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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侵华首领（日军侵华首领名单）

发布时间：2023-03-13 06:50:42 稿源：创意岭阅读： 85 问大家

大家好！今天让创意岭的小编来大家介绍下关于日军侵华首领的问题，以下是小编对此问题的归纳整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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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请教一下侵华日军中关东军的资料
2、关于日本侵占台湾50年的故事
3、历史上的满清入关和日军侵华从性质上说有什么不同吗？
4、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哪些危害

日军侵华首领（日军侵华首领名单）

一、请教一下侵华日军中关东军的资料

关东军，英文名guandong army，是驻扎在辽东半岛南部关东州的陆军，名字关东军名字来源于来源于驻扎地名，因为辽东半岛南部大连、旅顺、金州曾被称为关东州，驻扎在那里得名关东军。俄国将关东州及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后改名为南满铁路）以及相应的一切特权转交给了日本。日本随后便成立了相应的殖民机构，并派军队驻守，这支军队就叫关东军。所以，简单地说，“9.18事变”之前，关东州，即旅顺口、大连湾一带3200多平方公里土地，南满铁路及铁路两侧数公里之内的区域，是日本的租界地。关东军就是驻扎在关东州及南满铁路的日军部队。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旅顺。原本用于保护日本在辽东半岛权益。后来演变为日本驻外重要陆军力量，是日本的陆军主力。1928年，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东北的统治者张作霖，意图制造混乱。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并以此为借口炮击东北军大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拉开了长达十四年的侵华战争的序幕。“9.18事变”不是日本政府策划的。当时日本军队中的军国主义势力还没有控制日本政府。“9.18事变”是日本关东军中以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分子在日本军部和关东军上层的默许、纵容和支持下，一手策划并实施的，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了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等军国主义分子的协助。所以说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关东军。

建立满洲国。其间和其后关东军屡次扩大规模。被众人所误解的是，关东军人数虽多，但素质并不相同。从1943年开始，随着太平洋战事发展，关东军主力逐渐被抽调至太平洋战线。真正关东军的精锐几乎全死于太平洋战争。至于俄罗斯发动的八月风暴所打败的只是挂着关东军头衔的冒牌货。关东军主力几乎不与中国军队交战，主要目的是为了南进占领东南亚保存实力。后期关东军兵力的增加只是一种表面的膨胀，武器装备和战斗素养仅仅相当于以前的8个半师团。根据很多资料记载，此时的关东军仅仅只有130多辆坦克，大炮和战机几乎都是历史的最低点。新动员起来的二十五万人几乎无法做到足额的武器分配，只好靠关东军老部队之间调整、挪用。同时，把伪满军尽量改为槁后勤，将他们手中的枪枝弹药收归关东军新扩部队。割肉补疮，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关东军司令官只得下令削竹枪装备新编部队。由于缺乏兵源，日本不得不将各殖民地的附庸军，编入关东军的作战序列。在短时间内聚集了大量的有生力量，似乎恢复了关东军强盛时期的军事编制数额！新扩编部队的军官、战斗骨干都等于零。统帅部一个军官也抽调不出来，仍然全靠关东军就地取材。这样的军队能否进行现代化的大兵团作战，不言而喻。关东军在后期实际上是一群由满洲地区的日本侨民和公职人员临时凑合起来的乌合之众。严格他说，这是一支不能作战的军队，它的存在和被消灭，事实上与日本无条件投降毫无关系。

1943年底，关东军的主力师团：第1师团、第8师团、第9师团、第10师团、第11师团、第12师团、第14师团、第23师团、第24师团、第25师团、第27师团、第28师团、第29师团、第57师团、第71师团。1945年1月，日军大本营再次抽调关东军13个师团赴太平洋战场。4月美军占领冲绳并开始空袭日本本土，日军为集中兵力进行本土决战，又从关东军抽调7个师团和所储备的近1/3战略物资回日本本土备战。

