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杭州的历史故事（有关杭州的历史故事简短）

大家好！今天让创意岭的小编来大家介绍下关于有关杭州的历史故事的问题，以下是小编对此问题的归纳整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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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 1、西湖的景区有什么样的历史故事？

• 2、跟杭州西湖有关的历史人物故事（真实的）

• 3、问一下谁知道过去的杭州城的真实故事历史？

• 4、苏东坡在杭州的故事

一、西湖的景区有什么样的历史故事？

西湖的景区的历史故事：

1、雷峰塔

雷峰塔又名皇妃塔、西关砖塔，位于西湖南岸夕照山的雷峰上。雷峰塔初建于977年，是吴越忠懿王钱弘俶为供奉佛螺髻发舍利而建。因塔成之时恰逢北宋追谥钱弘俶逝去不久的夫人孙氏为“皇妃”，所以命名为“皇妃塔”。后来，因其所在的山峰叫“雷峰”，而逐渐被人们称为“雷峰塔”。

2、苏堤

苏堤位于西湖西侧，南起南屏山麓，北到栖霞岭下，全长近3千米，是北宋诗人苏东坡任杭州知州时，疏浚西湖，利用挖出的葑泥构筑而成。后人为了纪念苏东坡治理西湖命名为苏堤，沿堤建有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6座单孔石拱桥。

3、三潭印月

三潭印月岛南湖中建成有三座石塔，相传为苏东坡在杭疏浚西湖时所创设（现有石塔为明代重建）。而有趣的是塔腹中空，球面体上排列着五个等距离圆洞，若在月明之夜，洞口糊上薄纸，塔中点燃灯光，洞形印入湖面，呈现许多月亮，真月和假月其影确实难分，夜景十分迷人，故得名“三潭印月”。

4、南屏晚钟

南屏山北麓的净慈寺创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元年（公元954年），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是吴越国王钱弘俶为供养南山佛教开山祖师永明禅师而建，原名“慧日永明禅院”。地处怪石参嵯，宛若屏障的南屏山间。南宋时改名为“净慈禅寺”，与灵隐寺，昭庆寺，圣因寺并称“西湖四大丛林”。

净慈寺初建时就设钟楼一座。明代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嫌旧钟太小，重铸一口重达10吨的巨钟，因钟声洪亮，再加上寺后南屏山多空穴，所以晚钟敲响，钟声更是穿穴回荡，传播山谷，远飘大半个杭城。

清康熙南巡时，以天将破晓，“夜气方清，万籁俱寂，钟声乍起，响入云霄，致足发人深省也”之由，改称“南屏晚钟”。

5、平湖秋月

南宋时平湖秋月并无固定景址，而以泛舟湖上流览秋夜月景为胜。康熙三十八年，圣祖巡幸西湖，御书‘平湖秋月’匾额，从此，景点固定。现如今的平湖秋月观景点位于白堤西端，背倚孤山，面临外湖。

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西湖

二、跟杭州西湖有关的历史人物故事（真实的）

西湖三杰： 岳飞、于谦、张苍水岳飞 （转自华夏经纬网）

岳飞（1103-1141），字鹏举，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南宋初抗金名将。其祖世代务农。家贫，力学，自幼喜读《左传》和孙武、吴起的兵书。后从军，屡破金军，以恢复中原为已任。历官荆湖东路安抚都总，河南、北诸路招讨使，枢密副使等职。绍兴十一年（1141），大败金兀术，进军至朱仙镇（在今开封南四十五里），大河南北闻风响应。正要乘胜前进，收复北方失地之时，宋高宗赵构采用秦桧奸计，一日之内发十二道金牌迫其退兵。至临安，以“莫须有”罪名为害。孝宗淳熙六年（1179）赐谥武穆。宁宗嘉定四年（1211），追封鄂王。

岳飞生活在民族矛盾极其尖锐时代，所作诗文，充满抗金复国的坚强决心和激烈昂扬之感情，历来为人所珍视。这些作品，大都散见其孙岳珂所撰《金陀粹编》中。其词仅存三首，却广为传诵。其传详见《宋史》卷三百六十五，有《岳忠武王集》。

