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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论（怀疑论和不可知论）

发布时间：2023-06-14 07:43:44 稿源：创意岭阅读：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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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怀疑论”的含义是什么？
什么是贝尔的怀疑论？
关于休谟的怀疑论

怀疑论（怀疑论和不可知论）

“怀疑论”的含义是什么？

怀疑论与伊壁鸠鲁学派、斯多亚学派共同构成“希腊晚期哲学”。它们于“希腊化时期”(公元前334年——公元前30年)发轫之际形成于希腊本土，其后绵延不断，成了跨度近千年的地中海各大国的主要哲学思潮。怀疑论的基本思想保存于公元二世纪前后的皮罗派理论的集大成者塞克斯都·恩披里克(Sextus Empiricus)的著作中，后人的研究主要以此为依据。
20世纪是文学批评的喧嚣和骚动的历史时期，无论是作为精神背景的文化思潮还是作为思维方法论的哲学流派，都为20世纪的文学批评提供了思考的温床和操作的工具，促使其诞生众多的批评观念和批评方法并获得众多新的结论。因此，有理由推断20世纪是一个“批评的时代”，正如韦勒克所言：“18世纪和19世纪都曾被人称为‘批评的时代’，然而把这个名称加给20世纪却十分恰当。我们不仅积累了数量上可观的文学批评，而且文学批评也获得了新的自觉性，取得了比从前重要得多的社会地位，在最近几十年内还发展了新的方法并得出新的评价。”（注：《当代西方文艺批评主潮》，冯黎明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然而，20世纪的文学批评在繁荣的表象之下却是一个怀疑论(Scepticism)缺席的时代，这直接地影响了文学批评的思想厚度和削弱其批判的锋芒。与此相关，20世纪中国的文学批评，往往是充当思想鹦鹉和知识看守的模仿式批评，更难窥见怀疑论在批评舞台上的精神背影，这不能不造成其理论的局限性和思想被遮蔽。因此，21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接纳怀疑论作为重要的思想方法和理性工具，在一般形态上，把怀疑论引为基本的思想资源和方法论；在具体应用上，将它作为思考和分析的技术工具。从而将怀疑论作为主流文学批评的对立者，以期诞生新的批评观念和获得新的批评话语。
一
康德曾经以幽默的口吻把怀疑论称之为“哲学上的游牧民族”（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对怀疑论作出比较辩证的评价。参见蓝公武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序言”。）。对它的颠覆性的思维方式和破坏精神安宁的理性冲动给以戒备，然而也对其动摇独断论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价值给以积极的赞许。其实，我们对于怀疑论进行历史的溯源，无论是古典怀疑论、近代怀疑论，还是现代怀疑论或者后现代怀疑论，他们的思想投影都闪耀着对蒙昧主义、独断论、实在论、逻各斯中心主义等传统形而上学进行存疑与否定、提问和批判的理性主义的光辉，为诞生具有反叛色彩的精神存在开拓心灵道路。古希腊时代的皮罗(Pyrrhon)和先秦时代的庄子，他们的怀疑论都为以后东西方的哲学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而这些思想资源都潜在地影响了文艺。在21世纪的历史文化语境，我们的文学批评应该延请怀疑论作为思想资源和方法论的构成之一。
21世纪的文学批评延请怀疑论为思想资源和方法论最重要的思维策略之一是，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传统文艺理论的独断论，清除一切前思维的先验之见。换言之，就是对以往所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和观念与方法进行逻辑清理，采取怀疑论“悬置”(Epoche)方法，以存而不论的姿态对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给予悬搁和加括号，使自我的文学批评达到一种没有任何思维限制性的宁静状态。正像胡塞尔宜称的现象学的一个口号，即“没有前提”(Voraussetzungslos)所提倡的摆脱他者理论话语束缚的那样，21世纪的文学批评也应该从“没有前提”开始自己的逻辑行程，这就意味着新世纪的文学批评拒绝各种虚假意识形态的观念和方法的约束，不再俯伏于各种西方理论话语的压抑之下扮演一个思想奴仆的角色，而攫取到一张进入人格独立的精神剧场的入场券，获得自我的主体性求证和寻找到属于自我独白的话语。从怀疑论破除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独断论的理论意义上，21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成为“从沉默开始”的求证自我的独立批评而不沦落为重复他者思想和话语的依附性批评。如果说胡塞尔认为“现象学从沉默开始”（注：赫伯特·斯皮尔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35页。）是借用了怀疑论“无言”(Aphasia)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隐喻着一种思维方法对于他者话语的批判和拒绝从而倾听自己的声音这样的意义，那么，21世纪的文学批评借鉴现象学“从沉默开始”的方法，以怀疑论的姿态斥拒传统形而上学给予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所设定的先验逻辑、理性观念和思维方法，对它们进行怀疑和否定、反思和批判，从而寻求自我的精神投影。
怀疑论和传统形而上学另一个重要的精神决裂是否定“真理”(Truth)与“真实”(True)的绝对性存在，而传统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则信守这种传统形而上学有关“真理”和“真实”的哲学原则。21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借鉴怀疑论对于“真理”与“真实”的怀疑和批判，消解以往批评活动中对于它们机械的思维承诺。怀疑论认为，传统形而上学中所信奉的“真理”和“真实”是虚假的意识形态的产物，属于人类精神的“洞穴幻象”。如果说“在古希腊，真理这一术语是指公开展现人的理智之前的东西，具有确实、符合的意思”（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2册，第1155页。）是一种不够确切的表述，那么，海德格尔对于真理的后形而上学意义的探究，则如此运思：“真理意味着真实的本性。我们通过追忆古希腊的词语Aletheia（存在物的显露）来思考这种本性。但是这能规定真理的本性吗？”（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他认为：“人在作为表象之正确性的真理之本质意义上根据‘理念’来思考一切存在者，并且根据‘价值’来估价一切现实。”在海氏的视界里，真理是理念的逻辑异化，成为价值的潜在象征品。怀疑论在这样的逻辑行程行走得更远，它认为“真理”与“真实”是传统形而上学所信奉的精神偶像，是人类精神史上虚假意识的产物。它们共同体现理性思维的逻辑暴力和思想极权，也隐喻着一种强烈乌托邦色彩的心灵冲动，常常为独断论开辟道路，或者张扬一种知识论为前提的话语权力而实现对于主体的自由和智慧的压抑。因此，怀疑论否定任何一种外在的绝对“真理”与“真实”，认为它们是一种空幻的精神狂想或者机械的知识论。怀疑论认为，“真理”与“真实”只在纯粹意识的意向性活动中显露，在主体的阐释和领悟之中。在这个理论意义上，文学批评就不应该再恪守对于“真理”与“真实”的机械信守，也不再沉醉于无论是以知识论为宗旨还是以虚假的精神信仰为前提的任何旧形而上学的真理观和真实观。只有这样，我们21世纪的文学批评才不会再拘泥于“文学与真理”、“文学与真实”或者“文学作品是否表现出真理”、“是否符合真实”等等这样陈旧的命题和提问，也避免像以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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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贝尔的怀疑论？