二、关于日本侵占台湾50年的故事

残酷统治

日本占领台湾50年，派出19任总督，作为统治中国台湾地区、实施殖民统治的最高指挥。在1895年6月至1919年10月间，日寇为建立“殖民地体制”，用武力镇压和控制台湾人民的反抗，军人专政，派出的军人总督有桦山资纪、桂太郎、乃木希典、儿玉源太郎、佐久间左马太、安乐贞美、明石元等7届军人总督；1919年10月至1936年9月，日本殖民当局以为殖民统治已经稳定，为把台湾建成“理想的殖民地”，军人体制改为军政分立制，派出了田健治郎、内田嘉吉、伊泽多喜男、上山满之进、川村竹治、石冢英藏、太田政弘、南弘、中川健藏等9届文职总督；1936年以后，为配合全面侵华战争的需要，恢复军人总督，派出小木跻造、长谷川清、安藤利吉等3任军人总督。不论文官武将，19名总督集立法、行政、军事大权于一身，掌握了当地中国人的生杀予夺大权，个个都是杀人魔王，手上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日本在台湾实施残酷的殖民统治，总督府于1896年发布了“关于施行台湾之法律”。这一文件编号为第63号法律，所以称为“六三法”。“六三法”总共6条，它成为日本统治台湾的基本法。此法确定台湾特殊化，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总督的独裁权力；主要内容是镇压抗日义军和剥夺台湾人民的基本权利。1906年，颁布实质相同的“三一法”取而代之，两法没有根本区别，中国人遭受的苦难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沉重。

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主要靠军队、宪兵、警察维持，更多的是靠权大无边的警察管制社会和民众。1897年，日本第三任总督乃木希典，制订了“三段警备法”。规定山泽地带的治安由军队及宪兵负责；村落的治安，由警察担当；山泽和村落之间，则由宪兵和警察共同戒备。这是一部由军队、宪兵、警察三者协力镇压统治台湾人民的殖民法。在日据时期，台湾民间吓唬孩儿有一句惯语：“大人来啦！”所谓“大人”就是指当时的日本警察。1896年，第一批日本警察到台。自此以后，以日本警察为主体的警察，成为伸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鬼魇，是直接屠杀台湾中国人的刽子手。日本警察遍及台湾社会的各个角落，台湾成为名符其实的警察社会。以1902年为例，全台设有10个厅警察课、97个支厅、992个派出所，以后最多时各类警察机构达到1500余处，警察18000余人。在台湾的经济发达地区，每隔2、3公里就有一个警察机构；每300人就配有一名警察。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可以说是日本警察的世界，在警察法西斯式的管制下，中国人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

为维持殖民统治，对中国人的任何反抗和不满行为，日本殖民者一律予以残酷镇压。1898年，日本殖民当局颁发“匪徒刑罚令”，全文8条，该“令”专门镇压台湾同胞的反抗，日寇殖民者根据此令残杀了无数台湾同胞。在颁发“匪徒刑罚令”的同时，又实施“保甲条例”，规定保甲作为警察军事统治的辅助组织。条例全文7条，规定10户一甲，10甲一保，全保全甲内部连坐，保甲另外组织壮丁团，接受警察当局指挥、监督。到1943年，全台共设保6074个，设甲58378个，控制户数达50余万户；壮丁团团丁最高时达到134613人。保甲制度作为日本殖民者对台湾民众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其实质是用“以台制台”的方式控制和奴役当地中国人，保甲制度成为法西斯统治的基础。

日本殖民者十分害怕中国人的反抗。在日本人秋泽鸟川写的《台湾匪志》一书中，把一切对日寇不满、反对日寇的人士和言行，都归入“匪”类，主张进行残酷镇压。在日本殖民当局的法西斯统治下，中国人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随时都有被扣上“匪”的罪名受到迫害。

日本占领台湾后，在以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台湾人民没有停止反抗。日本宣扬全台平定，但是台湾人民的反抗没有停止，由正面抗战转为抗日游击战。就在1895年11月28日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宣布“全岛完全平定”的十几天后，北部义军在这里揭竿而起。林大北，台湾宜兰人，刘永福旧部，12月28日，在大里筒袭击日军分遣队，打响抗日游击战争第一枪。林大北起义后，新竹胡阿锦，台北简大狮、陈秋菊，宜兰林李成，以及许绍文、江振源、陈瑞荣等义士起而响应，给予刚刚在台湾建立统治的日寇予沉重打击。北部起义一直坚持数年，在战斗中林大北、詹振、简大狮等义军首领壮烈牺牲，义军受到重大损失。

