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如何走上写作(余华写作技巧)
大家好!今天让创意岭的小编来大家介绍下关于余华如何走上写作的问题,以下是小编对此问题的归纳整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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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识 · 余华
余华,1960年4月3日生于浙江杭州,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人,中国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委员会委员。一九八二年开始写小说,自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余华已出版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文城》6部长篇小说,《鲜血梅花》《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黄昏里的男孩》《战栗》《我胆小如鼠》等6部中短篇小说集,以及《我能否相信自己》《高潮》《内心之死》《灵魂饭》《说话》《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间奏:余华的音乐笔记》《文学或者音乐》《我只知道人是什么》等13本随笔集。
1998年,凭借小说《活着》获得意大利文学最高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3年,《许三观卖血记》获美国巴恩斯·诺贝尔新发现图书奖;2004年,被授予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8年10月,凭借小说《兄弟》获得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
1960年4月3日的中午,余华出生在杭州的一家医院里,当时余华的母亲在浙江医院,父亲在浙江省防疫站工作。余华一岁的时候,东南沿海一带流行一种血吸虫病,余华的父亲加入防疫大队到了厦门,之后又到了海盐,当时海盐县正在筹备成立一个医院,余华的父亲有一个当外科医生的梦想,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就决定留在海盐。余华的父亲给他母亲写了一封信,将海盐这个地方有多么好,花言巧语了一番,于是余华的母亲放弃了在杭州的生活,带着他和他哥哥来到了海盐,余华母亲经常用一句话来概括她初到海盐时的感受,她说:“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
1967年余华开始上小学,这一年,WG也已经拉开序幕。WG开始后,医院的手术室外面的空地上搭起了一个礼堂一样大的草棚,医院所有的批斗会都在草棚里进行。余华和哥哥在草棚旁玩消防队救火的游戏,哥哥划一根火柴点燃草棚的稻草,余华立刻用尿将火冲灭。可是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尿无法和消防队的水龙头相比,它可以源源不断,而他们的尿却无法接二连三。当哥哥第二次将草棚点燃,吼叫着让余华快撒尿时,余华也只能对他苦笑了。当火势熊熊而起时,哥哥拔腿就跑,余华却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余华看着医院里的人纷纷跑了出来,父亲提着一桶水冲在最前面,他立刻跑过去对我父亲说:这火是我哥哥放的。余华想表达的意思是想说这火不是他放的,他的声音十分响亮,在场的人都听到了。当时父亲只是“嗯”了一声,随后就从他身旁跑了过去。后来余华才明白当初的那句话对父亲意味着什么,那时候父亲正在被批斗,好不容易遇上一个救火当英雄的机会,结果一个浑小子迎上去拦住他,说了这么一句足可以使他萌生死意的话。
余华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由于父母工作比较忙,他们一家干脆搬到了医院里。家的对面就是太平间,太平间是一个单独的小房子,里面有一张水泥床。差不多隔几个晚上就会听到凄惨的哭声。那几年里余华听够了哭喊的声音,各种不同的哭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听了不少。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能听到两三次,使得他常常在睡梦里被吵醒。有几次因为好奇他还走过去看看死人,遗憾的是没有看到过死人的脸,看到的都是被一块布盖住的死人,只有一次看到一只露出来的手,余华说那手很瘦,微微弯曲着,看上去灰白,还有些发青。小时候的余华不怕看到死人,对太平间也没有丝毫恐惧。到了夏天最为炎热的时候,他喜欢一个人待在太平间里,因为那用水泥砌成的床非常凉快。在余华的记忆中的太平间总是一尘不染,四周是很高的树木,里面有一扇气窗永远打开着,在夏天时,外面的树枝和树叶会从那里伸进来。当时唯一的恐惧是在黑夜里,看到月光照耀中的树梢,尖细树梢在月光里闪闪发亮,伸向空中,这情景每次都让余华发抖,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之一看到它就害怕。