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1647—1706年）出身于一个新教牧师家庭，上学期间曾一度改宗信奉天主教，但一年后又重新信奉新教，因为他不满意天主教会的不宽容政策。他因提倡宗教宽容思想受到天主教、新教与法国政府的排挤。1680年移居荷兰的鹿特丹，在那里发表了广泛流行的《历史的和批判的辞典》。
法国哲学具有怀疑论的传统，早在16世纪，蒙田运用怀疑论鼓吹宗教宽容，笛卡儿也用怀疑论说明传统知识的不可靠。贝尔的怀疑论也有同样的目的。他认为怀疑论的精神实质是理性批判、探索的精神，在此意义上，“所有哲学家全都是学园派和皮罗派”。怀疑论的目标不是针对科学和社会的，而是针对宗教神学的。他指出一切神学问题和争论都是混乱、无意义的。像恩典和意志自由、恶的起源和上帝的全能、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等教条教义都没有理性的确定性，通不过怀疑论的考察。比如，“三位一体”的教义与逻辑的同一律相矛盾，与人格、个体和个性三者的同一关系相矛盾，还与“个人是身体与灵魂的结合”的哲理相矛盾。
贝尔指出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矛盾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说明我们不能用信仰来否认理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说明理性不能否认信仰。他的怀疑论的结论是：既然我们既不能证明信仰为真，也不能否定信仰为假，那么，我们对于宗教信仰就应该保持宽容的态度。从宗教宽容的目的出发，贝尔怀疑论的最后归宿是信仰与理性的“双重真理论”。这与后来的百科全书派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对宗教和基督教信仰进行的激烈批判是截然有别的。贝尔批判的只是神学以及一切用理性来证明信仰的哲学理论，但他并没有批判信仰本身。相反，他说，信仰来自“启示之光”，理性是“自然之光”，信仰在理性之外，但并不因此而失去它的确定性和真理性。宗教信徒完全有相信天启和神迹的正当权利，只要他们不把自己的信仰混同为理性，他们的信仰就是无可怀疑的真理。
贝尔不但把理性与信仰分开，他还用同样的方式把道德与宗教分开。他说，道德的基础不完全是信仰，理性对实际环境和行动后果的算计也可使人趋善避恶。他说：
对上帝的畏惧和爱慕并非永远是比其他动力更为积极的原动力，对荣誉的爱慕，对死亡、恶名和痛苦的畏惧，对官职的期望。对某些人来说，推动力量要大干存心讨好上帝和害怕触犯天条。
他建议把“对上帝的畏惧和爱慕并非永远是人们行动的最积极的原动力”列入一般的道德准则。按照这一道德准则，异教徒和无神论者都可行善，他们也可以组成一个秩序良好、道德高尚的社会，无神论者尤其是这样。他以遥远的中国为例，说明世界上存在着这样一个无神论者的社会。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马克思说，这一思想“宣告了注定要立即开始的无神论社会的来临”。当时德国的弗里德利克大帝在评价启蒙学者的贡献时说，贝尔开始了启蒙的战斗，一批英国哲学家跟随其后，伏尔泰最后决定性地结束了这场战斗。

怀疑论（怀疑论和不可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