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如何看待ChatGDP（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网络交往）

大家好！今天让创意岭的小编来大家介绍下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ChatGDP的问题，以下是小编对此问题的归纳整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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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 1、胡锡进是如何评价“2021年GDP数据”的？

• 2、GDP增长与可持续发展如何协调？

• 3、真正创造的GDP，应该是什么样的，什么叫创造出来的GDP

• 4、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经济

一、胡锡进是如何评价“2021年GDP数据”的？

胡锡进根据2021年的GDP数据进行了一通分析。他说，2021年的经济数据情况喜中有忧，虽然一直在不断增长，但实际上涨幅弧度很小。2021年GDP数据表对应了2021年人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很多生活场景都不约而同出现了萧条现象，工作也变得特别不好，因此导致许多人的生计出现了问题。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之下，我们国家的经济情况是在走下坡路。并且社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他们就像雨后春笋一样接连出现。民众的思想解放越来越少，政治觉悟更是微乎其微，社会的闯劲在萎缩，平安思想在人群中间蔓延，这对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一种趋势。

一、经济环境受到社会环境影响，新冠肺炎阻碍了经济发展

2021年的GDP增幅小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有着直接联系，经济下滑趋势在所难免。但是，还是应该鼓舞广大市民的士气，让国内经济重新走上正轨。经济环境好了，相信很多城市的生活都会变得越来越好，疫情过去之后，我们国内的出口商品贸易也会得到全方面的恢复，也会变得更加完善。在2021年，新冠肺炎导致不少企业倒闭，致使我国经济大量下降，很多人就此失业。GDP数据真实反映了人们各个环节的真实生活情况，是最有效的数据。

二、人口增长缓慢，可能引来负增长情况

在中国人口统计局统计中可以看出，2021年我们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非常缓慢，在这一年里，所增加的人口甚至不足五十万人。而在2020年，我们国家的人口增长还能够到达二百多万的水平。在这样的差距对比之下，胡锡进明确表示2022年我们或许会迎来首次人口负增长的情况。

2021年，我们的GDP数据远超美国，但这些数据比起我们国家2020年的发展来说，根本不值一提。希望新冠肺炎赶紧过去，也希望经济环境能得到好转。

二、GDP增长与可持续发展如何协调？

一、关于增长和发展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关于什么是发展？什么是增长？两者的关系如何？这是我们首先必须认识清楚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对发展和增长的概念是模糊的和混淆的，我们往往用ＧＤＰ（国内生产总值）来作为考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众所周知，ＧＤＰ是一年当中本国（本地）国民和外国人（外地人）在本国或本地所生产的商品与服务的附加价值总和。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之一，我们追求ＧＤＰ的增长，很有必要。但任何一项统计指标，都有其确定的适用范围，夸大其适用范围和过分强调它的作用，必然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我们在了解ＧＤＰ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必须了解它的局限性。

第一，ＧＤＰ不能反映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和透支能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二，ＧＤＰ不能准确反映一国财富的变化，不能反映一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现在外资在我国的投资和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他们相当部分资产会外流。

第三，ＧＤＰ不能全面反映人们的福利状况，不能反映人们收入状况的差异，在目前的我国的经济结构中，投资比率明显高于消费比率，收入增加同ＧＤＰ增长比率不同步；

第四，不能全面反映一国的人文状况，即文化、教育、科技、文明和精神状况。

"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的是增长的可持续性、公平性和系统性，强调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这也是"三个代表"的具体要求。按照学术理论界的解释，持续发展是主观的，而可持续发展是客观的，其强调正确处理和协调人口、资源、生态环境、文化、交通、经济与社会间的相互关系的共同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则：

一是可持续性；二是公平性（同代人、代际公平，公平分配资源）；三是系统性。由此可见，发展不同于增长，增长不是发展的目的，而是发展的手段，只要我们的增长具有可持续性、公平性和系统性特征并且坚持"以人为本"，那么，增长和发展就和谐、统一了。

二、城市发展与ＧＤＰ增长

"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资产作为城市最大的、价值最高的存量资产和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几乎被所有城市列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首选目标和重点突破口，各地又几乎同时把房地产作为各自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房地产业的兴起、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都无不与我国的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和土地资产的运作有关。我国当前的经济体制正处在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由于旧的体制和秩序尚未彻底打破，必然会出现种种的利益重组和再分配，必然会出现种种的"冲突"和"阵痛"。