那时夏天的炎热难以忍受,余华经常在午睡醒来时,看到草席上汗水浸出来的自己的体形,有时汗水都能将自己的皮肤泡白了。于是有一次他走进了对面的太平间,第一次发现太平间里极其凉爽,余华在那张干净的水泥床上躺了下来。在那个炎热的中午,感受的却是无比的清凉,它对于余华来说不是死亡,而是幸福和美好的生活。后来,余华读到了海涅的诗句:“死亡是凉爽的夜晚。”
1977年余华高中毕业,刚好遇上了恢复高考。当时余华和他的朋友们心里都准备着过了秋天以后就要去农村插队落户,突然来消息说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可以考大学,于是大家一片高兴,都认为自己有希望去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生活,而不用去农村了。当时他们根本就不去想自己能不能考上大学,对自己有多少知识也是一无所知,高兴的毫无道理的。余华他们这一届学生都是在“WG”开始那一年进入小学的,“WG”结束的那一年高中毕业,所以基本没有认真学习过。
1977年的第一次高考下来,整个海盐县只录取了四十多名考生,其中应届生只有几名。当时在高考前就填写志愿了,班上有几个同学填写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成为当时的笑话。那时候大家对大学确实不太了解,大部分同学都填写了北大和清华,或者复旦、南开这样的名牌大学,也不管自己能否考上,先填了再说,当时他们都不知道填志愿对自己能否被录取是很重要的,以为这只是玩玩而已。余华考了两年没考上,干脆不考了,进入了镇上的卫生院,当起了牙科医生,他的同学都进了工厂,他没进工厂进了卫生院,完全是父亲一手安排的,他希望余华也一辈子从医。
余华是在“WG”中长大的,一九六七年上的小学,一九七七年高中毕业,这段时间刚好是“WG”十年。那是一个没有书籍的年代,“WG”之前出版的文学作品被禁止销毁了,只留下一个鲁迅。一九七三年的夏天,那时已是“WG”后期,“WG”中关门的县图书馆重新开张,余华小学毕业升初中的那个暑假,父亲给他和哥哥办了一张县图书馆的借书证。图书馆很小,里面只有两个宽不超过一米、高只有两米的书架,里面的文学作品不超过三十本,全是一些现在听起来非常陌生的小说。余华很快就把书看完了,由于父母都是医生,家里有很多医学方面的书籍,另外还有很多《毛泽东选集》。
余华对于医学方面的书和《毛泽东选集》都不感兴趣,他只好去别的同学家里找书,结果同学家里的书也都是《毛泽东选集》。余华实在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在医学书籍和《毛泽东选集》之间选择,他选择了《毛泽东选集》。那时候每天广播里都在播放毛泽东说的话,余华已经熟悉套路了,可有一天他发现了新大陆,《毛泽东选集》里面的注解很好看,涉及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余华就非常认真地读起了《毛泽东选集》里的注解。等他把《毛泽东选集》里的注解读完了,又没有东西读了,怎么办?余华就去看大字报。那个时候的大字报还是很好看的,“WG”进入了后期,大字报除了大篇幅的革命式句子外,开始有一些色情内容的描写,比如说谁和谁通奸,余华就在一排排大字报里面找“通奸”这个词,然后去看这些内容,当然内容很少,也没有性描写,但是有通奸故事。
“WG”后期,市面上流通的文学书籍很多都是缺胳膊少腿的,不是没有开头,就是没有结尾。余华看过很多没头没尾的书,不知道故事怎么结束让他很痛苦,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就开始编结尾,一个一个编完之后,觉得不好就重新编,基本上余华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了一天又一天。其实当余华还没有成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无意的开始在训练自己的想象力,这对以后成为一个作家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生活不会辜负我们,只有我们会辜负生活,不管什么样的生活都会给我们带来财富。
余华刚刚开始喜欢文学时,正在宁波第二医院口腔科进修,有位同屋的进修医生知道余华喜欢文学,而且准备写作,他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余华,他从前也是文学爱好者,也做过文学白日梦,劝余华不要胡思乱想去喜欢什么文学了,他说:“我的昨天就是你的今天。”余华当时回答他:“我的明天不是你的今天。”那是1980年,余华二十岁。