传世名篇

五岳祠盟记

【题解】

见《金陀粹编》卷十九。本文是作者行军途中，题在五岳祠（神祠名）壁间的誓词（即盟记）。文辞慷慨，表露出作者高度的爱国思想和消灭敌人，恢复中原的意志。

【原文】

自中原板荡，夷狄交侵，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历二百余战。虽未能远入荒夷，洗荡剿穴，亦且快国仇之万一。今又提一旅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城，一鼓败虏，恨未能使匹马不回耳！

故且养兵休卒，蓄锐待敌。嗣当激励士卒，功期再战，北逾沙漠，蹀血虏廷，尽屠夷种。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朝廷无虞，主上奠枕：余之愿也。

河朔岳飞题。

满江红

【题解】

见《全宋词》。或题为“写怀”。岳飞为宋朝抗金名将，一生转战沙场，屡建功勋，使金人闻风丧胆。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岁暮被主和派权臣秦桧诬陷杀害，年仅三十九岁。此词为岳飞在戎马征战中所作，表现其一身忠义满腔热血之爱国激情。此词表现了作者对敌人的无比痛恨，报仇雪耻的迫切心情以及收复中原失地的坚定意志，忠愤之气，动人心魄，满怀愤慨的爱国英雄形象跃然纸上，千载后读之，犹凛凛有生气。

【原文】

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小重山

【题解】

见《全宋词》。绍兴八年（1138）宋高宗向金屈辱求和，达成协议，岳飞及其他主战派大臣多人，纷纷上书反对和议，此词作于是年之秋。上片写梦回故国，醒来已是三更，绕阶徘徊，无比惆怅。下片慨叹岁月如流，白首无成，抗金主张，不被采纳，家乡长久沦陷，归期无望，表现对国家前途的隐忧以及壮志难酬的郁闷。

【原文】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于谦 （转自China10k.com ）

于谦(1398-1457)，明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永乐进士，宣德初授御史，曾随宣宗镇压汉王朱高煦之叛。出按江西，颂声满道。五年(1430年)，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正统十一年(1446年)遭王振等迫害下狱论死。后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复任。十四年土木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获，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进兵部尚书。代宗立，整饬兵备，部署要害，亲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破瓦剌之军。加少保，总督军务。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也先以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英宗既归，仍以和议难恃，择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又遣兵出关屯守，边境以安。其时朝野多事，乃独运征调，悉合机宜，号令明审，片纸行万里外无不惕息。他忧国忘身，口不言功，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但性固刚直，颇遭众忌。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石亨等诬其谋立襄王之子，被杀。成化初，复官赐祭，弘治二年(1489年)谥肃愍。万历中，改谥忠肃。有《于忠肃集》。

于谦诗：

岳忠武王祠

匹马南来渡浙河，汴城宫阙远嵯峨。中兴诸将谁降敌，负国奸臣主议和。黄叶古祠寒雨积，清山荒冢白云多。如何一别朱仙镇，不见将军奏凯歌。

咏煤炭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咏石灰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

除夜宿太原寒甚

寄语天涯客，轻寒底用愁。春风来不远，只在屋东头。

张苍水 张苍水（1620－1664），名煌言，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人，明末著名的抗清英雄，爱国诗人。南明弘光元年与钱肃乐等起兵抗清，奉鲁王监国，官至兵部尚书，据守浙江沿海。后与郑成功合兵进攻南京。他率众坚持抗清达十九年，清康熙三年（1664）兵败，不久被判徒出卖，被害于杭州弼教坊。祠堂正厅塑有张苍水像，高三米。四周墙上的八幅壁画，描绘了张苍水悲壮一生。