由于体制原因，各地政府为了资金、"ＧＤＰ"和"政绩"，无一不把房地产作为区域经济的支柱产业，持续大规模的旧区改造、"圈地运动"、各路"热钱"的涌入、舆论的高度一致且一片"利好"，新一轮的土地"圈地运动"方兴未艾，土地出让收入、房地产税收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最主要资金来源。据不完全统计，截至２００３年上半年，１３年来全国累计收取的土地出让金已达６０００多亿元。但与此同时，全国的商品房空置率却有增无减，据初步统计，全国大约有一亿多平方米空置商品房。另外土地的闲置状况也非常严重，据调查，全国现有各级各类开发区３８００多家，尚不包括乡、镇、村自行设立和尚未上报的开发区；在对２４个省（区、市）的统计中，各类园区规划占地面积达３．６万平方公里，超过了现有城市的建设用地总量；在全国省级以上９００多家开发区中，国家批准规划近３０００万亩，已经开发的仅占规划总面积的１３．５％，近２６００万亩土地闲置。房地产无效供给和有效需求的矛盾十分突出并有扩大的趋势，况且还有大量的银行贷款和稀缺土地资源的浪费（据有关资料统计，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以来，即使作最保守的估计，违规土地出让、转让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每年也达１００亿以上），ＧＤＰ的真实增长及增长效率受到了挑战，房地产和整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面临着挑战。

三、房价与"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

高房价、"圈地运动"能带来大量的建设资金并能带来区域经济（ＧＤＰ）的增长这是不争的事实，人们还往往通过简单的与发达国家的房价比较来说明我国的房价还有持续、巨大的上升空间，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我们收入水平低这样一个事实，未来中国住宅消费的主体一定是本土中低收入家庭，洋人决不可能支撑本土楼市，过度的房地产外来投资（投机）固然短期内对区域经济有贡献但长期来看对整个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未必有利，这从各国的住宅发展史中可以得到印证；另外按国际衡量房价与收入关系的价格收入比指标来看，我国的房价高于国际标准，尤其是我国沿海发达城市，地区房价更是高估。我们不能按发达国家的收入来衡量我国的房价，联合国人居中心与世界银行认为，一套住房的合理价格应该是居民家庭年收入的２－３倍，象日本东京居民的年收入与房价比大约在１：４．８，而我国大部分城市是１：８到１：１５，当高收入阶层的需求逐渐被消耗掉后，将可能会出现消费断层现象。从长期来看，中国房地产业无疑是前景光明的，但就目前和今后几年来说，楼市处于"高位放量"（多空双方分歧加大）的"上升筑顶"阶段，房价上升速率过快、商品房供应结构不合理、银行房贷高速增长（据中国人民银行２００３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说，２００３年以来风险较高的房地产开发贷款增加偏多，前三季度开发贷款增加１３５０亿元，同比多增１００６亿元；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０年，个人住房贷款年均增长１１２．８％，房地产贷款余额从１９９８年末的３１０６亿元上升到２００３年９月末的２１３２７亿元）。另据来自银行方面统计现示，全国商业银行的房地产开发贷款由１９９８年的２６８０亿元增长为２００１年的６６００亿元，年均增长２５％。如果调控不好是新一轮住宅开发的风险积聚过程。楼价的上升应该是盘整式或称波浪式、螺旋式缓慢上升，不经过小幅盘整而直线上升是不扎实的，否则楼价的大起必然隐含巨大的风险，况且房价的对比要考虑通货膨胀、科技含量、装修成本（全装修）、公建市政文化教育配套、生态环境改善及利息（贷款）等因素并且要有参照系，不能简单论之。未来几年我国房地产业、住宅产业的发展将步入一个高位盘整的阶段，随着旧区改造节奏的适度调节，随着轨道交通网络的健全和延伸，随着中低价住宅供应的增加和住宅结构的日趋合理，随着房地产贷款政策的调整，房地产住宅将逐步步入一个理性发展期。就总体房地产住宅的价格而言随着其内在品质的提高将稳中微升，但其内在结构必定是有升有降，涨跌互现，除部分价格和价值相符的物有所值的高档商品房继续受国内外成功认识青睐及大量中低价位住宅因存在广泛需求而价格坚挺外，相当一部分中高价楼盘将面临市场竞争的洗礼。通过理性分析我们发现，房价短期内上升过快、过高，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未必有利，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提高了区域经济的商务成本，不利于进一步吸引外资，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会削弱产业的竞争力进而影响商品的出口，最终会影响居民的就业和收入；