1982年在浙江宁波甬江江畔一座破旧公寓里,余华读到了川端康成的作品《伊豆的舞女》。这次偶然的阅读,导致余华一年之后正式开始写作,一直到1985年,余华的作品中都有很深的川端康成的影子。川端康成的作品笼罩了他最初的写作。那段时间余华排斥了几乎所有别的作家,只接受普鲁斯特和曼斯菲尔德等少数几个多愁善感的作家。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1986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卡夫卡。不久之后的一个夜晚读到了《乡村医生》。那部短篇使余华大吃一惊,小说竟然能这么写。在余华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他。在想象力和情绪力日益枯竭的时候,卡夫卡解放了余华。
1978年3月余华被分配到海盐的一个小卫生院做牙医,儿时由于家庭因素,余华的第一个梦想就是长大以后做一名医生,去非洲,去拯救那里的一个又一个生命。他觉得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长大以后余华确实做了一名医生,是牙医,遗憾的是没有拔过非洲兄弟的牙。
牙医是什么工作?在过去是和修鞋的修钟表的打铁的卖肉的理发的卖爆米花的一字儿排开,撑起一把洋伞,将钳子什么的和先前拔下的牙齿在柜子上摆开,以此招徕顾客。余华当牙医的时候算是有点医生的味道了,大医院里叫口腔科,卫生院小,所以还是叫牙科。顾客主要是来自乡下的农民,农民都不叫他们“医院”,而是叫“牙齿店”。
当时社会上的各种工作还是实行师徒制,余华到了卫生院后的师父姓沈,余华第一次见到沈师傅的时候,他正在给人拔牙,可能是年纪大了,所以他的手腕在使劲时,脸上出现了痛苦的表情,像是在拔自己的牙齿。那一天是卫生院的院长带余华过去的,告诉沈师傅余华是新来的,要跟着他学习拔牙。沈师傅冷淡地向点点头,然后就让余华站在他的身旁,看着他如何用棉球将碘酒涂到上颚或者下颚,接着注射普鲁卡因。注射完麻醉后,他就会坐到椅子上抽上一根烟,等烟抽完了,他问一声病人:“舌头大了没有?”当病人说大了,他就在一个盘子里选出一把钳子,开始拔牙了。
沈师傅给余华示范了两次拔牙,之后就坐在椅子里不起来了,他说下面的病人让余华去处理。当时余华胆战心惊,心想自己还没怎么明白过来就匆忙上阵了,他心里记住了前面涂碘酒和注射普鲁卡因这两个动作,余华笨拙地让病人张大嘴巴,然后笨拙地完成了那两个动作。在等待麻醉的时候,他感到手足无措。这时候沈师傅递给他一支烟。抽完了烟,麻醉的药效也就开始了。余华学着沈师傅的腔调问病人舌头大了没有,当病人说大了,余华装着胸有成竹的样子,不能让病人起疑心,拔掉了那颗该死的牙齿。
这份工作,从十八岁开始,到二十三岁结束。没有病人的时候,余华经常看着窗外心里想“难道我的人生就是每天都面对着人类的嘴巴么?”。窗外是街道,余华看见文化馆的人从早到晚在外面逛街,他问他们为什么不用上班,他们说这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啊。余华心里想这工作适合我啊,之后余华为了进入文化馆工作而开始尝试写作。
一九八二年开始余华身为一个这个小镇牙医,白天拔牙晚上写作。余华第一篇小说写的乌七八糟,不知道要写什么,但是自我感觉里面有几句话写得特别好,他心想“我竟然能写出这么牛的句子来”,很得意,对自己有信心了,虽然这篇小说没有发表。然后写第二篇,里面好像有故事了。再写第三篇,不仅有故事,还有人物了,很幸运这第三篇发表了。八十年代初对于刚开始写作的无名之辈是最好的时代,这个时代后来的人再也不可能遇上。
中国从“WG”的浩劫里走出来还没几年,那是文学杂志的黄金时代,“WG”时停刊的文学杂志都复刊了,还有很多新的文学杂志创刊出来。当时的中国,只要是杂志几乎都是文学杂志。“WG”后开始写作的一批中国作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先写短篇小说,熟练了再写中篇小说,又熟练了开始写长篇小说。目标就是在文学杂志上发表。那时候出版成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在最好的杂志上发表。
“WG”之后老一代作家复出后写出的作品,还有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二年这几年开始出名的作家,或者是出点小名的作家,他们写下的全部作品加起来都无法填满中国那么多文学杂志的版面,所以当时的编辑们都会认真读自由来稿,发现一篇好小说,发现一个有希望的作者,编辑会兴奋很长时间。余华就是这样向一个又一个文学杂志投稿。
投稿寄给《人民文学》就由《人民文学》付钱,寄给《收获》就由《收获》付钱,很友好。余华那时胃口很大,首先是寄《人民文学》和《收获》,退回来以后把他们的信封翻一个面,用胶水粘一下,剪掉一个角,寄给《北京文学》和《上海文学》,又退回来后,就寄到省一级的文学杂志,再退回来,再寄到地区级文学杂志。余华说,当时我的手稿走过的城市比我后来去过的城市还要多。