张苍水祠位于西湖南屏山荔枝峰下，建筑面积二百五十平方米，粉墙青瓦，为清代的江南民居风格。祠后为张苍水墓。

抗清民族英雄张苍水之所以被葬在西湖湖畔还有一段动人的真实故事，其墓碑上的“王先生墓”也是有渊源的。

西湖南屏山荔子峰麓，明末抗清民族英雄张苍水墓肃穆庄严，近年新修复的张苍水先生祠典朴凝重。张苍水，名煌言，浙江鄞县人。明末民族危亡之际，他曾在东南沿海及长江下游地区英勇抗击清兵，终因势孤兵败，又遭叛徒出卖而落入敌手。面对高官厚禄的利诱，这位铮铮铁汉宁死不降，康熙三年（一六六*四）九月初七，在杭州弼教坊慷慨就义。此前三天，他的夫人和儿子已为清廷杀害，家破人亡，眼看英雄身后竟要抛尸旷野。这时，有西湖白莲洲留锡庵僧人超直，又称为石和尚，与苍水是鄞县同乡，钦佩张苍水的高风亮节，冒着杀身之险挺身而出，治棺木收殓了英雄遗骨，暂厝宝石山僧舍。随即，又在鄞县纪五昌、万斯大等同乡和杭州义友张仲嘉等人资助下，在南屏山北麓觅地为张苍水建坟安葬，请曾与张苍水一起在浙东搞清的战友、坚不仕清的大学者黄宗羲撰写了《张公墓志铭》。

张苍水遗骨的安葬是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建坟后，为避清廷耳目，称之为“王先生葬处”。墓前仅草草立一碑石，石上题“王先生墓”。在此后清康熙、雍正两朝的七十余年中，墓名一直这样称呼。清官府固然不明底细，民间也仅有少数人知情。而且，墓的外观也一直保持普通百姓墓葬的面貌，甚至常年埋没蒿莱，荒僻难寻，以致若干年后，撰写张苍水墓志铭的黄宗羲前来凭吊忠魂，到了南屏山下寻寻觅觅好长时间，才找到张墓，一洒追思战友的潸潸热泪。事后，他在《寻张司马墓》一诗中写道：“夜台不敢留真姓，萍梗还来酹晚鸦。”“夜台”意即坟墓，“不敢留真姓”正是指张墓“姓”王的严酷境遇。

“王先生墓”恢复原姓，是清乾隆初年的事。那时，满清统治已相当稳固，政治迫害代之以笼络人心。大约至迟不晚于乾隆八年（一七四三），杭州一位叫吴乾阳的道士，筹资重修张苍水墓，辟筑墓道，竖立神道碑，碑上刻由乾隆元年（一七三六）进士、著名学者鄞县人全祖望撰写的《明故权兵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鄞张公神道碑铭》，详述张苍水一生经历，誉之为“啼鹃带血归南屏”。“王先生墓”的真相，这才大白天下，人们知悉后不胜唏嘘而又快慰，张苍水可能含笑九泉了！

三、问一下谁知道过去的杭州城的真实故事历史？

杭州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就创造了璀璨的良渚文化。

唐宋时期，杭州经济的发展带来文化的繁荣，特别是诗词艺术得到蓬勃发展。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和宋代诗词大家苏轼，曾先后任职杭州，写下大量吟咏西湖山水的名篇佳作，脍炙人口，留传至今。

吴越国时，杭州文化建设上以造像艺术的成就最为突出，其中烟霞洞内的十六罗汉和慈云岭南坡石壁上的7尊造像，雕刻精美，尤为著名。其风格上袭唐代，下启宋代，具有鲜明的江南特点。飞来峰造像也在杭州文化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宋室南渡，汴梁等地的艺人云集杭州等地，大大促进了艺术的繁荣。南宋杭州的绘画艺术，名家辈出，高手如云。成立于绍兴年间的南宋画院，集北宋南渡画家和江南绘画高手于一堂，宫廷绘画空前发展，造就了大批多才多艺的绘画人才，创作了众多具有时代风格的绘画作品。在南宋150年的历史中，有姓名可考的画院画家近120人，其中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号称南宋四大家。

南宋时期，杭州刻书业也十分繁荣，成为浙江乃至全国刻书和出版业的中心。城区鼓楼至众安桥一带是书坊集中之地，亦是出版发行的主要场所。其时有国子监刻书，刻印精美，为全国之冠，曾刻有《周易传》、《十三经》、《史记》等十七史，计1662卷。宋元间，中国戏曲两大体系的北曲和南曲先后在杭州得到发展，有杂剧、院本、唱赚、诸宫调、傀儡、影戏等，可谓百戏杂陈。专业性演出场所——瓦舍勾栏的大量出现，说明杭州戏剧演出的兴盛。