二是造成对土地资源的过分依赖和形成大量闲置土地，有透支未来收益和资源之嫌，对可持续发展不利；

三是在收入增长不同步的情况下，会增加老百姓的即期支出从而影响未来和其他支出，近几年来，老百姓的房贷额叠创新高，先"负"起来一族不断扩容；

四是对大中城市带来了人口、交通、环境、资源的压力日益增大，城市的水电煤等基础配套不堪重负，近几年来城市供水、供电紧张，城市"臃肿病"日益明显。当前，不少地方经济对房地产和固定资产依赖过高，２００３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１．９万亿，同比增长３１％，房地产开发投资３８１７亿元，同比增长３４％，远远高于ＧＤＰ的增长速度。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投资乘数效应，加上房价过高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带来了ＧＤＰ的持续高涨（我国房地产和建筑业的增加值达９０００亿元，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９％，每年拉动国内生产总值约２个百分点，而且这种状态仍有上走之势），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消费需求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产业能级不高的可持续发展隐患。因此，怎样正确、辨证处理好经济发展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使其相和谐？怎样正确、辨证看待当前的高房价与经济增长？怎样保证大多数中低收入居民"居者优其屋"并保持生活质量的同步提高？怎样保持高中低房价的合理结构以及房地产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非常迫切地摆在了各级政府和理论学术界的面前，"没有远虑，必有近忧"，惟有实事求是的理论创新和突破，惟有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才能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就象当年如果没有"真理标准问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讨论和理论突破，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及当前的国民经济大好形势一样。

四、房地产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当前，我国房地产和国民经济总体形势不错，改革开放２５年来，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９．４％，可以说是"没有近忧"，但为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我们又"必须有远虑"。

１．进一步完善土地管理体制土地市场的规范运作是住宅产业、城市健康发展的基石，土地市场的"恶庄"行为更具隐蔽性和危害性

目前，政府已有所动作，我们从国务院１８号文以及国家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可以看出。政府在强化对土地使用的审批和监督，从源头上完全控制土地一级市场的供应，并根据经济、社会、人口、产业发展状况适时适量推出土地供应，做到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与市场需求相统一，并且全国、各地的土地供应要有统一的协调机制，国家、省市级政府加大对土地供应的宏观调控力度，严防土地失控现象重演，严防透支未来等方面已经开始加强管理力度。同时，国家正在逐步建立正确的土地供应结构，使土地出让一律按"三公"原则实行招投标、拍卖制度，杜绝土地市场黑箱操作及"空手道"现象，防止土地市场的炒作和国有资产的流失。对土地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建议政府出台的相关法律、政策要规范运作，要有约束性和严肃性，可以通过收回、收购、兼并、拍卖、储备等方式实现政府对土地的垄断，政府当前最重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收紧土地的口子，按法律法规该收回的坚决收回，该拍卖的坚决拍卖，让土地回到真正有实力、真正需要土地干实事的开发商手中，俗话说的好："长痛不如短痛"、"姑息养奸是要贻误战机的"，此类例子，国内外不胜枚举；另外对转让土地所获得的收益，政府要控制其收益的比例并通过税收等形式收取一定的级差收益，防止因炒卖土地而导致的不合理"暴富"，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进而防止房价的大起大落。

２．加强学术研究

确立可持续发展理念要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样一个良好的理论学术氛围，要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前瞻性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制定相关政策，指导房地产乃至城市的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理论研究、争鸣的目的在于求真，而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理论的贫乏和滞后会影响房地产的健康发展，城市发展呼唤系统性、经济学的理性思考，城市发展不需要"随风型"、"事后诸葛亮型"的"评论家"。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又是一个人均土地资源稀缺的国家，我国人均耕地不及世界的三分之一，大城市的人均土地资源更稀缺，国土开发不允许无节制占用土地，更不允许透支未来。必须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区域特点，顺应历史潮流而动。各地各级政府在国土（房地产）可持续发展方面要下大力气研究和谨慎决策，要循序渐进，要研究可持续地（土地）资源利用和可持续的购买力。未来我国住宅建设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一定是本土的广大中低收入阶层，要加大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用房的建设力度，这是国情和民情所决定的，也是"三个代表"的具体要求。要研究国内外的宏观经济形势，研究市场的真实需求（当前许多大城市房地产存在大量投资需求），适当调控旧区改造的力度和节奏，循序渐进，注意均衡发展、防止大起大落。近几年来房地产对ＧＤＰ的贡献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大城市尤其是像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的环境、就业、人口、道路交通、水电煤等能源支持压力也明显增加。因此，必须加强对城市经济、社会、环境、人口协调发展的综合研究。土地是一种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也是我们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好当前的大好形势，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切实协调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我们一定要珍惜稀缺的土地资源。过度的"政绩、形象"工程，过度的"圈地"，把本该在未来数十年的出让的土地收益放在当前使用，必将损害千百万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城市发展并不是简单的"以地生财"。

３．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实现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当前ＧＤＰ增长对房地产、交通、基础建设依赖过高，其明显地带动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扩大了投资的乘数效应。政府靠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拉动内需（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２年，我国累计安排长期建设国债６６００亿远，项目投资总规模３２８００亿元，到２００２年底累计完成投资２４６００元，在这５年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１０．５％），一旦政策的效应发生递减（如旧区改造的逐步减少、集中买房以后的时间断层周期、房贷政策的调整、高价房供应偏大等），一旦房地产出现过热调整，对整个宏观经济将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需引起高度重视和综合、全面、深入的研究；况且人们的消费、投资短期内过度向房地产倾斜，也会造成经济学意义上所说的"挤出效应"即表现为其他消费的紧缩，这也许是我国最近几年除房价以外其他商品价格均下跌、国民经济仍未摆脱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中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新开工增长率均超过了销售增长率，并且供需结构失衡，潜在压力增大。因此，怎样走好"科教兴国"这"华山天险一条路"籍以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怎样以"信息化来带动和促进工业化"？怎样提高产业结构的能级以及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已显得迫在眉睫，必须引起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视。