当时余华家里有一个院子,邮递员总是隔着围墙把装着退稿的大信封扔进来,他父亲听到“啪嗒”一声响亮的声响,就会对他说,又有退稿了。有时候一封轻薄的信飘进来,父亲会说,这回有点希望了。
这样的遭遇一直持续到一九八七年,《十八岁出门远行》等一些后来被称为先锋文学的作品发表后,引起其他文学杂志编辑的关注,他们开始给余华写约稿信。余华就这样从胡乱投稿变成应约写稿,他把几封约稿信摊开来向父亲展示,父亲问什么意思?他说,我出名了。
《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在浙江海盐河边的一间小房子里写完初稿的,然后余华拿着这篇小说去参加《北京文学》的改稿会。《北京文学》想发现新声音的作家,他们就向全国征集小说稿,结果小说稿像雪片一样飞进了《北京文学》编辑部,编辑们个个看花了眼,也没有发现几个他们期望中的新声音,他们后来只能从之前投稿过的作者里面找几个年轻的作者,余华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北京文学》的副主编是李陀,李陀在中国文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大家可以去了解下。李陀看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之后,很兴奋,对《十八岁出门远行》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十八岁出门远行》在一九八七年第一期的《北京文学》上发表了,而且是头条。由于李陀的大力宣传,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李陀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自己是《北京文学》的副主编,但是他认为中国最好的文学杂志是《收获》,他对余华说,你的小说写得很好,我给你推荐到《收获》去。《收获》在一九八七年的第五期和第六期连着发表了余华的两个中篇小说:《四月三日事件》和《一九八六年》。余华能有今天,是一个人和一本杂志帮助了他,这一个人就是李陀。
余华在《收获》发表了那么多小说,都是寄过去以后就发表,不需要修改,只有《在细雨中呼喊》是例外。这是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写作的时候他自觉得前面一半写得不错,后面一半就不自信了,当时他的责任编辑是李小林。李小林不接受,她对余华说,这部小说要是别人写的,我现在签发,下一期就出来了,因为是你写的,你就得回去给我改好了。余华二话没说,拿回去改,很快就改好了,拿到《收获》去之后,余华很兴奋的告诉李小林“我改好啦,这次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都要好”,李小林听了,看都不看,把书拿给旁边的人说,这个长篇,下一期发头条头版。
讲讲《活着》。一九九二年初的时候,余华在北京十平方米左右的家里睡午觉醒来,脑子里出现了“活着”这两个字,觉得这是一部他一直想写的小说的题目。他知道自己要写的是什么,他想写一个人和他命运的关系。《活着》是一部主题先行的作品。很多人把《活着》视为余华写作风格转变的作品,在前一年发表的《在细雨中呼喊》基本上延续了先锋文学时期的叙述风格,《活着》在叙述上确实转变了,这个转变不是说想转变就能转变的。有时候写作和人生一样,尤其是写长篇小说,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就像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1994年,《活着》被改编成电影。由张艺谋导演,葛优、巩俐主演。但此片由于提到了WG等敏感话题,当时在中国大陆并未公映。但是在国外大荧幕上上映后,《活着》立刻成为了各大奖项提名的常客。94年,该电影在法国获得了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戛纳国际电影节人道精神奖,在英国获得了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奖。之后,《活着》被翻译成六种语言,在国外发行,立即引起了轰动。1998年,《活着》获得了意大利文学最高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直到现在《活着》依旧在每年各大畅销图书榜单名列前茅,目前累计销量已经达到2000万册,是纯文学小说的一个奇迹。余华常说“我靠《活着》活着”。