在台湾抗日斗争中，涌现出无数个英雄，简大狮就是其中之一。在反割台斗争中，被称为抗日三猛士之一，他参加北部起义后，多次率军进攻台北，在宜兰金包里、堡矿溪等地坚持武装抗日斗争。1899年间在日寇的围剿下不得不退回厦门，后被清政府引渡给台湾殖民当局，1901年3月壮烈牺牲。

抗日起义遍及台湾各地。北部起义开始后不久，1896年6月14日，中部义军一千多人在云林县斗门镇东南10公里处的大坪顶集会，建号“天运”，改大坪顶为“铁国山”，公推简精华、柯铁等为“十七大王”。他们坚持斗争达6年之久。1898年林少猫等抗日义士也举起义旗。从台南大目降、潮州等地，到恒春、虎头山，转战数年，在台湾南部竖起抗日大旗，极大的鼓舞了台湾人民的斗志，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殖民统治。

日寇当局也对抗日起义用尽了各种手法进行残酷镇压。1902年5月25日，日本殖民当局在这些地方举行“大扫除”运动。日本强盗为安定统治秩序，以给予官职、田产等奖励为名，将北部、中部等地区坚持斗争的林火旺、陈秋菊、卢阿爷、林少猫等38位抗日义军首领和5600多名抗日义军官兵，骗到斗六、林圮埔、土库、西螺、他里雾等地，举行“总括性归顺仪式”。当仪式第一项“官民一齐摄影”进行完毕，进行第二项“鸣炮”时，日军和宪兵对毫无戒备的上当受骗的“归顺者”开枪射击，当场把他们全部处死。仅林少猫一家，被害的亲人、亲友就达231人，其中有40名是儿童。日本殖民者真是丧尽天良。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不会甘心充当亡国奴，日寇的大屠杀没有征服台湾人民的心。1907年11月14日夜，新竹北埔月眉庄人蔡清琳，带领民众突然袭击鹅公髻、一百端、长坪、大窝等日本警察分所和大坪派出所，杀死日本巡查、警察和其他日本人一百余人；第二天，再攻北埔支厅，杀死支厅长渡边龟作等50余人。日本殖民当局从台北、台中等地调集军队、警察前往镇压，蔡清琳等9人被处死，受株连者达2000多人。此次起义在台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维持殖民统治，日本殖民当局随意屠杀当地中国人。在1896年“大平顶事件”中，屠杀中国人3万人，在1901年“后壁林惨案”中，屠杀中国人3473人，在1902年“噍吧年事件”中，屠杀中国人3万余人；在1913年12月间的“苗栗事件”中，屠杀中国人1200余人；在1915年西来庵起义中，屠杀中国人数万人。据有的学者统计，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期间，被日寇残杀的中国人达60万人。这对当时最多只有500余万人的台湾来说，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日本军国主义欠下了中国人民无数永远也无法偿还的血债。

除了残酷镇压之外，在日寇法西斯统治下，中国人毫无政治地位，以公务员为例。根据1944年的统计，台湾公务员总共84559人，其中中国人46955人。表面上看似乎中国人占55%，事实上差别很大。任敕任官（相当于南京政府简任官）的只有杜聪明1人，而且他只是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教授，并非行政官员；任奏任官（相当于南京政府的荐任官）的只有27人，其中担任行政职务的只有15人；任判任官（相当于南京政府委任官）只有368人。除此以外，其余都是雇佣人员。在警察中，中国人只有六分之一，但警级没有超过“巡官”的。因此，中国人只是担任低级职位和雇佣人员，供日本人驱使而已，成为日本殖民当局“以台制台、以台治台”的工具。