元代，杭州继大都(北京)之后，成为全国杂剧盛行的又一个中心。元代至明初，杭州涌现了一大批杂剧作家和优秀演员。被誉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郑光祖，所作杂剧18种，以《倩女离魂》最有影响。曾任杭州路总管的杨梓，所作《霍光鬼谏》等3种均有传本。元曲大家关汉卿一度来杭，与杭州的书会才人广泛接触，进一步推动了南戏的发展。自温州传入的南戏，在杭州盛行二百余年，在我国戏剧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元代山水画家黄公望历时三年画成一幅二丈四尺长的《富春山居图》长卷，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瑰宝。

明清时期，由宋元南戏发展而成的传奇剧盛行，杭州人洪升所作《长生殿》与《牡丹亭》、《桃花扇》齐名。杭州还出现在宋代话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俗小说，包括长篇章回小说、白话短篇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独放异彩。明清杭州藏书业甚为发达，至清代达到了鼎盛时期，藏书家层出不穷。赵氏“二林”(兄谷林、弟意林)的小山堂，藏书数万卷，其中多精品，人称“谷林小山堂图籍埒于秘省”。瓶花斋主吴焯，所藏之书宋、辽、金、元、明五代齐全。杭州八千卷楼主丁丙是清代全国四大藏书家之一，藏书总数达二十万卷。杭州文澜阁是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建的七大藏书楼之一，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现藏有《四库全书》3461种，36，917册。这一时期广为流传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均发生在杭州，在中国民间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清末，杭州城市人口增多，小市民阶层崛起，为杭州民族文化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当时地方戏曲遍地开花，杭州成为古运河畔戏曲流布、会集的中心。拱宸桥一带的文化娱乐活动场所畸形发展，继天仙茶园之后，又修建了荣华、阳春等茶园。这些茶园大多演出京剧，汪桂芳、谭鑫培、周信芳、盖叫天等京剧名伶均曾在此演出。由于各剧种的彼此竞赛，相互交流，使杭州本地剧种也得以博采众长，迅速形成并发展起来。民国12年(1923年)，杭州的宣卷爱好者组织民乐社，排演西湖民间故事剧，演出后深受群众欢迎，遂定为“武林班”，是为杭剧之雏形。到22年前后，杭州已有民乐社、同乐社、同民社等14个杭剧班社。

杭州的滑稽戏，初为说唱“小热昏”，逐渐发展成化妆表演，称为“独脚戏”；后受文明戏影响，形成滑稽戏，进上海后又有很大发展。越剧源于嵊县一带的“落地唱书”调。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落地唱书艺人在杭州辖县於潜乐平乡、余杭陈家庄率先登上舞台，以后在杭州及辖县广为流传。30年代，杭州成为女子越剧大本营。著名越剧演员姚水娟、袁雪芬、筱丹桂、徐玉兰、张桂凤等都曾在杭州登台演戏，并陆续从杭州进入上海。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马关条约将杭州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西方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杭州。杭州的民族文化艺术开始吸收外来的东西，在中西文化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步子。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四月，留日中国学生组成的新剧团体春柳社先期回国的部分成员，组成春阳社、进化团来杭州演出，传播新剧的种子。民国6年(1917年)，樊迪民组建杭州迪声新剧团，为杭州最早的话剧团体。五四运动以后，杭州话剧有了新的发展。17年，由田汉率领的南国社到杭州，在湖滨体育场连演5天。田汉还在杭州创作和首演《湖上的悲剧》。18年，由洪深率领的上海复旦剧社来杭州演出。这些都对杭州话剧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抗战初期，一批爱国青年纷纷组织话剧社团，宣传抗日救亡，播撒革命种子。