1991年、1992年和1995年,余华分别出版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三部长篇小说引发了关于余华写作风格转型的讨论。我觉得是余华的成长的经历,决定了他在80年代写下那么多的血腥和暴力。“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余华念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他高中毕业。他的成长目睹了一次次的游行、一次次的批斗大会、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还有层出不穷的街头群架。在贴满了大字报的街道上见到几个鲜血淋淋的人迎面走来,是他成长里习以为常的事情。这是大环境,小环境也同样是血淋淋的。父母都是医生,他和哥哥是在医院里长大的,他们在医院的走廊和病房里到处乱窜,习惯了消毒水的气味,习惯了号叫和呻吟的声音,习惯了苍白的脸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习惯了沾满血迹的纱布扔在病房里和走廊上。而余华后期写作流露出的温暖和人文关怀则是余华逐渐走向成熟,和过去的岁月和解后的结果。
2005年,距离上一本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七年后,余华出版了自己寄予厚望的长篇小说《兄弟》。余华当时想写一本伟大的小说,像《百年孤独》那样,余华想把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底层人民在社会变迁的大势下的生活用一本书写出来。《兄弟》上部出版之后,获得了还算不错的评价,但是下部出版之后,学界和读者对下部的荒诞和赤裸的描写都不是很能接受,余华当时到处去辩解,和他人去争执。余华很爱《兄弟》,他曾不止一次在采访中提到,他最爱的书是《兄弟》。2008年《兄弟》获得了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2013年,余华出版了自己的第五本长篇小说《第七天》,该书以超现实的手法,以一个鬼魂的角度,描绘了当代社会的种种。我个人非常喜欢,其写作手法和莫言的《生死疲劳》类似。但是《第七天》在当时却受到了比《兄弟》还要猛烈的批评,但是这次余华没有去和别人争论过什么。2021年,余华出版了自己的第六本长篇小说《文城》,《文城》出版之后,各界好评如潮,获得各种奖项提名,是2021年销量最好的纯文学小说。余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出版《文城》的时候,已经做好准备挨骂了,但是这次却没人骂了,看来骂我的人都累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圈子的一些知名作家,大家平时关系都不错,因为臭味相投所以也都是很好的朋友。他们接受采访的时候也经常说一些趣事,这里分享两个。
1983年,余华进入鲁迅文学院进修,他和莫言分到了一个宿舍,同宿舍的莫言对余华有着如此印象:“他说话期期艾艾,双目长放精光,不会顺人情说好话,尤其不会崇拜‘名流’。据说他曾当过五年牙医,我不敢想象病人在这个狂生的铁钳下将遭受什么样的酷刑。”。余华和莫言在鲁迅文学院的生活就是白天上课,晚上写作。他们写作时,写累了就靠在椅子上歇一歇,但是一侧头就能看到对方,之后便灵感全无。当时每个房间只有一个柜子,有一天他们发现走廊上还有一个柜子闲在那里,他们两个就赶紧把柜子搬来,两个柜子被并排放在房间中央,这样房间就隔成两个区域了。莫言写《酒国》的时候,余华正在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有时候写累了,他们俩往椅背上一靠,扭头的时候还是会从两个柜子中间的缝里看到对方,经常会互相看一眼,还是感觉很别扭。莫言那时候在总参文化部工作,在那里有一个宿舍,但是他不在那里住,一直住在鲁迅文学院。莫言有时候会去单位拿点什么,余华盼望他去了就住在总参的宿舍别回来,可他每次去单位都会回来。有一次莫言拿了一本旧日历回来,估计是在废品报刊里捡回来的,他把旧日历挂在两个柜子中间,挡住了那条缝,以后他们两个再也看不到对方了,然后顺利地把各自的小说写完。
马原当时是一个积极分子,很喜欢组织一些活动。当时他很热心地给辽宁文学院搞一个活动,把余华、莫言、史铁生、刘震云请了过去。这是余华认识史铁生以后他的第一次长途跋涉,当时余华和莫言、刘震云三个人把史铁生扛上火车,刘震云身体比他和莫言强壮,负责背着铁生上火车,余华和莫言负责把轮椅和四个人的包弄上火车,到了沈阳以后,就是马原背着史铁生走了,他比刘震云更强壮。他们在辽宁文学院进行了一场足球比赛,在一个篮球场上,他们是北京队,他们让史铁生当守门员,史铁生坐在轮椅里,他们说你就在这待着,把门守住,不过辽宁文学院的同学不敢踢,怕把史铁生踢坏了。余华告诉那些学生们,你们要是一脚把球踢到史铁生身上,他很可能被你们踢死了,所以学生们不敢往他们的球门踢,只能防守,不能进攻,整场比赛就是余华他们围着学生们的球门踢。
二、余华教高考作文引热议,落榜作家能否分享高考作文经验?
近日,“余华在教导高中生如何写高考作文”登上热议词条,引起群众热议。
余华作为一名作家,《许三观卖血记》、《活着》、《兄弟》等优秀作品闻名于耳,这样一个有作品的作家教高中生写高考作文有何不可?
有网友说道,余华曾经高考落榜,一个高考落榜的人,又有什么资格教学生写高考作文呢?