疯狂掠夺

日本占领台湾，是为了把它作为掠夺的对象。作为日本殖民当局法西斯统治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进行疯狂掠夺。1895年通过实施“官有林野取缔规则”，强占全台94.15%的山林原野。3年后，时任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设置“临时土地调查局”，颁布“台湾地籍令”、“土地调查规划”，1901年实施“土地征收规则”，1905年实施“土地登记规则”，根据这些法令，日本总督府强占民田2700万亩，日本财团强占200多万亩，也就是说台湾土地的四分之三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土地向日本殖民者手中高度集中，致使多少中国农民破产、逃亡。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施超经济的剥削。殖民当局强占了绝大部分土地和山林后，对广大农民进行超经济的剥夺。就土地税一项，1905年收取地税300万元，1933年高达570余万元。就粮食来说，1900年稻米年输往日本1400公吨，占当年台湾米生产总量的0.46%；到1934年，年输入日本51.5万公吨，占当年生产总量的40%以上。大米主要输往日本，造成岛内粮食严重缺乏，因而有“饥饿输出”之称，多少中国人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

台湾丰富的物产也成为日本掠夺的目标。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台湾的制糖业更是成为日本掠夺的对象。殖民当局规定，蔗农生产的甘蔗只能卖给当地日本控制的制糖会社，台湾蔗农成为日本糖业资本家的奴隶，每斤糖的价格从1921年的11.6钱，下降到1937年3.2钱；每年90%以上的台湾糖输入日本。因此人们说：“一部台湾糖业史，就是一部日本殖民史。”台湾糖的命运成为日本殖民掠夺下，台湾农业、工业、加工业的缩影。在日本殖民者的眼里，台湾的即是日本的，必须无偿提供。

谈及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至今有人为日本殖民者高唱颂歌，认为日据时代是台湾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不可否认的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的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日本完全是为了在台湾建立殖民地经济。台湾的大工业都为日本资本家独占，台湾工业是替日本工业制造初级产品和半成品，台湾工业只是日本淘汰设备、技术的集结地，台湾的进出口贸易完全处于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日本在台湾的经济管理部门成为吮吸中国人民膏血的魔鬼。值得指出的是，日本侵占台湾的50年中，正是日本疯狂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时期，因此台湾成为直接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原料、加工基地。

殖民同化

日本占领台湾，在搜括和掠夺之外，就是图谋永久统治台湾，就是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动。任何一个中国人，谁也不会忘记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的“皇民化运动”。日本殖民当局从侵占台湾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做起永久霸占台湾的美梦，开始推行殖民强制同化政策。

殖民同化政策之一是推行奴化教育。奴化教育主要措施有，一是推行差别教育和普及日语，在初级教育阶段，重视日本籍学童，就读的是“小学校”；轻视中国儿童，就读的是“公学校”和“国（日）语传习所”，高山地区的原住民儿童则进“教育所”，两类学校相差很大，无论在什么学校，都把日语当作基本语言。二是防止中国人接受高等教育。从中等教育开始，限制中国学生所学专业；高等教育更是明显，主要由日本人独占，而且除了医学专门学校及台南高等商业学校外，其他一切高等学校都在日本国内举行考试。在1928年成立的帝国大学（台湾大学）内，40年代日籍学生占81.8%，而中国学生则有18.9%。教学内容更是以传播殖民主义文化为主，有关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均在排挤之列，以从根上切除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

在奴化教育中，殖民当局规定每个中国学生必须有一个偏名，就是在名字的第二字之后加上班级数，然后再加一个“郎”字，因此李登辉就有过“李登三郎”、“李登五郎”等不沦不类的名字。后来李登辉起了一个正式的日文名字“岩里政男”，而他的兄长李登钦则更名为“岩里武则”。类似这样变中国名字为日本姓名，发生在日寇发起的“皇民化运动”时，但是收效甚微。

殖民同化政策之二是推行“皇民化”。日本占领台湾的还一个目的，是为了把台湾作为侵略中国的前进基地，为此它们进行了各种努力。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压制台湾民众的爱国热潮，“培养忠良帝国臣民的素质”，把台湾建成进攻华东、华南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基地，日本第17任总督小林跻造在1936年9月到任不久，即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罪恶的“皇民化运动”，从一开始就遭到台湾人民的唾弃。

“皇民化运动”开始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不久，1937年9月30日，日本殖民当局在台北市公会堂召开“（日本）国民精神总动员讲演会”，臭名昭著的“皇民化运动”就此开始。主要内容是，进行亲日思想宣传和精神动员，极力消除台湾民众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皇民化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即“皇民奉公运动”。1941年4月9日，殖民当局成立了“皇民奉公会”。奉公会由时任总督的长谷川清兼任总裁，自总督府到街庄都设有分会，并且均由当地的行政长官负责。此外，还成立了奉公团、青年学生报国会、青年奉公会、女青年奉公会、产业奉公会、核心俱乐部、模国挺身队等名目繁多的外围组织，作为推行“皇民化”的社会基础和基本力量。

