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大佐姓名（日本关东军大佐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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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 1、日本当年的大佐相当于我国军队的什么军衔？

• 2、石井四郎的选择据点

• 3、请教一下侵华日军中关东军的资料

• 4、二战中，让日军梦寐以求的大佐都有哪些权利和待遇呢？

一、日本当年的大佐相当于我国军队的什么军衔？

“联队”是二战日本陆军单一兵种的最大编制单位， 而其上所有的旅团、师团、军、方面军、总方面军等建制，都可以视作诸兵种合成部队。由此，认真研究二战日军陆军将领队伍，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1000多名日本将军，都有担任过步兵或者炮兵联队长的履历。

（日军大佐剧照）

而步炮兵联队长的标配正是大佐军衔，足见大佐军衔和联队长军职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细看“二二六事变”等日本电影，你还会发现早期日军的领章上有数字符号，比如“3”的金色标记，注意那不是师团番号，因为“二二六事变”的主体是东京第一师团，那是联队番号显示，道理很简单：师团属联队是可以调入调出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但联队一经组建，除非整个部队番号撤销，否则基本维持编制不动。所以鬼子天皇才只授予“联队旗”，你肯定没有听说过旅团旗、师团旗吧？道理就在这。整个抗战期间，我们只在滇西战场全歼过日军两个联队，逼得鬼子在覆灭前焚烧了联队旗，缴获的干脆一面都没有。

正因为如此，大佐虽然在军衔对应上与“上校”类同（佐官三级对校官三级），实际重量要等于美式军衔的“准将”和苏式军衔的“大校”，是日本军官升为少将的重要节点。尤其是日军二战期间只设置了少将、中将和大将三级将官（元帅并非正式军衔，荣誉称号而已），更显得大佐的“含金量”较高。

关于大佐军衔的职务、待遇和权力，之前有过几次专答，本文着重介绍下日军参谋体系当中的“大佐”。众所周知，日本陆军的“军政”和“军令”体系是分开的，所谓的“军部”泛指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合体 ，陆军省负责平常“养兵”，而参谋本部专司战时“用兵”，因此在战争期间，参谋本部的权力明显偏重。

而日军各部的参谋长、参谋就属于参谋本部系统，参谋长领导的参谋团队只对上一级参谋单位负责（还有负责情报、后勤的参谋），同级军事主官对参谋长没有任免权，这就造成了参谋团队的飞扬跋扈和独断专行。日军在联队级别不设参谋长，所以“联队参谋”的权力多多少少受到抑制，但问题在于，大佐级参谋军官位置非常敏感。

日本陆军早期的步兵旅团参谋长、师团参谋长、军级作战主任参谋、方面军高级参谋、总军的作战参谋，绝大多数都是大佐军衔，同时包括参谋本部各二级部的主要“课长”也是大佐衔。这些家伙在参谋体系相对独立的体制下，掌握着日军主要的战役拟定权和作战指挥权，因此直接影响着战争走向，其危害性是不容忽视的。

也就是说，这些个大佐级参谋军官可以制定战略、策划战役和监督战斗，渗透到日军作战的方方面面，远比大佐联队长的破坏性要大。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元凶，罪行最严重的其实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进攻北大营的不过是日军一个步兵大队，而调动整个第29联队攻击沈阳城的，正是假借“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的板垣。

什么土肥原（大佐）、石原莞尔（中佐）、花谷正（少佐）虽然都是策划者，但都不拥有调兵作战权，而板垣征四郎的身份就可以，之后命令也得到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追认，于是我们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就开始了。同样，板垣的前任河本大作，也是大佐军衔，正是他策划实施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大帅作霖。

在实施暗杀的过程中，河本大作可以从关东军以外的部队借调爆破专家、可以调动警备队进行现场封锁、可以准备敢死队准备二次攻击，甚至可以动用情报部门准确掌握张作霖的行程，一个大佐高级参谋的能量可想而知。而挑起“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这一批大佐或者中佐军官，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大部分都成为了将军，板垣就出任过第五师团长乃至陆军大臣。

所以说，大佐这级军官在抗日战争中扮演了极为重要和不光彩的角色，一般而言，完全可以成为沦陷区中型城市或地区的最高指挥官，也可以在日军旅团、师团和军级部队的作战中“当家做主”，是不容忽视的职务军衔。