４．要逐步完善市场经济秩序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和信用经济，要理论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科技创新和人才创新，要转变政府职能，尽快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诚信制度，催生和扶持真正的品牌企业

三、真正创造的GDP，应该是什么样的，什么叫创造出来的GDP

实际GDP，根本就不存在！价值量怎么能代表生产涵数？

全世界的GDP核算都是假的,像生产涵数一样的GDP压根就不存在,它真正的名称应该称作“被买卖流通的劳动总和”或者称作“生产了资本的雇佣劳动总和”（汇率代表的实际上是两国劳动力交换比例，而非真正的生产能力对比）

自1929年现代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开始应用和随着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实际GDP成为经济学中的最重要的概念和统计指标。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首先教给学生的就是这里有一个衡量实物产出的指标——实际GDP。当然，同时还有一个价格指数表示物价总水平，实际GDP是用名义GDP减去物价指数。这样，所有的学生都学会了这个概念并被所有的人所认同，随后这个概念就成为教条而加以应用了。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这个实际GDP作为实物统计的观念对人们的影响。大家都知道，在GDP的统计时，首先得到的是名义GDP，但是在所有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表中（如《中国统计年鉴》），竟然没有名义GDP的增长率这一指标，而是告诉你实际GDP的增长率和物价指数，要想得到名义GDP增长率指标，你自己去加吧，之所以没有名义GDP增长率这一指标，因为经济学家认为GDP就是为了衡量实物产出的，名义GDP的增长率没有用。

但是，实际GDP这个指标很不好用。例如，在实际GDP的统计中，美国1820年时人均GDP是1600美圆，中国现在的人均GDP不到1300美圆，更要命的是中国宋朝时的GDP相当于2000美元的水平，是不是中国人现在的生活水平比美国1820年或中国宋代的时候还要差呢？这显然有些荒唐，你只要把美国或者中国宋代当时有的那些产品的人均产量和现在中国的人均产量作个对比就可以了，更不用说我们现在消费的东西绝大部分是当时美国或宋代没有的。如人们经常说的，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几乎所有的消费品、包括汽车和民用飞机的拥有量都居世界前列，而且每年向美国出口大量的消费品，怎么可能比美国1820年的生活水平还要低呢？

在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有一个应用实际GDP的例子，作者在讲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时写到，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努力工作和技术进步，使实际GDP的增长率连续三、四十年保持在7%左右，这段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接下来又说，这种7%的增长率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从战后到90年代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的人均GDP从战后的130美圆增加到30000美圆，韩国从50美圆增加到12000美圆，台湾地区从80美圆增加到16000美圆等等。当我们把上下两段话放在一起就出笑话了，因为GDP每年增长7.2%，10年会增长1倍，这些国家和地区怎么可能按7%的增长率在40年的时间里增长这么多呢？上面的数字当然是名义GDP，要解释这些数字当然也要用名义GDP，比如日本在高增长时期名义GDP的增长率超过15%，同时日圆对美圆的汇率提高了3倍，而韩国在高增长时期名义GDP的增长率接近30%，而在目前采用实际GDP来说明实际产出的增长，同时分离出物价水平的变动和汇率的变动是经济学家做不到的，这里可以肯定的说，这在将来也做不到，那么这样使用“实际GDP”的统计指标就有些希奇古怪了。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使用实际GDP比较实物给经济学家带来的尴尬。比如要说明中国的GDP究竟是多少美圆就必须先解决人民币对美圆的汇率问题，经济学家试图用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进行计算，结果怎么样呢？从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主张人民币贬值时的低估到现在主张人民币升值的高估，经济学家从2美圆到14美圆之间竟然给出了十多种计算结果，这种误差可能达到7倍的计算是不是还能应用呢？

1930年，凯恩斯在《货币论》一书中针对这种国民收入的统计含义提出疑问，GDP统计中的各种产品是异质的，怎么可以加总在一起表示实物产出呢？实际上，这种加总和指数问题在理论上是有确定的结论的，即只能是单一产品或稳定状态增长（即所有的产品按同样的比例增长），比如说有苹果和梨两种产品，如果它们的增长率都是10%，可以确定的说产出的增长率是10%；但如果苹果的增长率是15%和梨的增长率是5%，我们是不可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指数的。这一问题实际上很容易理解，比如对于我们现实生活的异质品世界来讲，说GDP增长8%，显然不如说去年生产的是21寸电视而今年生产了29寸的电视更清楚。