要想禁止一种文化，首先必须禁止相应的语言、文字。禁止汉语，强制推行日语是“皇民化”的主要内容。就在“七七事变”前后，日本总督府下达了撤销全台学校汉文科、废止各种报刊中文版的命令，同时颁布相应的惩罚措施，强迫台湾民众学习、使用日语。在“七七事变”前后，台湾花莲厅发布训令，规定公务场合如果不用日语者立即解职。在台湾许多地区，规定不学日语者征收过怠金。各种苛刻的惩罚禁令数不胜数，甚至如果买车票时听不懂日语，得到的回答是：“你不是皇民，买票要到后边去。”在学校说一句汉语罚款一钱。日本殖民当局公开叫嚣：“绝对禁止使用台湾语和汉文，不满者滚回支那去。”禁止汉文汉字，是日本文化侵略中最毒辣的一招。

日本殖民当局在禁止汉语汉文的同时，强行推行日语。1936年全台强制设有日语讲习所3832处，被迫参加的学生为205214人。1940年增加到15833处，学生763263人。到日本投降前夕，各地奉公班均开设夜间学习日语所，各类学生超过100万人，这在当时5名台湾民众中就有1人在学习日语。对居住在山区的原住民，日寇也不放过，强行推行日语，仅1939年间就设立日语讲习所265处，设立日语普及会11处。据有关资料显示，台湾的日语普及程度有所提高，1936年为32.9%，1940年达为51%，1944年则为71%。这是日本总督府的统计，虚假的成份很高。

“皇民化运动”不仅是从语言、文字上做文章，宣扬“日式文明”，还强迫中国人从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时令节气等方面向日本方式看齐。为使台湾民众生活日本化，严禁信仰民间的各种传统宗教、神灵，烧毁台湾民间的诸家神灵，专设日本的天照大神，并且强令在10月27日各行各业都要祭祀；中、小学则规定每月1、8、15日都要按时参拜神社。每逢10月27日，在台湾各地就能看到这种情况，在日本警察、官员的监督下，台湾民众来到设在各地的神社参拜。以清除流行于中国人民中间的宗教活动。

在社会习俗方面，日本殖民当局下令撤销春节等传统节日；台湾家庭必须使用日本的风吕（澡盆）、便所、塌塌米，妇女必须穿和服；吃饭要吃日本料理；行礼要行日本90度的弯腰礼；结婚要在日本花嫁神前结婚；葬礼要采用大和安葬式。

为减少中华民族的色彩，日寇当局下令禁演传统的布袋戏、歌仔戏、歌谣，禁止汉文文学作品，组织演唱戏剧、青年剧、日本军歌等，“灌注大和魂”，宣扬日本精神、日本军威、国体明证、大义名分等。

日本种种统治口号的改变，目的都是为了加紧在台湾的掠夺。推行“皇民化”也是如此，日本借机加紧对台湾人民的欺骗和搜刮。宣扬“臣道实践”和“奉仕”，提出“全岛无一人不为圣战而劳动”，在产业领域组织起形形色色的“挺身队”、“奉公队”，榨取工人、农民的劳动成果；强迫开展“金报国运动”，发行“奉公债券”、“报国债券”，挨家挨户搜括民间藏金。仅1944年，台湾负担的日本军费高达1.5亿元，这全是靠明征暗夺而来，成为日本维持全面战争的重要补充。

为挖掉中国人身上的中国根，从40年代初期起，日本殖民当局又开始禁止中国人使用中国名字。1940年2月，日本殖民当局宣布“恩准”台湾人改用日本式姓名。表示本人提出申请，只要经过知事厅长许可，即可以改变自己的姓名。事实上，改用日式姓名运动，却是靠政治高压强迫推行的。殖民当局设立更改姓名推进会，由警察胁迫改名，有一些汉奸当然求之不得，也有一些供职于殖民机构和日人公司的人，因为生存的需要也跟着改名。在殖民者的淫威下，1941年间改名的有71875人，第二年有约10万人，日本投降时，同意改名字的人也极为有限。