二、石井四郎的选择据点

石井四郎并不满足于仅在日本本土上研究细菌战，于是他亲自执笔撰写报告，请陆军省军医总监西汉行藏中将转交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报告中提出请求：“现在，我们感到，对细菌武器的研究，是必须加以实验的时候了，我们要求军部，把我们全体调到满洲，使我们用来维护皇军的细菌武器得以高度的发展。”日本大本营批准了他的报告。

1932年8月31日，石井四郎和他从小长大的朋友增田知贞以及4名助手、5名雇员随行，到中国东北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跑遍了整个东北。目的是要在中国东北选择建立细菌研究基地的地址，之所以选择东北，是因为在中国东北容易得到细菌研究的“材料”——活人；另外，中国东北靠近苏联，气候也与其相似，一旦与苏军交战，可以直接地实施细菌攻击。但在具体地点的选择上发生争执，关东军的石原莞尔主张设在牡丹江，而石井四郎却执意要建在“北满”的最大城市哈尔滨。最后，石井四郎的主张得到了日本大本营的支持。同时，石井四郎的细菌战计划，也得到了关东军的大力支持。关东军高层认为细菌战能起着击败苏军的重要作用，细菌战将成为抵消日军在对苏作战中兵力上的劣势。

1933年8月的一天，石井四郎命令日军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与文庙街交叉口一带，撵走了当地的商店主、职员和居民，秘密设立了细菌研究所（石井部队），密称“加茂部队”，取名“加茂”，是源自石井的家乡名称。此外，这支臭名昭著的细菌部队还常冠名为“东乡部队”，这是因为石井四郎十分崇拜在日俄战争中的东乡平八郎元帅，而且石井本人采用的别名也为“东乡大尉”，细菌部队基地里的宿舍区称“东乡村”，神社称“东乡神社”。

尽管石井四郎采取了极为严格的各种保密措施，但是，如果在像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里实施大规模的人体细菌实验，显然有诸多不方便。石井四郎对此早有考虑，他选中了距哈尔滨市70公里以外的五常县背荫河镇。在石井四郎看来，此地不但交通方便而且又较为隐蔽，是作为大规模进行人体细菌实验场所的理想地址。

1933年秋，“加茂部队”派黑田大尉在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圈定了500多平方千米的地盘，在附近村屯强征近千名劳工和几百辆马车，日夜不停地修筑“兵营”。不到一年时间，便建成了约100栋的砖瓦房。“营区不仅有营舍，还有到背荫河火车站的专用线和飞机场。 1933年12月8日，关东军参谋远藤三郎视察这里时，说：“初具规模达600平方米的大兵营，令人产生一种好似要塞的印象。这虽然是他们努力的结果，20几万元的经费开支看来还是值得的。”而石井四郎本人也成为了有可他直接指挥的三百多人的细菌部队部队长。背荫河细菌实验场不仅中国人不许靠近，就连火车经过背荫河车站时，也要放下车窗帘，严禁旅客向车外探望。细菌实验场的日本人员很少外出，并都使用假名。即使与国内家属通信，也经过关东军的审查。背荫河细菌实验场完全成为了与世隔绝的军事要塞。背荫河细菌实验场因派了一个名叫中马的大尉管理“兵营”，不知底细的当地老百姓都称这座神秘的“大兵营”为“中马城”。

在“中马城”营区中央是监狱和人体实验的综合设施。监狱是按关押1000人的规模建造，通常关押着500——600人。牢房很小，“犯人”几乎总是戴着手铐和脚镣。每个被囚禁的人平均3天——5天内采血500cc左右,采血从未停止过。等囚徒衰弱不再具有“研究价值”便注射毒液或枪杀，然后进行解剖，最后送到焚尸炉焚烧灭迹，焚尸炉由化名细谷的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刚男负责。

石井四郎在背荫河进行的细菌人体实验重点，放在炭疽、鼻疽、鼠疫和霍乱三四种的接触传染病病菌上；此外，还利用人体进行毒气瓦斯、毒液实验；同时以人体为“材料”来进行冻伤实验。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冈村宁次曾到背荫河视察，对冻伤实验尤为关注，因为关东军在中国东北镇压抗日武装及日后与苏军作战时，面临的严重问题便是严寒下冻伤威胁。视察后，冈村宁次给上司的报告书中写道：“冻伤最好的治疗方法是在37摄氏度的水中浸泡”，这一发现是“根据使用人体用各种方法经过反复的试验所获得的宝贵的数据而得出”。

