是管理成本的问题，作为合肥投资的条件，蔚来也承诺将会优化管理。如今蔚来 汽车 股价涨幅10倍。

多位合肥官员向澎湃新闻表示，合肥在投资重大项目时，主要把握两点，能不能投，以及如何投，投多少。

能不能投，取决于产业前景和重要性，以及对项目及项目合作团队的主客观评价。这要求合肥市发改、经信、 科技 、投促、产投、建投等多个部门务实协作、积极向外脑和第三方寻求建议、做好外围尽职调查，力求对产业和项目理解准确。

当地政府办人士介绍，合肥目前推进的“链长制”前身——产业领导小组机制对产业和项目的把关起到很大作用，对于主要产业，市领导会牵头跟踪，包括对全球该领域最顶级的专家建一个数据库，选择项目时，请这些顶级专家来评价，“没有专家的认可，政府不可能投资。”

如何投，投多少，如何在提供资本支持的情况下，让核心团队主导运营以及保持积极性，后续政府资金如何退出？“这就是技术操作上的问题。”合肥产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中亚向澎湃新闻表示。

政府权力会否越位，如何与市场有效分工，这是政府介入产业发展时普遍引发的疑虑。因此，合肥市在投入时坚持市场化运作，包括参与定向增发、海外并购、产业基金直投等方式，且设计了完善的退出机制。“从京东方项目开始，到维信诺、长鑫存储、欧菲光等项目，合肥国资投入一直遵循‘不谋求控股权、产业向好发展后及时退出，再投入到下一个项目’的路径。”李中亚称。

最后，在项目完成研判及方案设计完善后，领导敢于决策。

至此，项目前景的答案就有了一半，另一半则是实践性的，留待时间检验，“说实话，我们现在也不能断言这些项目就一定成功，但是我们既然选择了正确的产业方向和发展路径，就一定会持之以恒的做下去”。李中亚表示。

创新：大学与城市的互动

过去几十年，像合肥这样通过凭借成本优势、主动融入供应链等方式实现经济增长的中国城市其实并不鲜见。但合肥的启示还在于，注重工业发展的同时，没有忽视基础研究和创新的重要意义。

2017年，合肥以仅次于北京的大科学装置密度——同步辐射、全超导托卡马克和稳态强磁场3个装置等科研基础，获批成为继上海之后第二个国家级科学中心，让合肥似乎有些突兀地以令人艳羡的“领跑者”姿态站在聚光灯下——国家级科学中心意味着国家对这座城市会有规模庞大且稳定的研发投入和顶尖科研资源的集聚。合肥有望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和可控核聚变等可能颠覆未来的黑 科技 上取得突破。“合肥正如十年前的杭州，未来创新城市”有人这样评价。

为什么是合肥？

安徽创新馆服务管理中心主任陈林向澎湃新闻表示，“合肥其实不能算异军突起，实际上这么多年来，合肥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人才的培养从来没有断过。这几年中科大留在合肥的人越来越多。”

安徽创新馆，2019年落成

安徽及合肥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视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理念上的——政府部门对于知识和科学的尊重。二是实践上的——做好基本功，大力引进大学和科研院所，真金白银投入建设大科学装置等平台，然后通过 探索 机制体制创新，促进大学与城市的有效互动，打通从知识到产业多个环节。

合肥与中科大最初的结合，早已传为一段佳话。1970年，自身条件也较薄弱的合肥，敞开怀抱接受了当时从北京疏散出来的中科大，腾出师范学校的校舍，并在电力、暖气等各个方面给予优先保障。合肥也因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沉寂的时间里，因“中科大”在国内及世界科研版图上享有一定知名度。

1978年，那场被称为迎来“科学的春天”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全国1200多项的 科技 成果，安徽省就占到了两百多项。“这让当时的安徽省的领导被震撼和鼓舞到了”。安徽似乎找到了重塑尊重知识的 历史 传统的机会——这个在康乾年间还是富庶之地的省份，近代以来遭遇战争和水患等打击，由盛转衰、多年定位都是“农业大省”。代表着知识与科学的中科大，以及当时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改革等，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改革开放初期安徽人重塑自己地方认同和精神坐标的起点。

这之后，合肥更加坚定地敞开怀抱，一批军工院所迁移合肥，要地给地，要钱给钱，中电科系38所、16所等相继搬来，逐渐形成了如今拉动安徽合肥创新的三架马车——中科大系、中电科系、本地系（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等）。

如今类似中科大等学校整体搬迁的机会很难再有，但是在创新要素越来越全球化以及合作形式灵活的当下，如何集聚创新要素、挖掘已有资源，以及让城市与大学更好地互动，产生化学反应，以提高生产率、创新能力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也是各地正在思考的命题。