对于物价指数的统计也是如此，这种统计只能在单一产品和稳定状态下才是可能的，比如苹果和梨的价格都增长了10%，可以确定的说物价上涨了10%；但如果苹果的价格上涨了15%和梨的价格上涨了5%，或者价格同时上升而苹果和梨的产量比例变化了，我们是不可能得到一个确定的物价指数的。前面所举的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人民币的汇率出现的尴尬结果就是一个例子。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也说，物价指数的统计可能忽视了产品质量的变化，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如果物价指数的统计考虑产品的质量变化，由于产品的质量变化太快（比如电视机），那将使物价指数的统计失去意义，因为只要质量变化了就要把它视为一种新产品而不能与原来的产品构成时间序列的指数。联系到国民收入核算的实际，现实中物价指数统计的困难远超出前面的例子，不仅产品的质量经常在变动，而且新产品层出不穷。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问题，目前我国物价指数的计算是以1990年为基期的，而如今在市场上几乎难以找到与1990年完全相同的产品，更不用说占消费支出很大比重的新产品。显然，这种物价指数的计算与实物量的统计相差甚远。

就人们通常所说的物价指数是指消费者价格指数（即CPI），这种消费者价格指数经常被作为计算实际国民收入的依据。然而，这种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然不是全部产品和劳务的统计，比如资本品的价格变动被排除了，资本品的价格变动是用单独的指数来表示的，由于资本品在我国GDP统计的全部产品中要占到30%左右，所以GDP并不能表示实物量的变动是显而易见的。就消费品而言，消费者物价指数所包含的产品也不是全部消费支出的构成，比如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家用电器在我国居民消费中已经占有很大的比重，但只是在2000年时才考虑将其加入到物价指数的计算中。显然，用这种物价指数的方法来计算实际GDP是大有疑问的。

从上述分析可见，这种实际GDP作为表示实物的统计变量是主流经济学创造的一个神话，之所以把它叫做神话，是因为这种异质实物产品的加总和统计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在实际应用上也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实际GDP是根本不存在的，但主流经济学却使它成为人们头脑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并被用于所有的经济学应用领域。

当然，这种假的实际GDP和物价指数的统计在现实中并不是毫无用处的，正如这种实际GDP和物价指数一直是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指标，但只要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分析有所了解的话就很容易发现，经济学家实际上是把实际GDP和物价指数的变动加在一起考虑宏观经济波动，但二者加在一起就是名义GDP，那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名义GDP呢？名义GDP正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最重要的指标，但这种名义GDP绝对不是实物产出的数量和它的货币价格单位，而是与实物或技术完全无关的。 什么是GDP

我们现在来讨论名义GDP。在国民收入核算中，名义GDP是一定时期中（如1年）新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这一定义中的关键是价值，这里的价值概念即是商品和劳务的货币价格，从而是可以加总的，但这样加总的名义GDP已经不表示任何实物，而是一个货币交易增加值的概念。如计算国民收入的一种方法就是增值法，即把各个企业新增加的价值加在一起，由此构成企业的总收入，这种收入必等于人们的总支出，因为收入和支出是货币交易的卖和买，二者必然相等。这样，从总支出的角度看，人们花1美圆一定有1美圆的GDP。由于GDP所统计的是货币交易值，凡不是货币交易的产出（包括劳务）将不会被计入GDP。比如，足球明星的高额报酬被计入了GDP，而农民自己生产和消费的农产品只要不通过市场交易，就不会计入GDP。

由于GDP是一个经济中全部货币交易量的增加值，我们可以用货币的交易方程式来表示：MV=PT，即货币数量（M）和货币流通速度货币（V）相乘等于全部货币交易值PT（T表示交易的实物量，P表示价格），而名义GDP的计算则只是所有的交易量的增加值，或从企业会计帐户上考虑的增加值。因此，当假设全部交易值与企业的增加值之间保持一个固定的比例，即GDP在PT中的比例是稳定的，再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则货币交易的增加值或名义GDP和货币供应量之间将保持稳定的比例，即。