电影艺术传入杭州是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是年五月，拱宸桥阳春茶园公开放映“西洋电光影戏”。以后，基督教和青年会的外国传教士，也经常在杭州等地放映电影。沪杭铁路通车以后，杭州商人在城站旅馆楼顶搭棚，开设楼外楼茶园(游艺场)，放映电影。民国10—26年，杭州设有大世界电影场、杭州影戏院、东方大戏院、西湖大礼堂电影院、联华大戏院等5处固定放映场所。30年代，杭州联华大戏院接连放映左翼进步影片《大路》、《桃李劫》、《渔光曲》以及苏联影片《夏伯阳》等，对唤醒民众，激励抗日意志起了重要作用。

西洋艺术开始影响我国美术领域。五四运动前，李叔同在浙江两级师范教授绘画、音乐，开西洋艺术传入中国之先河。民国17年(1928年)，在蔡元培倡导下，杭州成立我国第一所国立艺术院，提出以“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为办学宗旨。该院首任院长林风眠开创把中国画中的笔力线条，与西洋画中的色块、色调两种不同表现手法融为一体，他画的风景、静物、动物在国内外赢得很大声誉。曾在该校执教的教师黄宾虹、潘天寿、刘开渠、李可染、常书鸿、倪贻德、吴大羽、关良、李超士、蔡仪等，都是全国美术界享有较高声誉的艺术大家。

五四运动后杭州发生的文学革命，不论文学理论或创作实践，都突出民主、科学的内容和反帝反封建的主题，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现代文学家。鲁迅、刘大白、朱自清、叶圣陶、郁达夫等都曾在杭州工作或创作。开印学史上一代先河的西泠印社，汇集了一大批在全国最负盛名的印学家和金石书画鉴赏、收藏家，把我国的印学和书画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杭州市的文化艺术事业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获得全面发展。虽然也曾有过曲折，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文化艺术事业遭到极大破坏；但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杭州的文化艺术事业迅速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文学创作得到较大的发展。50年代，各种文艺报刊纷纷创办，浙江日报的《副刊》、杭州日报的《初阳》、浙江省文联的《东海》、杭州市文联的《西湖》，先后问世。80年代，大型文学刊物《江南》诞生。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杭州市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名杭州市作家协会)先后成立。在省、市作协的推动下，涌现出大批文学创作人才，有的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学创作进入新的时期，许多作品在全国和省内得奖。

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指引下，戏曲艺术不断繁荣。1956年，浙江昆苏剧团赴京演出经整理改编的昆剧《十五贯》，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人民日报为此发表题为《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说起》的社论。1958年，杭州越剧团带着《关不住的姑娘》、《一日千里》等节目进京演出，受到首都文艺界和群众的欢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1960年，昌化越剧团创作演出的现代戏《杨立贝》在杭公演，3年中演出450多场，观众数十万人次。到1966年，全市共有11个剧种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23个；有省和市属艺术学校各一所，同时建立戏曲剧目整理小组，涌现一批优秀的剧作和剧作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迅速改变演员青黄不接的状况，浙江省戏曲小百花会演在杭州举行。不久，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在杭州建立。此后，“小百花”在浙江、杭州到处开放，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桐庐越剧团青年演员担纲主演的《绣花女传奇》、《桐花泪》先后拍摄成越剧戏曲片；富阳越剧团晋京演出《金殿拒婚》。杭州歌舞团、杭州杂技团多次赴欧、美、日本以及中东、非洲等20多个国家演出。一大批青年演员在全国和省内得奖。

电影事业进入全面发展阶段。1958年成立杭州市电影公司，各县相继成立电影管理站，后又改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到1985年止，市区有专业电影院、影剧院、会堂共21个放映场所，对内对外电影俱乐部82个；杭州市所属7县先后建起县城、集镇、农村电影院208个，农村放映队440个，个体电影放映队16个，形成遍及城乡的不同层次的放映网络，大大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群众文化事业有了很大发展。至1985年，全市有市级群众文化机构4个，城区、县文化馆13个，城区街道文化站30个，农村乡镇文化站395个，乡镇文化中心71个，工矿俱乐部2647个。这些组织开展的群众文化活动，适应不同兴趣爱好和不同职业、年龄、文化程度的群众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杭州的公共图书馆原来只有浙江省立图书馆一家。1958年杭州图书馆成立。 1982年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单独建制。至1985年底，杭州共有省、市及各县图书馆10家，以及众多的文化馆(站)图书室，党政机关、科研文化事业单位、工矿企业的图书室或资料室。