安徽省及合肥市的切入点是，建设大科学装置等前沿研究平台。大科学装置是为科学家应用基础研究、探寻自然科学中一些终极问题的平台。这类科研装置科研意义巨大，但是投入强度超高，动辄数十亿、上百亿元。政府把钱投在这种大科学装置上，帮助科学家降低科研成本，提供科研便利，也促进了人才和想法的聚集、碰撞。“好比战国时期燕昭王筑黄金台汇天下名士，我们把平台建好，人才自然就来了。”

当地政府官员介绍，十几年前政府做这些事时几乎看不到曙光，没有浮躁地要求产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也从未断过，如支持潘建伟院士出国留学、回国做出成果后支持转化等等，十几年后量子科学的重要性为人所知，科大人感慨“合肥最大的好是可以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这些科研人才汇聚起来的影响直接而深刻，为当地产业发展提供了诸多科学性原理的信息。“比如，京东方后来就发现，很多原理上的问题和诊断，在合肥本地这些高校中就可以得到解决或者牵线引荐。”

2012年，看到了科教资源之于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安徽省、中科院、合肥市、中科大四部门签订协议，共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

合肥承诺一次性给予支持经费20亿元。而当年合肥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是389亿元。这一年，后来也被当成是中科大与合肥的元年——此前，随着大部分高校相继迁回北京，中科大对去留与否尚存犹豫，“但有多少地方能一次性拿出20个亿支持和重视基础研究呢？”

共建协议签订后，合肥没有将其束之高阁或丢在一边，很快与中科大确立了高频的互动机制，包括联席会议、政府与学校的互访、产业之间的联系对接等等。其中，一项常态的互派挂职机制后来发挥很大作用，合肥从各个政府部门抽调骨干力量前去中科大先研院挂职服务，要求至少三年以上，陈林等部分人员甚至干到了六七年。

去年底才回来的合肥市 科技 局总工程师潘学文向澎湃新闻回忆，他们首先帮助建立了27项制度，如明确 科技 成果转化合作谈判的门槛标准（300万元起）、收益归属、人员薪资待遇等等，制度的建立让新生机构很快走上正轨，3年时间成立了56个实验室。

得益于这种互派机制下的深耕，他们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如何打通从知识走向市场的经验，这些人后来成为安徽创新上“万向节”般的存在。

当前，成果转化率依旧偏低，主要原因是产权界定不清、科研与市场信息不对称、没有做好衔接、专利经纪服务缺乏等等。

2016年，中科大及合肥工业大学被财政部等列入试点，进行 科技 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的 探索 ，中科大及合工大享有对本单位 科技 成果的自主处置权。困扰高校专利无法盘活的症结之一——产权规则得以明确。

这种办法同样适用于研判产业和项目，陈林介绍，合肥在考虑是否做集成电路产业时——同样通过这种专利梳理的方式，找出问题，“可以说合肥每一步是理性扎实的，基于一定的基础和产业机遇来做的。”

展示功能之外，安徽创新馆的定位是成果转化平台。“打造一个科研和产业企业的桥梁。”通过为科研人员提供专利服务，越来越多的大学和科研院所愿意把他们的专利汇聚到安徽创新馆，经由梳理组织后，提供专业建议，对接交易平台。

从想法做成产品，还要有政策配套支持。合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对应不同政策重点。合肥政府办人士介绍，创新的第一步是想法到样机，这一阶段提供天使基金支持。第二步从样机到初始产品，这一阶段要完成多项认证，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合肥出台“借转补”政策，这笔钱先借给创业者，产品出来后借款转为补贴。第三步是市场化阶段，“借转补”资金无法支撑市场、厂房、设备的投入，政府提供补贴等作为“劣后资金”吸引市场资金，或者为其提供试验平台。每年根据产业方向、资金配比等进行灵活调整。

合肥市长凌云表示，合肥以清华公共安全研究院为切入口，后续引入清华启迪科学城等，开启了清华与合肥在电子信息、集成电路等领域的深度合作，他们还专程到北京，引进了清华附中，今年第22次清华校友工作会议也放在合肥召开。

过去几十年来政府对知识的尊重，显性影响如产业得到极大发展。更多变化则是潜移默化悄悄发生的，一些建筑上的细节或许体现出政府对理性和开放的追求——当地政府大院没有设置围墙，甚至不足以称为“大院”，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其2005年建起来的政府双子楼，呈对称状的圆弧结构，寓意合肥张开怀抱、欢迎四方来客。一些局办的走廊墙上，挂着的是科学发现的简介，部分办公室贴有三四张地图，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安徽地图、合肥地图。

“创新像煲一锅汤，有了好食材还不够，放在一起也不够，还要长时间文火慢慢熬，要有持续的温度，火不能断，要持续，这样才能让所有进了锅的优质食材彼此作用、充分互动、充分融合、直到浑然一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曾这样阐述“创新”，在他看来，创新不仅要汇聚全世界的创新要素，更重要的是创新要素之间要有更密切的互动，要增加浓度。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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