上述对名义GDP的说明似乎是多余的，因为这些定义在教科书中都可以找到，但我们这里重述这些定义是为了说明与教科书完全不同的含义，即这些定义可以清楚地表明，GDP根本就不是实物的统计，而是一个货币值。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这个货币值是没有意义的，从而要用实际GDP和物价水平把这个货币值抛弃掉，然后用生产函数去说明实际变量。但正如前面所表明的，这在逻辑上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而主流经济学所抛弃的货币和名义变量则正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本质的东西，即这些名义变量所表示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一个最典型的特征是竞争，这一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无时无刻都感觉到的。在竞争中人们想要得到的和为之奋斗的是什么呢？不是任何实物，而是金钱或货币这种纯粹的价值符号，普通人为了生活和发财的梦想整天忙碌着，企业家和资本家在残酷的商战中沉浮，甚至一些政府官员为了金钱而丧失良心和道德，他们所考虑和追求并不是实际变量而是名义变量，即货币本身。在这样一种比谁挣钱多的游戏中，出现了GDP或名义GDP，这个名义GDP包含着一组由货币量值构成的名义变量，其中有工资、利息、利润、资本、折旧和储蓄、消费、投资等名义变量，由这些名义变量构成了企业为获取利润而产生的财务帐户，即货币量值的成本收益计算。这种成本收益计算完全是以货币价值的投入和产出进行的，而根本不涉及任何实物的考虑。正是这一点，使名义GDP成为重要的统计变量，如果假设企业的成本不变，则名义GDP的增加意味着企业赢利的增加，而企业赢利的增加则是企业经营的目的。

我们现在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加总问题，即在国民收入的统计中那些球星和歌星超过千万的高额收入怎么会和面包加在一起构成GDP。为什么面包工人的微少工资可以和球星、影星的收入加在一起构成GDP总量呢？原因只是在于他们都是资本家雇用的，假如利润率是10%，资本家付给面包工人100美圆的工资，就要把面包卖110美圆而得到10美圆的利润，而付给影星的1000万美圆的工资就要从出售电影中收回100万美圆的利润，正是这种性质才使不同质的产品和劳务得以加总。自20世纪30年代人们使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以来，并没有从理论上考虑它的性质和意义。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定义似乎可以作为GDP等国民收入统计的理论依据，在批评了斯密把物质产品的生产作为生产劳动的定义后，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只有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或雇佣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这里只要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用货币计量即可联系到GDP及它的这种增长。需要指出的是，劳动价值论所指的价值并非具体的财富，而是一种被买卖流通的劳动，只有使用价值才是财富具体内容的，价值不是，而是被货币奴役的一种劳动。在真正的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定义里，价值就是一种劳动，社会经济是是交换关系，而不是供求关系，而交换的原子就是“劳动”（价值），产生“价值”非但不是一种功劳而是一种罪过，正如汽车行驶耗油量越高罪过一大一样。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例证来看。如：一套100米的住房，它的使用价值是在一定条件下客观存在，只要房子不损毁，其使用价值是不变的。但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以前要花5年的工资来够买，而现在要花二十三十年的工资。有人只注意到了物价上涨，其实是被拜货币教和拜物教思维欺骗了，价值量增长带来的是大量劳动者的劳动量被吞噬而变成价值，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和时间增加了，他们为了获取与原来相同或相似的使用价值，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劳动。而更多的劳动不是变成可吞噬更多劳动的资本，就是在生产结构上指向了富人的奢侈品生产，而具体的使用价值确与价值量的增加无关。这就是资本主义所谓的经济增长，显然资本主义的这种GDP并非什么生产涵数一样的东西，而是生产了资本的雇佣劳动总和。如前面所表述的，当采用货币交易时，假设所有的企业都是资本主义企业和所有的工人都被资本家所雇用，则马克思的生产性劳动的定义是与国民收入的统计相一致的，即所有的产品都是经过货币的买和卖两个过程，以使货币增殖，而根本不涉及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的具体形式。

因此，对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来讲，重要的是名义GDP，而不是反映实物产出的“实际GDP”，而且这种“实际GDP”根本就不存在。

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

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我们前面所列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那些统计变量（工资、利息、利润、资本、折旧、储蓄、消费、投资）都被作为实际变量来使用，被联系到生产函数和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可是这些统计变量都只是名义的货币值。但主流经济学有办法处理，即参照名义GDP和实际GDP的解决方法，把货币工资除以价格水平就成为实际工资，名义利率除以价格水平就成为实际利率，而厂商在没有货币幻觉的条件下只是考虑实际变量，这样就可以把这些变量套用在生产函数上了。如前所述，当这些变量根本就不表示实物，那么主流经济学的这种滥用一定是漏洞百出的。

先来看折旧，折旧这个概念在实物或技术上是表示固定资产磨损的，但这里却是个价值概念，即由政府规定固定资产的价值按几大类每年摊入企业成本的比例。显然，各种不同的机器设备在技术或实物上的磨损是不同的，而且是政府不可能知道的，那么为什么政府要严格规定统一的折旧比率呢，道理很简单，如果政府不这样严格规定，那么企业一定会逃税，这种折旧与固定资产的物质磨损以及精神磨损没有一点关系，美国政府曾采用过的“加速折旧”政策只是减税。实际上，企业在做投资时，即使完全从价值上考虑也不把折旧率作为成本计算的依据，而是采用毛利和投资回收期的方法进行计算。