这种说法完全就是不了解情况了。
第一,余华当年高考时处在文革之后,再次恢复高考。在那个时候由于经验不足和竞争对手来自社会各个层面,在高考前填写志愿,余华更是受到同学影响乱填的,不得不说,余华实在有点时运不济。
第二,余华虽然高考失利,但是在高考失利后一段时间,余华决定不再浑浑噩噩过日子,投生到了写作的怀抱中,开始磨练自己的文笔,十几年来更是出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今时不同往日,一直拿往日高考失利的事例来批判现在的水准,这着实是不公平。
余华,作为一个作家是相当合格的,但同样的高考作文并不是要写出一个相当有水平的作文。想要在高考作文中拿到高分其中的技巧难以简单言明,这些事是他身为作家,并不会接触到的层面。
对于高考作文指导,应该寻找合适的人,来指导学生写高考作文。想要拿文学奖项,可以找余华指导,但是高考作文想要得到高分,却需要找更合适的老师。
而且还有网友找到了2017年的余华的一次采访,在2017年的一届新少年全国中小学生作文大赛上和余华谈到写作,余华在采访中提到,他给孩子的作文提出意见,但最后评奖的时候并没有拿到高分,后来孩子也不再听他指导了。
如此看来,余华指导应试教育的高中生写高考作文,着实有误人子弟之嫌。
书业有专攻,一个优秀的作家并不代表能写出一篇高分高考作文,当下的社会环境就是如此,不能一味的批判教育的不合规矩,作为学生只能先适应规则,夺得高分,为未来杀出一条血路。
余华在演讲的时候也是一直念着稿子,这种态度也让人对他的指导产生疑惑。
总而言之,应该承认余华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不应该在攻击他无法更好地教导高中生写高考作文,而攻击他的专业水准。
三、余华的创造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
但是,从l996年开始,确切地说,从《布尔加科夫与(大师和玛格丽特)》开始,余华将写作目标对准了自己心中早已熟悉的那些世界文学大师,着手系统性地解读这些大师们的创作历程和作品,余华称之为是一种"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由此,余华的创作兴趣也渐渐地由小说转向了读书随笔。在这些随笔中,余华以从容不迫的方式谈论着契诃夫、博尔赫斯、三岛由纪夫、布尔加科夫、胡安-鲁尔福、川端康成、福克纳、卡夫卡、布鲁诺·舒尔茨等等文学大师,就像一个精神牧师不断地向他们发出灵魂的邀请,让他们带着自己的作品与他娓娓而谈,然后余华再将这些交谈过程诉之于文字。这些随笔以不定期的形式,从l997年开始陆续发表在《读书》、《作家》等一系列国内重要杂志上,并迅速地引起了一片好之声。两年之后,这些文章相继结集成《我能否相信自己》和《内之死》。 这些随笔之所以引来一片叫好之声,并让人们长久地津津乐自其重要因素就在于,余华并不是以一个评论家的身份来进行写作自而是以一个训练有素的作家兼读者的身份来进入作家作品的。这意味着,作为读者,余华不仅谙熟这些作家的生存经历和他们的作内涵,而且可以敏锐地捕捉到他们的作品所具有的艺术特质。作为家,他可以从自身的写作经验出发,有效地揣摩和推测那些大师的术心理,以及创作主体与作品之间的隐秘关系。尤其是在那些看起很不经意的地方,余华常常通过自己的写作体验,迅速地发现其中蕴藏的艺术智性和审美效果。因此,他的这些读书随笔,几乎每一都闪耀着奇特的审美感受和艺术发现,洋溢着一个作家在职业阅读的细腻与深邃。这种独特性,就像汪晖在《我能否相信自己一序》中说的那样: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我还很少见到有作家像余华这样以一个职业小说家的态度精心研究小说的技巧、激情和它们的创造的现实。他谈论了福克纳、海明威、博尔赫斯、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布尔加科夫、卡夫卡、舒尔茨、莫言等众多作家,却能够用同情的态度进入他们的风格迥异甚至对立的写作,这就是我在下文将要谈到的一个关心写作过程的作家的虚无的内心。他对语言、想像、比喻的迷恋成为一种独特的标记,只要读上一两小节,你就知道某篇文章出自他的手笔。他对句子的穿透力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以至于现实仅仅存在于句子的力量抵达的空间,含混却又精确,模糊却又透明,余华为此沉醉不已。在人们醉心于"新状态"、"私人写作"的时候,反叛的余华却回到了经典。 的确,很少有哪位中国当代作家的读书随笔能够比余华的这些读书随笔写得更有特色。在这些看似"闲散随意"的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到,余华始终将笔触深入到那些大师们的内心世界,并围绕着"写作"(有时候也叫"叙述")这一核心概念,在作品内涵、人物命运、作家个性和审美效果之间,建立起各种奇妙而又准确的内在联系,使得这些文字仿佛是一种灵魂与灵魂相晤后的密谈,是一种内心深处彼此交流后的真切表达。 对于一个经历了不同时期不同追求的文学写作者来说,余华早已深深地感受到了文学对于自身生命的作用。他曾用自己一+以贯之的冷静与幽默说到,写作会改变一个人,会将一个刚强的人变得眼泪汪汪,会将一个果断的人变得犹豫不决,会将一个勇敢的人变得胆小怕事,最后就是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个作家。