日本殖民当局为加速推行“皇民化运动”，对于全天候使用日语和日本化生活方式的家庭，则奖赏其为“国语（日语）家庭”，在当时紧张的物资供应下，享受比一般人更多的食物供给等优惠待遇，以从物质上进行诱拉。

日本殖民者废尽心机推出的“皇民化运动”，从来没有达到所期望的目标。这是因为日本侵略者要釜底抽薪，妄图彻底割断当地中国人的祖国情结，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人不可能忘掉祖国语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仍然用汉文、汉语。祭祀、生活习惯很多是在民间和家庭中进行的，所以真正过“皇风生活”的台湾民众几乎没有。改中国姓名为日本姓名的，只占极少数。

日本把台湾作为侵略中国大陆的前进基地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是征集当地中国人参加日军侵略阵营。在“皇民化运动”后期，日本殖民当局则把征集当地青年参加侵略战争当作主要任务。1943年实施陆海军特别志愿兵制，1945年实施征兵制，由日本侵略者强征入伍、为日本卖命而战死的中国人达3万余人。至于在战争期间被日本强征入伍的更是多达207183人，这还是根据日本厚生省的统计，实际上肯定超过此数。

三、历史上的满清入关和日军侵华从性质上说有什么不同吗？

明朝汉族统治时期满清入关，统治了我们汉族200多年，结果被我们汉文化同化，最终成为了我们五十六个民族的一部分，站在现在的角度来说这是我们民族内部矛盾，满族与汉族之间的冲突。而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对抗外来侵略的战争，是外部矛盾。但是站在当时满清入关时的时代背景，满清入关也属于外来侵略，只是最终被我们同化了，融入了我们中原文明，就像你自己说的成为了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小日本侵华也可以看做是大和民族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战争也属于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只是小日本还没被我们同化，所以站在现在的角度和立场来看还属于外部矛盾。让他得瑟吧，早晚这也会是我们民族之间的内部矛盾的。

四、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哪些危害

日本侵华究竟掠夺了中国多少文物 “欲亡其国，先灭其史

。”

日本侵华，对于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一些有价值的文物来说，是一次大的劫难。无数珍宝文物和珍贵的历史资料被日本侵略者或偷，或抢，或毁，而这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是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考古”学者盗掘了中国多少古墓？

“七七事变”后，日军破坏了故宫多少文物？

日本人的《江南踏查》报告书披露了哪些文物劫掠细节？

战后，国民政府究竟追回了多少文物？

本文就带领大家走进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去看看日本侵略者在对待中国文化上所犯下的鲜为人知的滔天罪行。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完全统计，在历史长河中，有数百万件甚至上千万件的中国文物流落于世界上47个国家，其中最庞大的留落地，就是同属亚洲的日本。疯狂盗掘：“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文物掠夺

日本掠夺中国的国宝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倭寇侵扰，但真正开始大规模地掠夺中国文物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当时日军将司令部设在北京北海静心斋，大肆抢掠里面的文物，万佛楼内大小1万尊金佛被悉数掠走。据资料，仅日军联队长栗屋大佐就掠走了文徵明绘画1卷，明代铜制香炉1个，玉器10件等。 “九一八事变”前的几十年，利用战争抢掠他国有价值的文化名品逐渐成为日本的自觉行动，他们把掠夺中国文物与培养日本文化根基、“雄进国家财产”和“发扬国威”联系起来。1902年至1914年，日本曾先后三次派遣以净土宗西本愿寺派第22世门主（住持）大谷光瑞（他也是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为首的中亚西亚探险队深入中国境内，从事名为考古、实为盗窃历史文物的活动。三次探险的队员共有18人，历时5年零11个月，行程

1.8万公里，足迹遍布中国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40余座城镇，294个佛迹点。“大谷探险队”通过乱挖、乱掘和切割等破坏手段，大量窃取、掠夺中国地上地下文物宝藏。其中较突出的是9具人体标本和5块方砖形彩墨书墓志铭，以及公元500—640年墓葬中的“人首蛇身（伏羲女娲交身）图”。他的手下还买通王圆_道士，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大谷探险队”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

