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房屋景观设计(珠江三角洲房屋景观设计理念)
大家好!今天让创意岭的小编来大家介绍下关于珠江三角洲房屋景观设计的问题,以下是小编对此问题的归纳整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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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一、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土地利用类型发生了怎样变化?试分析原因
1、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土地利用类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农业用地被改作工业、交通和城市建设用地,这些非农业用地散布在城郊和乡镇,与尚存的农业用地相邻,形成了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基础设施用地和农业用地交错分布的独特土地利用景观。
2、原因:加工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了餐饮、娱乐、运输等服务业的发展,这些非农产业为当地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还吸纳了数百万外地劳动力。非农产业的发展和人口的迁入导致大量农业用地被改变为非农业用地,这是发生变化的原因。
二、珠江三角洲地方特色文化
1.位置和范围:广义的珠江三角洲位于广东省中南部,毗邻香港、澳门。北回归线穿过其北部,濒临南海,为珠江出口处。它包括广州、深圳两个副省级城市,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五个地级市以及惠州市的惠城区、惠阳县、惠东县、博罗县、肇庆市的端洲区、鼎湖区、高要市和四会市,面积4.16万平方千米,人口2300多万,其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广东省的23.4%和31.2%,但国内生产总产值占广东省的70%以上。
2.自然特征:珠江三角洲是由北江、西江三角洲和东江三角洲合成的复合三角洲,狭义的珠江三角洲是一个发育在海湾内的丘陵性三角洲,海拔50米左右,即面积约为1.1万平方千米的珠江三角洲平原。其间山丘散布,河道纵横,土层深厚,土壤肥沃,灌溉便利。这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热量丰富,生长季长,可一年三熟。春季阴雨连绵,夏季高温湿热,夏秋季台风入侵频繁,冬季很少严寒,四季变化明显。河流汛期在4~9月。
3.经济发展:珠江三角洲经济的腾飞始于20世纪80年代,短短的20多年这个区域已从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全面转变成工业社会,成为我国著名的4大工业基地之一,该区区人口占全国6%,而出口占全国1/3,与长江三角洲并称中国经济两大发动机。目前,整个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增长方式由外延式向内涵式、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传统工业向现代化工业、城乡分离向城乡一体化转型,形成了高起点的知识、技术密集型工业体系,高标准、大规模的第三产业以及竞争力较强的主体产业群。此外,在交通、通讯、金融、信息咨询、高科技、旅游、文化和对外交流等方面,也形成了比较优势和综合优势。
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地理孕育了机会,历史创造了机会,政治催生了机会。①独特的地理优势:这里有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毗邻港澳,有天然海道良港,对外贸易方便。②优越的人缘优势:这里是全国较大的侨乡之一,在港澳台和海外的侨胞达1000多万人,分布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利于招商引资。③较强的互补性优势: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资本、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丰富,但劳动力成本过高,市场容量小;澳门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但发展空间狭小;珠江三角洲的自然、人力资源丰富,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又吸引了内地大量廉价劳动力和技术人员,加上其经济的幅射作用,从而形成了巨大的消费市场。④经济后发展优势:与港澳和发达地区相比,珠江三角洲属于后发展地区。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不仅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而且积累了经验和教训。