他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贬低写作,恰恰是为了要说明文学或者说是写作对于一个人的重要。因为文学的力量就在于软化人的心灵,写作的过程直接助长了这样的力量。它在使作家变得越来越警觉和伤感的同时,也使他的心灵经常地感到柔弱无援;他会发现自己深陷其中的世界与四周的现实若即若离,而且还会格格不入,因为他获取了不少不被人间烟火理解的智慧。正因为此,作为小说家的余华,在他的随笔中更多了一份真实、一份亲切,也多了一份宽容、一份理解,从而也让那种余华式的幽默、豁达及优雅更接近于他自身。 在这些随笔中,最让人怦然心动的不是余华的思想,而是他的视角,即他的特殊的阅读方式。--事实上,就思想来说,大多数作家都不可能像哲学家那样达到一种罕见的深刻,因为他们的感性气质会不可避免地对坚实的理性产生制约。余华尽管也不断地强调自己的思考力量,但是,他的更大魅力在于阅读方式上的有效性和独特性。他的阅读并不以文本为界限,也不是以文学史的既定观念为依靠,而是以"内心的真实"为目标,以作家如何逼近自我的内心世界为主轴。余华曾提及这样一个问题:一位作家对于另一位作家意昧着什么?如果不是遇到这样一位作家,内心的生活将会面临怎样的危机?正是由于这种自我设问,余华果断地抛弃了文学史的地图来启动自己的精神旅程,他的理由看似朴素却非常坚实:"一部文学作品能够流传,经常取决于某些似乎并不重要甚至是微不足道然而却是不可磨灭的印象。对阅读者来说,重要的是他们记住了什么,而不是他们读到了什么。他们记住的很可能只是几句巧妙的对话,或者是一个丰富有力的场景,甚至一个精妙绝伦的比喻都能够使一部作品成为难忘。因此,文学的历史和阅读的历史其实是同床异梦,虽然前者创造了后者,然而后者却把握了前者的命运。除非编年史专家,其他阅读者不会在意作者的生平、作品的数量和地位。不同时期对不同文学的选择,使读者拥有了自己的文学经历,也就是保罗·瓦莱里所说的精神的历史。因此,每一位读者都以自己的阅读史编写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史。"也正是基于这一理由,余华在读书随笔中,试图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史,建立起一种纯粹属于作家个人的精神阅读史,而不是那种作家第一、文学第二的论资排辈的大众文学史。
四、结合作品论述余华是一个从先锋到世俗发展变化的作家
余华由“先锋”向“世俗”的转向是一个潜移默化
的过程,是在众多力量共同作用下发生的。那么作
者转向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一、作家世界观的变化
余华世界观的变化是通过对“现实”态度的转变
完成的。“先锋小说”最首要的特点就是反叛性。所
谓的“反叛性”主要体现在它对于一切传统文化观念
的反抗,对一切现成的理性逻辑和社会秩序都抱以
怀疑的态度。在他们的眼里社会现实都是陈腐的,
人民大众都是愚昧的,而他们始终走在时代的最前
沿。所以他们始终要和现实保持距离,在一种完全
超现实的环境中,单靠他们的想像从事写作。也许
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先锋小说”的“纯文学性”。然
而,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在完全“自我封闭”的状
态里从事写作。因为人们大都不具备超经验的能
力,而“艺术创作的源泉是直接或间接地立足于现实
生活”。基于此“, 先锋小说”的作家们在意识到他们
的创作与当代生活的裂痕时,为了避免江郎才尽一
幕的出现,选择转向则成为明智之举。
如果说这是现实促使他们转向的表层原因的
话,那么更深层的原因就是他们对于现实的介入点
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及对于反映现实生活的意义有了
新的认识。“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是源出于和现实
那一层紧张关系。我沉湎于想象之中,又被现实紧
紧控制,我明确感受着我的分裂,我无法使自己变得
纯粹。”〔4〕但是作家在两难的选择中已经显露出某种
倾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的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要寻找的真理,是
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是发泄,不
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
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
解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
世界。”《活着〈前言〉》可以看成是作家心路的一个真
实写照。在前期作品中,“死亡”是一个恒定主题。
“死亡”在余华冷静细腻的笔下变成游戏,成为一种
常态。如果对作品中“死亡”的意义进行探究,无非
是把“文革对于60 年代出生的人群身体,心灵残害
给予另一种表现而已。”换句话来说也就是“作家对
于文革中种种不合理性的一种控诉、揭露,是作家内