对于工资和利息这两种构成企业成本的因素，企业在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时显然只是采用名义量值，最简单的道理是物价指数只是政府在事后计算和公布的，企业不可能根据政府公布的物价指数向工人和银行修改以前签定的契约，而对产品价格的预测也只能是名义的货币值，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对实际变量和价格水平进行“理性预期”，只要对企业实际的成本收益计算稍有了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但遗憾的是，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根本就没有这种真正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更没有货币利润的概念。

这里最使人困惑的一个概念就是资本了。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资本被作为实物的机器设备纳入到生产函数中，即Y=F（K，L），以表明其对实物产出的生产力。但在国民收入统计中，资本只是一个价值概念，它来自于以前用货币计量的投资。奇怪的是，主流经济学在采用生产函数分析时把资本的产出—GDP用物价指数方法分出实际GDP，同时把资本的收益—利率除以价格水平而变成实际利率，但从来没有把生产函数中的资本以及投资去除以价格水平而变成实际资本及实际投资，这种生产函数的计算显然存在着逻辑错误，即把名义值和实际值搅在一起了。同样，在生产函数中，劳动的计量采用的是实际值，而资本却是没有被价格水平除过的名义值，这又怎么能够计算它们各自的边际产出呢？把名义值和实际值的资本劳动比率（K／L）放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呢？这种逻辑上的混乱引起实际经济分析中更为严重的思维混乱。例如，在实际中，所有的资本劳动比率很低的发展中国家都在采用那些资本劳动比率很高的技术，而在美国则出现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列昂惕夫悖论”，可以说，只要使用这种生产函数来分析实际问题，就会导致这种悖论。

价值的留存量最终多会形成资本，而资本是不是主流经济学生产函数中的机器呢？对此在统计资料中是不难找到说明的。按照统计资料，美国的总资本中65%左右是地产，而且这个比例在长期中一直保持稳定，由于美国的投资率在长期是稳定的，那么就意味着，由投资所转化的资本增加或资本积累只是地产的增值或地价上升，而根本不是机器的增加。这样，资本就只是那块儿地，资本积累只是人们用更高的价钱（投资）去买那块儿地。当然，除去地以外还有35%的资本，它们是不是机器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在剩下的35%的资本中，绝大部分或50%以上是由专利和商标等无形资产构成的，机器的价值只是占总资本中很小的比重。教科书中总是使用统计数据来说明美国的资本劳动比率是中国的40倍，但大家都知道，机器是由劳动生产的中间产品，美国现在所使用的机器存量只是近20年生产出来的，以前的机器都报废了，美国的产业工人只有几百万人，而中国却存在几个亿的剩余劳动力，如果资本是机器的话，中国完全可以用这些人在1年中生产出美国的这些机器（当然要知道这些机器的生产技术），实际上，中国现在也正在按照这个速度生产机器而成为世界工厂，但在资本的价值上赶上美国的可能性却很小，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的投资和货币供应量要以比现在高出几十倍的比率增加，当然这里排除了人民币汇率成倍升值的可能性。

再来看投资概念，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投资意味着固定资产或机器的形成。但现实中的投资却只是一个货币额的支出，它可以用于购买各种商品和劳务（比如股票和球星），与消费不同的是，投资的目的是要形成价值上的资本存量以获取利润。举一个例子，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如果按照教科书的定义就是把美国的机器运到中国来，但实际上摩托罗拉公司投资的绝大部分并不是把机器运到中国，而是在中国购买土地和雇用工人盖厂房，并雇用我国的管理人员和工人进行生产，所带来的“机器”只是一个芯片，摩托罗拉公司的投资显然只是使用美国的银行印发的美圆而不是机器。

采用简化的方法，我们可以把投资所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分成三类，即雇用工人、购买机器设备和直接购买原有的资本存量；对这三类还可以简化为雇用工人和资本存量两类，因为机器只是生产机器的厂家雇用工人和购买原有的资本存量生产出来的，从而可以把机器“还原”掉；再进行简化，使用前述的地产在总资本中占有绝大的比重，我们可以把资本存量理解为就是一块儿数量固定的土地。上述简化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出投资的含义，投资作为一种增加的货币额的支出，当它用于雇用工人时将增加工人的工资和同时增加企业的成本，当被用于购买原有的资本存量或土地时将引起资本存量的价格或地价上升，这种资本存量的升值就成为企业的利润，利润就来自于新增的投资购买原有的土地而引起的地价上涨的部分。因此，从实物角度看，投资还可能生产机器，但从价值的角度看，投资与机器是完全无关的，只是与作为价值量的工资和利润相联系。按劳动价值论，价值是一种劳动，社会经济交换的是劳动，而利润或者说剩余价值就是以货币的形式得以兑现的交换中的剩余劳动，而不是具体的剩余“财富”（使用价值）。从系统整体上说亏损或者利润本质上没有什么并别，都是一种劳动消耗或者说剩余，由于企业追求价值和剩余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因此卡尔.马克思也把企业当成阶级斗争的产物。在这里资本主义里所谓的价值就是货币，与不是普通人潜意识默认的价值定义。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定义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货币关系，即价值量（钱）兑现的是一种“劳动”，而不是具体的“使用价值”（普通人潜意识默认的价值定义）。