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改革开放20多年来,珠江三角洲区域的经济翻了几番,同时形成了良好的基础和产业条件及对外开放整体化经济结构。⑤人才和技术优势:由于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较高的经济待遇,吸引了内地大批各式各样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形成了它特有的技术、人才优势。近年来,广东省获得的专利技术占全国专利总数的50%左右,其中80%又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有利于高新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但是,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可持续性发展进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由于我国政府实行了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非均衡战略,使得珠江三角洲的工业超速增长,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区域均衡战略取代了过去的非均衡梯度战略,各种矛盾和弊端逐渐显露出来,主要表现在:①技术应用型人才缺乏导致经济发展质量偏低。尽管相对其他地区而言,珠江三角洲区域具有人力资源和技术上的优势,但从经济发展来看,还存在着劳动者素质偏低、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缺乏的问题。
②资金投入不足,导致企业技术改造迟缓。用于技术改造和高科技研究开发的资金投资严重不足。这种投资状况不利于企业技术改造,更不利于核心技术的创新,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在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层次上运行。③人才分布不合理,使产业结构调整出现矛盾。三类产业中人才比例大约为1:8:7,由此导致其产业结构总体失调,比例失衡。一方面,第一产业作为基础产业,技术开发和应用人才过少,影响其健康发展,削弱了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第三产业作为优质产业,因缺少技术应用和开发型人才,导致产业含量不高,发展速度迟缓。于是,出现了一种“双约束”效应。这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④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能力较差,生态平衡遭到比较严重的破坏。由于过分偏重经济增长和眼前效益和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经济高增长变成了以牺牲子孙后代生存条件为代价的低效益增长。⑤技术开发水平落后,产品技术含量偏低,企业的创新能力差。据有关资料显示,珠江三角洲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只有30%左右,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不到45%,前者只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43%和38%,后者只及发达国家的56%~75%。
4.生态环境与自然灾害:除了近些年由于工业生产发展导致的废水、废气、废渣排放引起的环境污染外,由于交通及石油开采引发的珠江口石油污染,以及珠江口的赤潮现象引人注目。夏秋季台风登陆造成的狂风、暴雨危害极大。受人类活动对珠江三角洲上游来水来沙的影响以及三角洲河道的快速改变,洪水威胁也越来越大。
5.基塘农业:①生态循环的过程:桑、蚕、鱼三者结合,可节省饲料及肥料费用
A.利用水患严重的低洼地,挖地成塘,堆泥成基。B.塘中养鱼,基堤以塘泥为肥料种植作物。C.作物又可作为饲料,如此塘基互养,形成良性“水陆互养”。②俗谚:桑茂,蚕壮,鱼肥大;塘肥,基好,蚕茧多。③分类:以基堤栽种的作物不同而分:桑基鱼塘,蔗基鱼塘及果基鱼塘。④农业:土地利用精密,可生产稻米,蚕丝,甘蔗,水果,花卉,鱼虾。⑤工业:因上述的原料供应无缺,故农产加工业发达。⑥景观的变迁:因经济特区的设立工业、城镇的发展,许多鱼塘已填土作为工厂及住宅,土地利用正在转型中。
6.城镇化和民工流:经济的发展极大的促进了人口的城镇化,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化水平已达73%,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已形成了连片的城市群,人口和产业高度聚集,经济幅射能力极强,形成“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包括广东、福建、江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及港、澳(共9个省,两个特别行政区),城镇化过程中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问题:①是推动产业的整合和升级,加强地域分工;②是完善城镇体系,优化城乡空间结构;③是推动区域基础设施网络化发展,实现共享;④是加强生态建设,改善城乡环境;⑤是建立和完善区域内的协调合作机制。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民工流,对民工输入地和输出地都有巨大影响。