美术事业日益繁荣。浙江省、杭州市先后成立美术家协会，举办名家书画展览，书画活动频繁。1980年1月西湖画会成立，9月潘天寿纪念馆在画家故居落成。1983年浙江画院在杭州成立，1985年杭州画院成立，进一步推动了杭州美术事业的发展。

工艺美术在濒临绝境中得到新生。1960年杭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成立；9月杭州市工艺美术学校成立，开设石雕、木雕、竹编、刺绣四个专业，培养了一批民间工艺美术人才。1979年4月，在北京举办杭州工艺美术展览，展出作品 1384件。1983年6月，老艺人朱念慈的扇面书法《唐人绝句一千首》在全国第三届工艺美术百花奖中获一等奖，由国家永久收藏。

综观杭州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主要是：历史悠久，自良渚文化起，经春秋末期的吴越文化、秦汉后的六朝文化、唐及五代吴越国文化、宋元明清文化，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艺术，历数千年而传承不衰，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艺术遗产；具有浓郁的江南韵味，洋溢着江南水乡的秀美，无论是戏曲、绘画、小说、诗歌，还是工艺美术、古籍出版，无不突现出可与西湖山色相媲美的意韵；孕育了一代又一代艺术大师，书画家、作家、艺术家、藏书家层出不穷。这些都成为杭州作为文化之邦的深刻内涵，使杭州文化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四、苏东坡在杭州的故事

苏轼曾于熙宁四年(公元1071)通判杭州，又于元佑四年(公元1089)知杭州,共到杭州两次。

1、他修井：苏轼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时，恰逢供给市民饮水的六井年久失修，不能供水了，苏轼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与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使百姓重饮六井水。

2、他赈灾：苏轼第二次刚到杭州，就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冬春水涝，之后又遇大旱。苏轼决定把用来修葺官舍的钱，先买米赈济饥，又反复上疏，奏请朝廷减轻本路赋税，免除积欠，加大常平仓米的购入，以备饥荒。

由于苏轼的反复请求，朝廷决定拨本路上供米二十万石赈饥，宽减上供米三分之一，并赐度牒三百道以助赈饥。结果米价渐落，元佑5年春没有人饿死。但是，一些地方官吏无意恤民，专事献媚，看到元佑5年春没有死人，就立即报告朝廷，声称本年丰收，别无流民，要求收回度牒钱粮。

苏轼反驳道：“去岁灾伤之甚，行路备知，便使今年秋谷大稔，犹恐未补疮痍；而况三夏之交，稻禾未了，未委(不知道)逐路提转(提刑转运官)如何见得今年秋熟，便申丰稔?” 五六月间，浙西数郡果然大雨不止，太湖泛滥，庄稼淹没，六七月份米价再次上涨，“灾伤之势，恐甚于去年”。

因为去年之灾，如人初病；今年之灾，如病再发。即使病情差不多，但因元气早伤，便难支持。加之这年春夏之交，风调雨顺，家家典卖负债以事田作，想夺一个大丰收。现在淫雨风涛，把将熟的农作物摧折殆尽，“民之穷苦，实倍去岁”。

即使这样，一些地方官仍忌讳言灾。秀州嘉兴县的官吏，因不受灾伤词状，以致踩死四十余人。苏轼却接连多次向朝廷报告灾情，要求宽减本路上供米，并高价收购常平米，以备来年出粜救饥。

应苏轼之请，朝廷拨上贡米二十万石赈饥，置饭舍以待饥者；设药局，置病坊以治病者。元佑四五年的灾情，比熙宁八年的灾荒还要严重，但因苏轼救灾得力，使饥者得食，病者得医，米价未能暴涨，后果要轻得多，而赈灾费用也少得多。

扩展资料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参考资料：苏轼-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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