心愤懑情愫的发泄。”然而当作家写出《活着》这类作
品时,作者写到:“《活着》的意义在于写人对苦难的
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写作的过程让我明
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
任何事物所活着,我觉得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
《活着》中同样写到众多人的死亡。这里的“死亡”不
再是一种发泄而是对活着的人的一种启示。在这个
意义上作家完成了“死亡”意义的升华,从而实现了
作家世界观的转化。
二、作家经历的世俗生活的诱惑
在先锋小说的实验过程中,余华走的比较彻底
也比较极端。他曾说过:“事实上我不仅对职业缺乏
兴趣,就是对那种竭力塑造人物性格的做法也感到
了不可思议和难以理解。我实在看不出那些所胃性
格鲜明的人物身上有多少艺术价值。”他认为“真实
存在的只能是他的精神”。艺术是一个独立自足的
世界,与现实无关。因此,他只热衷于描写梦境和想
像中的事情。但其想像的内容也是作家原有经验的
加工。这是因为作家首先是作为个体存在于社会集
体中的,他总是直接或者间接地获取某种经验再转
化为个人经验,而作家写作的材料就来自于这种经
验。即使余华最具有“先锋性质”的小说《十八岁出
门远行》,也可以找出作家个人的经历。作家创作
《活着》的灵感来源于一首名叫《老黑奴》的美国民
歌。当老黑奴身边所有的人都离他而去的时候,他
依然可以笑对生活。
同样,世俗中丰富的情感,多样的生活是作家更
加难以抵抗的。《活着》的很多细节都使人感动,而
这种感动是具有震憾力的。当家珍患上软骨病不能
下地,被福贵背在肩上时,家珍动情的说“福贵待我
真好”,有庆为了给春生的老婆输血,以致于丧生,始
终让春生得不到家珍的原谅,但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春生因为受不了种种折磨想要自杀时,家珍大喊让
他好好地活着等简单的情节,把夫妻情、朋友情、父
子情等等人间最为普遍而又最伟大的情感表现得淋
漓尽致。同时家珍的老死,凤霞、有庆、二喜、苦根的
死于非命也把人世间的生离死别的残酷性上升到了极致。这种写作方式比单纯强调死亡及死亡的不可
知性更具有震憾力,就连余华自己,在90 年代以后
受到现实感召下创作出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
等作品时,他真切地体会到:“我认为任何一部作品
都达不到现实本身所具有的力量。”
三、“先锋小说”自身的局限性
“先锋小说”是以阿根廷赫尔博兹的“零度理论”
及美国的“反小说”理论为基础。所以传统小说中的
故事、情节、人物都已不作为最基本的要素存在于
“先锋小说”中,重视文本形式、叙述技巧成为先锋作
家们创作的核心问题。例如《世事如烟》,其作品人
物被彻底符号化,人物之间的行为关系也已被抽空,
人物成为孤立静止的景物。故事中的情节不断跳开
和中断,使读者的阅读经验一再受阻,以致于无法阅
读下去。正如余华在《活着〈前言〉》中所说的那样:
“作家写作的时候心情并非都是敞开的,它也可以是
封闭的,为自己的内心而写作的。”所以“先锋小说”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在文学史上是以主动排斥读者的
姿态而存在的。这不禁使我们把它看作为“五四新
文学”时期就已存在的“贵族化”写作倾向,“为艺术
而艺术”的创作口号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复归。80 年
代后期,伴随着“文学解冻”,在西方的艺术手法被传
入中国文坛的同时,西方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幻
灭主义等消极的人文思想也深深的影响了80 年后
期的作家,使80 年代的文坛不再像评论家所说的那
样仅是“官方话语和个人话语”,保守和开放简单的
二元对立。价值观的混淆,道德的沦丧,先锋派的作
家们在竭尽全力的展示着“丑”与“恶”。但是“, 他们
在把丑写进文学作品时却不对之进行审美否定和艺
术处理,那么艺术品就成为丑的展览,这是违背文学
反映生活的美学原则的。”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很难
找到一丝美的痕迹,再加之拒斥读者的写作方式,必
将使他们忍受其他作家难以忍受的寂寞,而最终难
逃成为文学发展牺牲品的命运。“先锋小说”也只能
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过客”。余华自己也认识
到“真正优秀的作家在于寻找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
判断的真理,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然而这种高尚
不是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任何事物理解后的超然,对
于善与恶的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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