7.历史与政治科热点:近年来涉及本区的历史考点主要有:秦朝灵渠的开通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的影响;明朝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较快;清朝时期的虎门硝烟及太平天国的兴起。近年来涉及本区的政治考点主要有:改革开放,经济特区,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今年实施的“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影响。
三、长江三角洲跟珠江三角洲的地理环境差异
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差异:
两地龙头效应不一
长三角企业的CEO,普遍认为珠三角没有“龙头”,也就是“龙头效应”没有在珠三角很好地发挥出来,而在长三角,“龙头效应”就非常明显。
长三角很明显是一个龙头城市带动两个亚中心,就是南京和杭州,大家都已经很清楚这样一个格局。珠三角可能是一个多中心的格局,香港是一个中心、深圳是一个中心、广州是另外一个中心,但是未来这三个中心的互动怎么一个情况,还要看经济发展的趋势,也要看政府的政策。
两地思维方式不一
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地最大的差别就是两地思维方式有很大差别。珠三角由于与香港等东亚地区邻近,在管理上、思维模式上都比较前卫,敢冒险,创新能力较强,做事务实。而长三角尤其是上海地区,企业的思想都比较精明和精确,所以很难有大胆创新的做法。
人才层面不同
广东多出老板或富翁,上海则多出白领和职业经理人;广东的民营企业多,上海跨国企业较多。不过由于广东人喜欢“单干”,也不太依赖政府的力量,更多的是依赖市场,所以很难见企业间联合起来做大的现象,也很少有企业走出广东走向全国。而在上海,政府的干预度较大,经常会有政府示意下的联手合作。也就是说,珠三角的企业更喜欢把一个事情向纵向发展,做深做透后再向横向发展。而长三角的企业则喜欢把事情向横向发展,即先做大再做强。
长三角与珠三角的竞合点
人才竞合
现实表明,珠三角的人才储备不足正成为未来珠三角经济带发展的最主要隐患;而与此同时,凝聚着众多高附加值产业人力资源的长三角,也正为如何给高素质人才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而焦虑,对人才资源的需求和引入,成为两地较量与发展的根本。
格兰仕集团副总经理的陆荣发的老同事陈以群认为,长三角虽然聚集了大量的人才,而珠三角具有浓厚的商业市场环境,人才交流频繁,在用人方面有独到之处。
万和集团副总裁卢楚隆也表示,虽然长三角在人才储备及文化底蕴方面比珠三角要高,但珠三角企业领导人善于以勤补拙,而且思想开明,人才竞合成为共同发展的关键。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院长王方华教授指出,上海出白领,善于管理;珠三角出老板,善于创业,两地人才如果能互补,将形成强大的发展力。 王方华同时表示,随着经济全球化,企业要发展,首先要将人才实现国际化,才能够使企业面向国际化,企业要从国际人才市场角度出发,找国际顶尖人才;珠三角企业也一样,需要多聘请国际人才,特别是在海外营销方面迫切需要国际化人才。但总体来说,两地在国际化人才的战略性培养上都还存在着差距。
产业竞合
随着全球制造中心向中国转移的阶段的到来,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分工也愈加明显。从外资企业角度看,如果要做鞋或玩具,就会把工厂设置在珠三角,但如果是做芯片等技术型的产品,工厂将会设在长三角。
原GE水电设备中国区总裁程嘉杰对目前珠三角产业格局上的误区直言不讳,珠三角的企业在日用化工用品方面已经做得非常精细和完善,可以与国际水平媲美,在汽车业、重工业方面也存有一定优势;但是由于珠三角未能非常明确走技术型的竞争战略,由此已有不少公司的研发中心落户上海。珠三角给人的印象依然是以价格竞争为主,更多的是大家挤在有限的空间里争抢,而不是跳出来走联合之路。
格兰仕副总裁俞尧昌也认为:“整个广东企业的集群程度不够,散、乱、小,总体水平较低。因此无论在规模上、装备上、人才建设等问题上与国际企业竞争起来还很不足。”
其实,仍以劳动密集型工作为主的珠三角经济链,已经在中国经济大产业格局中开始分化。随着香港和东南亚的影响,在劳动密集型的优势下,珠三角已经成为日用消费品以及出口补偿贸易的全国“领头羊”。
程嘉杰认为,目前随着互联网运用的普及以及知识经济的社会化,对知识运用的把握将缩小产业间互通的距离,尤其在珠三角特别是广州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重工业、物流等政策指引下,珠三角与长三角产业间的互补竞合将成为主要的发展趋势。
平台竞合
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广东比较快、比较活;上海比较稳、比较全;而在市场机会面前,广东的企业家善于抓市场机会;上海企业家则投资考虑更周密。“广东务实、上海善变通”在评点长三角与珠三角发展时,王方华教授指出了两地企业最大差异。