“中马城”从1933年下半年复合设施还没完成，石井四郎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启动使用，1934年秋天，在中秋节因看守的日本兵警戒松懈，有30余名囚徒越狱，其中王子扬等12人侥幸逃脱。由于这次越狱事件，使石井四郎感到将背荫河选择在抗联第三军的游击区域，是选错了地址。但为了减轻和推卸责任，石井四郎还是采取了暂时维持，看看情况再定的办法。但此后，抗联第三军赵尚志部曾几次袭击“中马城”及附近日军驻地，甚至发生了攻城未克事件。迫使石井不得不下定决心重新选择“基地”了。 1934年12月28日，关东军参谋远藤三郎和化名“东乡”的石井四郎，从长春出发，途经哈尔滨也没有停留，直奔背荫河的“中马城”。尽管两人对搬迁一事只字未提，但己下定决心废弃“中马城”了。石井四郎以背荫河细菌实验场发生“意外的火灾”为借口，向日本参谋本部提出迁移和扩大“加茂部队”的计划，很快便获批准。石井四郎将设备和机器装运至哈尔滨，把关押的人员秘密杀死，不久，“中马城”变成了废墟。

从背荫河“中马城”的细菌部队撤到了哈尔滨市的“加茂部队”本部，即宣化街与文庙街交叉口处，在日本陆军医院的南院，以日军医院为掩护，进行秘密的细菌研究活动。临街的大铁门经常关闭，由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把守。里边一座二层的小黄楼，出入的都是一些日本军人和穿白大褂的日本人。这里既像是工厂，又像是医院。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加上这里确实生产滤水器这个半公开的事实，起到了掩盖罪恶真相的作用。　早在1931年，石井四郎便公开展示自己发明的滤水机，为了证明这种滤水机能把浊水、污水变成可饮用水，他多次在大规模的公开场合表演。1933年，昭和天皇视察陆军军医学校时，就曾观看过石井的演示。日本陆军海军参谋长也曾亲眼目睹过。为证实滤水机的功能，石井四郎甚至不惜当场亲自喝下经过滤水机的尿液。这种石井式滤水机后来在硫磺岛战役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松村知胜少将在回忆录中，对此曾有过活灵活现的描写：“被称为‘陆军的狂人军医’的石井，是一个坚毅果断，擅长宣传，有行动能力的军医。他从年轻的时候就行为古怪。昭和12年（1937年）前后，在军医学校当教官时，当时笔者正在参谋本部编成班任职，他经常不请自来，强烈要求给防疫给水方面预算和编制。为此,或当众舔从人尿中提炼的盐，或饮用污水处理来的清水等，让参谋本部的大人物们目瞪口呆……总之是一位善于策划，富有实干能力的人……”防疫给水部成了日本疯狂从事细菌战的最好隐身衣，石井四郎以此为名，在中国东北及关各地，成立了23个以上的“防疫给水部”，即细菌部队及分支。

1935年初夏，关东军强占距哈尔滨市约20公里的平房地区，圈定6平方公里范围，并于1936年春动工，开始了营建细菌部队的设施。这是一项极为保密的巨大、综合性的工程，石井四郎在长春招募了4个日本建设株式会社承担，经时两年多才告完成，工地上使用中国劳工有时超过去1500人。

从细菌部队设施蓝图上看，区内至少建有76栋建筑，包括指挥中枢所在的二层楼，即由3栋、4栋、5栋、6栋组成的细菌研究中心的“四方楼”，占地约为l5000平方米，内有各种细菌研究室、可供全年使用的冻伤实验室、监狱、解剖室等，还有处理人体和动物尸骸的3个焚尸炉。

1936年时，平房及附属设施的年度预算为“人力费300万日元，各支队20——30万日元，试验研究经费600万日元”。所以事实上石井四郎掌握着1000多万日元的预算经费，而在当时即使指挥几个师团的将官们如果得到如此一笔预算也会高兴不已。1938年石井四郎晋升为大佐。1938年6月30日，关东军司令部发布了第1539号命令，确定了平房“特别军事区”范围及规则，“特别军事区”总面积约120多平方公里。

731细菌部队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德国法西斯“波兹南细菌研究院”，是世界上最大的杀人工厂。731细菌部队人员配备比其它培训部队高出一等，配有一名中将和四名少将，全员时为2600人。1939年末，关东军副参谋长远藤三郎少将来到平房，看到石井部队的“惊人规模”并与此1933年背荫河细菌实验场相比，不由发出“大有不胜今昔之感”。