疯狂盗掘使中国西北地区的文物古迹遭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破坏与洗劫，三次“探险”，到底窃取掠夺了中国多少文物，没有确切的数字。仅第三次“探险”，有记载表明：共窃取文物86箱，重达6731公斤，部分被盗运到日本的京都恩赐博物馆。大谷自称所获文物“在时代上可上溯至六朝，在种类上也多种多样，颇为丰富”，类别有“佛典、经籍、史料、西域文字的文书、绘画、雕塑、染织、刺绣、古钱、印本等”。

这种假借考古、田野调查、探险的名义对中国文物进行劫掠的行为，一直持续到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如1905年，东京大学的鸟居龙藏在辽东半岛及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和盗掘的行动，一直延续到1911年。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盗掘了旅顺刁家屯汉墓等；1931年发掘了营城子汉墓，临摹了古坟壁画，收罗了许多文物。1933年6月8日，以原田淑人、池内宏为首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发掘渤海上京龙泉府的宫殿遗址，劫走一批珍贵文物。

1933年，日本山中商会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经理高田勾结北京古玩奸商倪玉书，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进行肢解、劫掠。1935年，日本考古队在辽祖耶律阿保机寝陵等地发掘的珍贵文物，如耶律阿保机夫妇的玉册残简，也被盗运东京。1936年起，原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

一、长广敏雄等开始对中国南北响堂山、龙门石窟进行调查。结果，他们从中国陆续取走了有关龙门、云冈的石窟资料5600件，石刻资料8000件。这些文物现在仍保存在该所东洋文献中心。其他如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和东亚文化协会的原田淑人等发掘北魏平城遗址、邯郸赵王城、齐国故城、滕薛二国故城、曲阜汉鲁灵光殿遗址、周口店和殷墟遗址，以及东京帝国大学在大同等地的发掘。仅在辽宁、吉林等地，就有为数达17起之多的盗掘。

1929年前后，一本叫《亚细亚写真大观》的摄影月刊风靡日本。该月刊前后发表了几千幅拍摄于1924年至1932年的照片，内容主要以中国为拍摄对象，并以中国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的所谓“满蒙”地方的照片占大多数。这些照片均出自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情报课直接指导下的情报人员岛崎役治之手。此人的公开身份是日本设在大连的“亚细亚写真大观社”的专业摄影社员，该社的首席“名誉赞助员”就是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其他“名誉赞助员”“评议员”如头山满（日本极右翼首领、“大东亚共荣圈”的疯狂鼓吹者）、清浦奎吾（两任日本首相、反华元老）、斋藤实（日本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陆军大臣）、白鸟库吉（日本东洋史学家、考古学家）、山崎直方（日本地理学家）、鸟居龙藏（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等人，不是策动侵华战争的实权人物，就是精通中国文化历史的大学教授。其险恶的军事、政治目的，已经十分清楚了。

在这些照片中，中国每个省、市重要的建筑物、各行业人群，乃至大城市中的火车站里的客货站、海港码头、市内交通及公路设施、中心广场、商业中心街、重要厂矿、名胜古迹标志、日本在华“纪念物”（如塑像、墓碑之类）都在必摄之列。这些照片大多数没有什么观赏价值，但作为侵略时占领一城一池的需要和劫掠中国文物，却很有_用价值。

就以1928年的照片为例，岛崎氏有一篇《济南摄影行》的杂记附录在当时的“写真大观”刊上。“五三惨案”后，济南沦陷，日军就是按照这些情报资料强行将济南附近临淄县龙泉寺的2尊北齐石佛、2尊北齐菩萨雕像和2块石碑运到淄河店车站，在这里装上火车运往青岛，再从青岛装船运往日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范围内，一些日本考古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及个人随之而来，他们早已不满足于假借考古的名义在“满蒙”和华北偷盗文物，而是有计划有目标地在军队的保护下进行公开劫掠。日军侵占东北不久，便以“保护”为名派宪兵闯进沈阳故宫，掠走清代文溯阁的《四库全书》。日本人因为前面对中国文物古迹进行了详细的摸底和调查研究，所以，“他们对中国文化十分了解，知道哪些文物值得拿，哪些不值得拿”。

来源：读书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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