俞尧昌认为:“上海是大政府小企业,广东自由竞争的气氛较为浓厚。珠三角对市场商机非常敏感,但是在超前意识方面还很不够,要和国外大公司竞争,资源必须集中,企业应从‘竞争’状态走向‘竞合‘状态。”同时,俞尧昌表示,企业品牌和美誉度的认知程度是两地企业目前发展的最大瓶颈,在名牌企业的发展上,广东和上海都有很多不错的品牌,但与世界名牌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构筑品牌平台的竞合、细化产业链的分工将成为未来企业发展的关键。
另外,成品、策品物业整合服务机构总裁陈晓敏认为,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合作急需平台,房地产业的互通可能会为合作带来新的商机。目前国内的房地产行业主要有三种模式:广东模式、北京模式和上海模式。广东的模式远在上海前列。珠三角的房地产在20年前就发展起来,上海房地产的发展也仅是近10年的事情。上海目前还处于从珠三角输入管理、设计等经验的阶段。同时,两地的思想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珠三角的企业追求的是目的,而长三角企业更多探索的是过程,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讲,更推崇珠三角的作风。所以,两地房地产行业之间的交流更加有必要。
企 业 对 话
长三角企业看珠三角
长三角的企业对到珠三角投资的热情不是很大,长三角的企业认为一是对珠三角不是很熟悉,二是有些行业的发展落后于珠三角也不会进入,如房地产和建筑业等,三是认为珠三角的市场已经比较成熟,机会还没有刚刚开发的长三角大。不过同时有企业认为对到珠三角投资兴趣大,因为珠三角的外贸量大,市场空间大。
当问起如果从海外归来,会选择在长三角还是珠三角投资时,选择长三角的有40%,其原因是地理环境比较熟悉,并且已经建立了良好的人际网络。另外,相比较而言,金融、信息、文化交流等等环境因素方面长三角要比珠三角条件优越。而且,长三角的资源丰富,商机把握几率会比较高。也有人认为两地旗鼓相当,会根据投资行业来进行投资选择。
珠三角企业看长三角
珠三角的企业认为人文环境和文化底蕴比较好,而且处于腾飞的初期,发展潜力很大,都较有兴趣进攻长三角地区。同时也把进攻长三角作为企业全国化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
另外,当问起如果从海外归来,会选择在长三角还是珠三角投资时,选择珠三角的有33.3%%,其原因是总的投资环境不错,政策上面也有优势。66.7%的人则选择了长三角,因为它已处于开发期,人力资源丰厚,有潜力。总的来说,长三角特别是上海政策比较规范,营造的软环境比珠三角好。
四、珠江三角洲模式的珠三角模式”的前世今生
“中国改革开放”之树生长了30年,结出的最丰硕的果实是什么?珠三角。
在20世纪70年代末还是香港和广州之间的4万平方公里丘陵和水田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现在是一年超过7000亿美元工业生产总值的世界工厂,拥有超过6000万人口的中国最密集的城市群,其中包括中国第三和第四大城市广州与深圳,它们构成全球最出色的中国经济两大发动机之一。如果说中国的改革是增量改革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首先是增量的添置,,其次才是存量的盘活,而最大的增量就是珠三角。
作为增量的珠三角,深圳特区和广东“四小虎”是过去20多年里的爆发力量,它们主演了南方的改革开放传奇剧目。珠三角的四种模式,为“北京共识”和“中国经验”添上了好看的一笔。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探究珠三角模式的来龙去脉,其演变过程对中国发展的启示,是本专题“珠三角模式再报告”之主旨。
在互联网上搜索一下“珠三角模式”五个字,你会得到什么?
“珠三角困局”、“珠三角模式危机”,这样的字眼比比皆是,而关于珠三角或珠三角模式的各种断言都不假思索。比如说,“制造困局”已经成为珠三角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全球化竞争面临的最大难题”等等。
“珠三角许多企业已掉进低成本竞争的泥潭,不能自拔。这时企业要想生存,只有尽量在工人头上打主意。珠三角的桎梏,带有明显的“天生”性质,崛起之初,就注定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珠三角模式之辩》)
这里所说的珠三角模式,基本上只指的是所谓“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产业,好像这已是“珠三角模式”的全部。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珠三角的四种模式
现实中,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珠三角模式”。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曾有过“珠江模式”与“苏南模式”的对比,但其时主要是指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所谓“珠江模式”主要是指顺德、中山一带的乡镇工业发展模式,可能称之为“顺德模式”会更准确一些。至于上文所指责的“珠三角模式”,其实更多是“东莞模式”的特点。