石井四郎“上下班”往来于哈尔滨与平房之间，乘坐的是由专用司机驾驶的配有装甲板的高级轿车。他在哈尔滨市的住所是没收来的俄罗斯人的大邸宅，石井四郎和他的妻子及七个孩子在此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石井四郎的一个女儿石井春海在近40年后还留恋地回忆：“那实在是一座别致的住宅，就像从《飘》那样罗曼蒂克的电影中搬下来的一样。”食人恶魔石井四郎在中国东北过着阔气放浪的生活，他仍旧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显示欲，贪婪地挪用“公款”，狂饮、逛艺妓馆。

石井四郎千方百计地将日本几乎所有的细菌学者建立联系，使他们为这支细菌部队给予援助。而且，日本的大学也几乎都被动员起来了,除东京的陆军军医学校外，还有京都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东京的传染病研究所等等。而且在中国东北与石井四郎共过事的那些部下，战后很多人都成了大学里的医学部部长、主任教授、大学校长，或是创造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各业界中技术骨干力量，担任着重要职务。如731细菌部队气性坏疽、炭疽班班长植村肇，战后任日本文部省教科书主任调查官；731部队的长友浪男，战后曾任日本北海道副知事 ；731部队防疫研究室的金子顺一，战后曾任日本防务厅主任研究员；1644部队防疫研究室的村田良介，曾任日本厚生省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现为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第六任副所长和第七任所长；731部队冻伤课课长吉村寿人，战后曾任日本京都府医科大学校长。据最新资料披露：共有79名日本细菌战犯在战后受到重用。

三、请教一下侵华日军中关东军的资料

关东军，英文名guandong army，是驻扎在辽东半岛南部关东州的陆军，名字关东军名字来源于来源于驻扎地名，因为辽东半岛南部大连、旅顺、金州曾被称为关东州，驻扎在那里得名关东军。俄国将关东州及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后改名为南满铁路）以及相应的一切特权转交给了日本。日本随后便成立了相应的殖民机构，并派军队驻守，这支军队就叫关东军。所以，简单地说，“9.18事变”之前，关东州，即旅顺口、大连湾一带3200多平方公里土地，南满铁路及铁路两侧数公里之内的区域，是日本的租界地。关东军就是驻扎在关东州及南满铁路的日军部队。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旅顺。原本用于保护日本在辽东半岛权益。后来演变为日本驻外重要陆军力量，是日本的陆军主力。1928年，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东北的统治者张作霖，意图制造混乱。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并以此为借口炮击东北军大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拉开了长达十四年的侵华战争的序幕。“9.18事变”不是日本政府策划的。当时日本军队中的军国主义势力还没有控制日本政府。“9.18事变”是日本关东军中以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分子在日本军部和关东军上层的默许、纵容和支持下，一手策划并实施的，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了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等军国主义分子的协助。所以说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关东军。

建立满洲国。其间和其后关东军屡次扩大规模。被众人所误解的是，关东军人数虽多，但素质并不相同。从1943年开始，随着太平洋战事发展，关东军主力逐渐被抽调至太平洋战线。真正关东军的精锐几乎全死于太平洋战争。至于俄罗斯发动的八月风暴所打败的只是挂着关东军头衔的冒牌货。关东军主力几乎不与中国军队交战，主要目的是为了南进占领东南亚保存实力。后期关东军兵力的增加只是一种表面的膨胀，武器装备和战斗素养仅仅相当于以前的8个半师团。根据很多资料记载，此时的关东军仅仅只有130多辆坦克，大炮和战机几乎都是历史的最低点。新动员起来的二十五万人几乎无法做到足额的武器分配，只好靠关东军老部队之间调整、挪用。同时，把伪满军尽量改为槁后勤，将他们手中的枪枝弹药收归关东军新扩部队。割肉补疮，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关东军司令官只得下令削竹枪装备新编部队。 由于缺乏兵源，日本不得不将各殖民地的附庸军，编入关东军的作战序列。在短时间内聚集了大量的有生力量，似乎恢复了关东军强盛时期的军事编制数额！ 新扩编部队的军官、战斗骨干都等于零。统帅部一个军官也抽调不出来，仍然全靠关东军就地取材。这样的军队能否进行现代化的大兵团作战，不言而喻。 关东军在后期实际上是一群由满洲地区的日本侨民和公职人员临时凑合起来的乌合之众。严格他说，这是一支不能作战的军队，它的存在和被消灭，事实上与日本无条件投降毫无关系。