最后来看储蓄和消费。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储蓄和消费的比例取决于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比如有一种产品——绿豆芽，你今天不吃它明天就会长一节儿，长的长度就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和原来的豆芽相比就是利率，那么，人们什么时候把豆芽吃掉取决于人们的时间偏好，即豆芽的生长速度和人们的忍耐性。按照这种理论，经济学家创立了各种消费函数模型来解释宏观经济的变动，如生命周期假说和世代交叠模型。然而，国民收入核算中的储蓄和消费只是一笔货币额，或者说是人们在一定时期获得的金钱支出掉和没有支出的比例，还可以说人们是把钱花掉还是存起来或用于投资去挣更多的钱，而根本就不是按照时间偏好去消费某种实物产品。凯恩斯在《货币论》和《通论》中提出了节俭的悖论和建立在富人有更高储蓄率的消费函数和收入决定理论，但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被主流经济学完全曲解了，并被用于对现实经济的解释。举我国现实中的例子，自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下降和失业增加的经济衰退，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消费的大幅度下降。国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消费函数理论来对此进行解释，即消费的下降是由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引起的人们消费倾向的改变，比如要存钱支付养老、医疗、购买住房和子女的教育费用等，但这种似乎有道理而又看似符合实际的说法却是大有问题的。我们把复杂一些的理论分析留到后面，这里只是指出一个重要的经验事实，即在美国的长期国民收入统计中消费倾向是相当稳定的，是不是美国在一百多年中社会福利制度没有发生变化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仅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在技术（如新技术革命）和人们的文化理念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老一代的美国人拼命的攒钱而现在年轻人却大量的负债消费，但奇怪的是，统计上的消费倾向竟然没有变化。确实，上述这些技术上的因素会影响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或时间选择，但它们只能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期货价格），而不能影响国民收入核算统计中货币的消费和储蓄变量，因为这些变量只是表示人们社会关系的货币量值，而与技术或时间偏好完全无关。

消费和储蓄既然是货币量值，我们可以从货币的角度来解释上述问题，如果假设人们的储蓄是作为银行存款保持的（这在货币供给的统计上即是），那么人们能不能把作为储蓄的银行存款多取出10%用于消费呢？显然不可能，这必然会使商业银行倒闭；同样，人们也不能多储蓄10%作为银行增加的存款而没有相应的投资贷款，这也会使商业银行倒闭，当人们试图这样做时，必然会使商业银行改变货币供应量，从而引起收入水平的变化而阻止人们改变货币量值消费与储蓄比例的企图，或通过经济波动来加以调节，这即是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和节俭的悖论。对于我国1997年以来的消费下降，其重要原因是从1991年以来收入分配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或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而消费倾向的改变则是次要的。

以上对国民收入核算中的统计变量的分析表明，这些以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实物、生产函数、时间偏好等技术关系是完全无关的，而是表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用于表示这种特殊的比谁挣钱多的竞争游戏。

因此对于资本主义或者说市场经济来说这种GDP增长是重要的，只要它不增长资本主义就得瘫痪，但是所谓的像生产涵数一样的生产总值是压根就不存在的，它实际上的名称应该叫做“生产了资本的雇佣劳动总和”或者称作“被买卖流通的劳动总和”。一极端的例子，完全军管的社会其价值（依据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定义）量将为零，作为价值总量的GDP也将为零，这是把它当成生产涵数的人永远无法理解的。

四、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经济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已经从贫困、落后、封闭的国家，迈向正在现代化的小康国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三十年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世界瞩目中国非凡的成就，但世界上也有不少人对中国的崛起心怀嫉妒。中国的崛起的确正在改变全球的经济格局，所以有人会有些不舒服。但是我想,谁也阻挡不了中国前进的步伐。 盛唐时期，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当时中国的GDP比今天美国的GDP在全球所占的比重还要大得多，约占全球GDP的40%以上。时隔一千年，中国终于又迎来新的强盛时期。这完全得益于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走的正确道路。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成为经济大国还不是我们的目标。我认为，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经济上强大的国家，甚至在各个方面都非常强大的国家。我们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智慧。在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型过程中，我们当然会遇到很多困难。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了新一轮的调整时期，我们将面临更加复杂的矛盾，有些矛盾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没有遇到的。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我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把握大局，审时度势，不断调整政策，化解矛盾，所以我们的经济社会仍然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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