但是“东莞模式”只是珠三角多种发展模式中之一种,甚至并不是最主流的发展模式。在珠三角,至少曾经拥有四种以上的独特发展模式,分别为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东莞模式、深圳模式。
即便在上述四种模式中,最值得称道的也并非“东莞模式”,“顺德模式”很早就以“可怕的顺德人”而名声在外,“南海模式”也同样创造了经济奇迹,而“深圳模式”显然更代表中国应该追求的发展方向。
在80年代论及的中国地方发展模式,大多是以诱发工业化的主导因素而论,即通过何种途径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
在珠三角的四种模式中,“南海模式”是最为典型的本土生成型民营经济,珠三角善于经商的本地农民,利用珠三角最先改革开放的天时地利之便,先从贸易做起,赚到了第一桶金,随即由贸易向上追溯到工业制造领域,并逐步在工业中加入技术研发的因素,一步步提升其产业档次,完成柳传志总结联想的贸-工-技转换过程。南海模式亦可见于广州的番禺、江门的新会等地区。
“顺德模式”在工业化的诱发过程中,基层政府发挥了更多一些的作用。顺德在计划经济时期,就有一些农机工业和缫丝工业的基础,培养了一些小工业经营人才,在80年代率先开放后,县镇村政府对工业化充满了极端的兴趣,鼓励大办乡镇工业,并想方设法从金融机构获得资本支持,遂使顺德在一些产业领域迅速成为全国市场的佼佼者,奠定了顺德的产业竞争力基础;90年代的改革完成了这些乡镇工业的私有化过程,使顺德转型为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地区。中山市的西北部小榄、东凤等镇,以及佛山市区等部分地区,亦具备顺德模式的特点。
就整个城市来说,深圳特区亦走过了一条类似联想的“贸工技模式”,在80年代初特区创办之初,事实上是依靠优惠政策,做贸易起家,奠定了特区的资本基础,之后在1985-1986年深圳特区开始第一次产业转型,由贸易转向大规模投资工业,20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提出发展高科技产业的计划,产业重心由工业向科技产业升级,原有的加工贸易业则向关外的宝安龙岗以及东莞地区迁移。2006-2008年前后,深圳开始第三次产业转型,在原有工业、高科技产业的基础上,产业重心开始向高端服务业转移。在深圳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外资的基本平衡,而在其国资体系中,可以看到本地国资、北京央企与香港央企资本的平衡,在外资中,则可看到港台资本、亚洲资本和欧美资本的基本平衡,而在深圳的民营资本中,则可以看到深圳模式的精华部分:民营创新科技企业群体。
“东莞模式”最多算是“深圳模式”的史前版而已,是从80年代的深圳移植过来的加工贸易体系,至今在深圳的关外宝安龙岗地区,还有大量“东莞模式”的残余,只不过东莞将其迅速地复制和膨胀到几何级数,在规模上做大到让人惊呆的地步罢了。即便是东莞更多地以“世界工厂”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并且东莞前几年一直在津乐道于自己的“制造业名城”桂冠,但东莞市的加工贸易产业的总产值和总出口额,其实一直没有超过深圳市。更准确地说的话,应该是珠三角东岸地区(东莞和深圳关外地区)共同构成了“世界工厂”。
外界对珠三角模式的指责,其实大多指责的是“东莞模式”,所谓“东莞模式”是这样的:由东莞提供土地,有可能是已建成的标准厂房,中国内地四川、湖南等省提供廉价劳动力,外资提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的要素组合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最大的特点有三:外科手术式植入的、外资主导的、外向型的,我们可以总结为“叁外模式”。
外科手术式植入,系指整个制造体系是从外部直接加入到该地区的,而非该地区自己的肌体内自发生长的、与该地区本土的文化、经济有血肉联系的产业体,这种产业体有一个天生特点:像游牧民族一样逐水草而居,哪里水草丰盛就去哪里,而且由于其“蒙古包”是组装式的,迁移起来也很方便容易;外资主导就不用说了,因为中国缺少资金和产业经验,产业投资需要由外资来投入,具体到东莞来说,台资的聚集是其一大特点;外向型,是指其主要的部件等从外部进口、产品也主要是打外销市场。在这一模式中,产业的利润主要由外资收获,地方获得的是税收(由于地方政府大量牺牲自己的税收收益,这一收益在前五年基本很少看到)、租金、对服务业发展的拉动,以及,似乎凭空获得了一个产业体系;外来工则赚到少得可怜的工资。而本地居民基本不参与此一工业化进程,只在为工业化提供配套服务中赚取低层次服务业(房屋或厂房租赁、餐饮、酒店等产业)的利润。
“东莞模式”主要集中于东莞市、深圳的关外地区、惠州的博罗县西部地区以及惠阳、惠东的个别镇、广州的增城市、中山的南部地区及江门的台山等部分地区。
但是“东莞模式”的其中一个特点是可以迅速复制并做到可怕的规模效应,由于操作简单,技术含量不高,并且快速地面对巨大的全球市场,这使得“东莞模式”的产业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在全球市场中占据相当的份额,并在世界各地攻城掠地。所以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东莞模式”下的制造业在全球发威,横扫欧美日等西方市场,以致于西方媒体盯着的珠三角制造业,似乎就只是东莞,于是乎中国媒体盯着的珠三角模式,似乎也就只是东莞。