1943年底，关东军的主力师团：第1师团、第8师团、第9师团、第10师团、第11师团、第12师团、第14师团、第23师团、第24师团、第25师团、第27师团、第28师团、第29师团、第57师团、第71师团。1945年1月，日军大本营再次抽调关东军13个师团赴太平洋战场。4月美军占领冲绳并开始空袭日本本土，日军为集中兵力进行本土决战，又从关东军抽调7个师团和所储备的近1/3战略物资回日本本土备战。

四、二战中，让日军梦寐以求的大佐都有哪些权利和待遇呢？

熟读抗战史的都应该知道，1944年侵华日军回光返照的大规模进攻战役“一号作战”，此役动用的总兵力超过50万人，是日俄战争以后日本陆军最大的一次作战行动，中国战史谓之“豫湘桂战役”。而策动和具体负责这个作战方案实施的，居然是服部卓四郎和岛贯武治两名大佐军官。

（和平饭店日下步大佐）

服部卓四郎，时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长，大佐军衔；岛贯武治，历任第11军高级参谋、华北方面军和关东军高级作战参谋、“中国派遣军”作战主任参谋，大佐军衔。这两个货在东京一碰头，认定必须打通纵贯中国大陆的交通线，否则失去海上运输能力的太平洋战场日军就得玩完。

于是两名大佐带着作战班长等一群中佐、少佐拟定完战役计划后上呈，作战部长（少将）签字、参谋次长（中将）和总长（大将）签字，再由服部卓四郎正式通知侵华日军实施，这就是日本军队二战时期的作战决策体系。很儿戏是吗？这其实就是大佐级参谋军官的巨大能量，“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只有照办的份。

还是这个岛贯武治大佐，战役打响前二度出任第11军高级参谋，在桂柳会战中公然抗拒畑俊六和冈村宁次（第六方面军司令）的命令，支持横山勇擅自行动。同样，在早年的“九一八事变”中，主谋也是板垣、石原等几个佐级军官，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甚至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发布命令，事后也得到了本庄繁中将的追认，“七七事变”呢？决定动手的也是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

二战日本陆军将官只有三级，不设准将军衔，而同样没有准将衔的民国军队，至少上将还是分为两档的（特级上将不计在内），因此日本的将官比较“值钱”，如此也就造成了大佐军衔级别较高，等于一只脚已经踏入将军的门槛，无非需要把停年混够或者获得功勋。所以，日军的大佐军衔“含金量”普遍要高于民国军队的“上校”。

从专业的军制上说，陆军大佐属于“一等奏任官”，服役的年龄上限为55岁，晋级“停年”为两年，年薪4000余日元（旧币）。适配职务为步兵联队长、旅团和师长参谋长、军司令部副参谋长，以及军以上司令部的高级参谋、情报主任参谋、作战主任参谋等等，在二战时期属于高级军官，干掉一个颇为不易。

日本陆军的所有军官都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这成为了二战特例，因为日本就那么一所标准的陆军军官养成学校，不过在这里毕业的军官一般晋升到中佐就算到头了，再朝上升非常之难。怎么才能顺利晋到大佐从而迈入将军行列呢？必须再考进“陆军大学”深造，关于陆大的具体情况之前有专答，考试和选拔是非常严格的，只要一名尉官走进陆大校门，十年之内基本可以晋升大佐。

陆大生多以少尉或者中尉入学，三年期满后一般以大尉毕业，其优惠就是最低停年到了后肯定升级，而没有陆大学历的军官起码要熬满十五年左右才有机会。同时升将官更是一个大坎，就算成绩和业绩相同，陆大生也是优先升将官（只要不犯错误不提前退役），而普通军官升将官非常困难。 所以陆大的入学竞争十分激烈，存在的64年间只有3485名毕业生。

结论很清晰了吧？普通日军士兵“梦寐以求”也是白搭，他们没有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历，就不算职业军官，即便在战场上表现出色，也最多成为士官（曹长、军曹、伍长）或者准尉，没可能继续升迁。而就算是陆士毕业的普通军官，如果没考上陆军大学的话，晋升大佐的路也是非常遥远，这是由二战日本陆军所谓“精英制”的军事教育体制决定的。

（双枪李向阳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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