“东莞模式”在珠三角称雄本身就已让人感到担心,“东莞模式”北渐到苏州,甚至整个中国沿海地区,从南到北,大连、天津、上海、杭州、厦门、珠海等许多当红的明星城市,都同样面临着“东莞化”的趋势,那就更加让人沮丧。可以说,这一趋势准确体现了在最近10年、尤其是最近5年的时间里,全球产业资本流向中国大陆的情势下,全球制造业链条的末端移植到中国大陆的疯狂情形。
到2008年,当“东莞模式”遭遇空前的危机时,其实我们非常需要认真地打量一下珠三角的其它几种更有价值的发展模式,深圳模式、顺德模式、南海模式。尽管这几种模式这些年来也经历了多次演变,与最初我们的理解的,已大不相同,但这种演变本身,已表明了珠三角是能够适应时代变化,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
不仅仅是四种模式
本专题由于着眼于珠三角模式30年演变的梳理,所以才重点选取了顺德、南海、东莞、深圳四种主要代表模式。事实上,珠三角作为9个城市的经济共同体,每个城市都有其发展特色,上述四种模式并不能覆盖到整个4万多平方公里。除上述四种模式外,至少还有几个城市的主城区,其经济发展路径并不能归类于上述四种之任一。比如广州、惠州和珠海。
由于80、90年代广州的发展在区域中不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在谈及珠三角模式时,较少会涉及广州的部分,但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广州的重现生机也构成了珠三角发展模式之变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广州的发展路径显然迥异于上述四种模式,而更接近于中国内地传统经济中心城市(类似南京、武汉、天津、上海等城市的产业拓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的发展特点,如果说在珠三角中,广州是与上海最为相似的城市,应该没有人反对。
所谓广州的“类上海模式”,其实可以简单地描述为:本地大型国有资本与跨国公司的媾和共荣。
在珠三角,广州是仅有的国有资本处于强有力控制地位的城市,这大部争应归因于国有资本原本在珠三角大部分地区投资较少,广州由于是华南地区中心城市,广东省省会,所有才得到了一些中等规模的投资,并且集中于重化工业领域。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珠三角仍处于轻工业化阶段时,广州正处在它的“大上海沉没”时期,所以在经济特区和四小虎的熠熠星光之下,广州变得黯然销魂。但是当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开始进入第二次重工业化时代之后,广州等来了它的辉煌时代,在汽车、石化、造船等战略性产业的投资得到了回报,广州恢复了勃勃雄心,开始重整旧山河,并意图占据整个区域竞争的制高点。
珠三角东部边缘的惠州市,在90年代也呈现出以国资为主导的经济发展特点,但与广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老国企不同,惠州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一批新兴的、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国资企业,以TCL、德赛、华阳等几大国企为主,构成惠州的产业支柱。这几大国企与深圳的赛格集团、康佳集团、三九集团等一起,被学术界称作“南派国企”。
所谓“南派国企”,据总结有几个特点:国家并无巨大规模的投资,而是以较小的投资,从小企业发展起来;企业并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成长壮大,而是经受了市场经济的洗礼,经过残酷的市场竞争而发展起来;这些企业由一批优秀的国资经理人带领下才得以发展壮大,并建立了较为适应市场需要的公司治理结构。其中TCL集团还于本世纪初实施了“阿波罗计划”,较好的解决了国资经理人激励机制问题。
珠海在珠三角则是个完全的异类。原本处于珠三角边缘地区的珠海,并未能象南海、顺德那样生成本土萌发的工业化条件,但也未能象东莞那样抓住港台资本迁粤的历史机会。因而珠海的发展据说一直被视作珠三角工业化失败的典型。但是换一种角度来看珠海,它其实兼具了深圳模式(以软件、医药为代表的自主创新民营科技企业)、东莞模式(以伟创力为代表的加工贸易企业)、顺德模式(格力集团)的一些特点。虽然从产业密度和集群程度来说,不如深莞南顺四个地区,但是珠海整体的城市发展水平却并不低,以其人均GDP来说,在珠三角仍处于最好的水平之一。
问题的关键之处还在于,在珠海西区进入新世纪开始引入石化等产业之前,珠海的经济发展是珠三角唯一不以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为代价的发展模式,珠海一直保持了她珠三角最美丽的海滨城市的桂冠,生态体系和城市环境一直得到了较好的保育。倘若不是最近几年珠海急不可待地引入了石化等重化工业,珠海就会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模式的要求,成为科学发展的典范。
珠海的际遇也许足以让珠三角人思考:我们究竟想要怎样的发展?
珠三角模式的趋同化
诚如接受本报专访的佛山市委常委、南海区委书记李贻伟所言,珠三角各个城市的发展模式,这些年来已在逐渐模糊其个性,展现出“趋同化”的态势。
比如南海虽然以内生型民营资本为其最大特点,但是南海近几年来却也是区域内吸引外资最为成功的城市之一;东莞在十多年外资经济的熏陶之下,本土居民亦开始其创业或资本化进程,当然仍是从其熟悉的配套服务业出发,在餐饮连锁、豪华酒店经营方面形成特色;顺德完成制造业民营化的同时,在商贸流通业的私人创业也蔚然成风;广州、惠州虽然在区域内建立了重工业中心的地位,但是深圳、珠海、东莞、中山、江门等区域内多个城市均提出了“适度重型化”的战略,不愿意被中国第二次重工业化进程抛弃。
为何珠三角区域会出现严重的趋同化?笔者认为有两个重要原因。
其一是广东省十五、十一五连续10年的大规模投资,使得整个珠三角地区建立起一个高速公路网络,未来还将形成由高速铁路、轻轨和地铁组成的轨道交通网络,这个交通网络的形成,使得整个珠三角呈现出一种扁平化的城市集合体的趋势,每个城市在这个交通网络的节点上,均不存在被边缘化或中心化的问题,都可以获得高效便捷的运输服务。这意味着珠三角的每一个城市其实都无法再强调其优于别人的区位优势,自身不再具有特殊的地位。而资源流动的便利性和低成本会导致资源在区域内的扁平化配置,至少在珠三角区域内会越来越显现出这一特点或趋势。
其二是,自90年代末以来,珠三角地区的各个城市政府,均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强势政府的特点。
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珠三角地区的城市以弱势政府著称,这也有两个原因,一是整个八九十年代,从省政府到各地市到各县区,广东一向以政府放权、少管事,放手让基层和民间求发展而著名,这种以减少管制、自由放任为特点的治理模式,也是珠三角在改革开放头20年取得巨大成功的一大法宝;二是在90年代末之前,各城市政府均以财力嬴弱闻名,由于基础薄弱,地方财政没有多少力量去干预经济,即便想强强势,也强势不起来。
但是经过20多年的发展,珠三角名城市政府都积累了相当的财力,加之1998年之后朱氏强势推动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欲以房地产业来拉动内需,这等于打开了各城市政府靠土地开发积累地方财力的大门。实力大增的珠三角各地方政府均开始变得富有企图心,以广州林树森、深圳李鸿忠为代表,珠三角各城市开始进入强势政府的时代。
其实基于同样的原因,不仅仅是珠三角各城市之间的差异性在泯灭,就是在长三角与环渤海湾、中西部等不同地区的城市之间,城市发展战略、产业政策等均出现了趋同化。也许过了若干年后,我们再谈所谓珠三角模式,是一件极其好笑的事情。因为,没有“珠三角模式”可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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