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起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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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起义
起义酝酿: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将大笔军费和巨额赔款,全部转嫁给劳动人民。由于五口通商,外国的工业产品涌进中国,质高价廉的工业产品,排斥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使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失去生计。同时,地主加紧了对农民的盘剥,土地兼并更为严重。清政府的捐税,年年增加,使农民不堪重负。1840-1850年,广东、广西和全国许多地区,水灾、旱灾、蝗灾,连年不断,广大农民家破人亡,陷入绝境。农民反抗斗争多达110次。特别是两广地区,由于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冲击,社会动荡更为激烈。
在此期间,洪秀全被《劝世良言》中的单一神权思想和基督教的平等观所吸引,把基督教的平等观和中国农民的“天下太平”、“人人平等”的平均思想结合起来,从农民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出发,先后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同时期,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的广大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中,宣传反清思想,开展拜上帝会的组织工作。1849年,拜上帝会众已达万余人。1850年前后,拜上帝会与地主团练的冲突日趋尖锐,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酝酿和发动的。
金田起义: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率众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3月,太平军转战到武宣东乡,洪秀全正式称“天王”;9月,太平军攻占永安州。在永安滞留期间,进行了休整补充和制度建设,初步奠定了太平天国政治制度的雏形。 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围桂林,克全州,入湖南。在全州战役中,冯云山战死。太平军转战湖南途中,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等重要文告,阐明太平天国“扫除妖孽,廓清中华”宗旨,号召广大群众纷纷响应。湘江上的纤夫、船工;码头上的挑夫、搬运工;城镇中的铁匠、商贩、木匠;以及郴州、桂阳山区的煤矿工人,参加起义,太平军迅速壮大。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汉三镇,队伍增至50万,声威大振。2月,太平军水陆兼程,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等重镇。3月19日,太平军占领南京,洪秀全进入南京城,宣布改南京为天京,定都天京。太平天国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定为都城。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了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进行了北伐和西征。1853年5月,林凤祥、李开芳率军进兵北京。北伐军出江苏,过安徽,进河南,渡黄河,入山西,直捣直隶,逼近天津,由于孤军远征,终于失败。洪秀全为了控制长江中游,确保天京安全,又派兵西征。1853年5月,赖汉英、胡以晃、曾天养率军溯长江西上,攻占了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广大地区。在湖南境内,多次打败曾国藩组织的以地主团练为骨干的湘军。1856年上半年,太平军又在天京外围展开了激烈的破围战,先后击破了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在军事上达到全盛。1853年冬,制定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试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维持绝对平均主义的农民乌托邦,不可能付诸实施。但是,它表达了广大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太平天国还实行男女平等;改革考试制度;对外关系上,坚持独立自主。
正当太平军在西征战场取得胜利之时,1856年8月,天京城内发生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杖责洪秀全,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的事件。洪秀全感到事态发展下去对自己不利,表面上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暗地里却密召在前线的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回京救驾。韦昌辉立即率3000精兵赶回天京。9月2日凌晨,在秦日纲的配合下, 包围了东王府,杀了杨秀清和他的全家,及部下和士兵2万多人。天京城内一片恐怖。石达开从湖北赶回,斥责韦昌辉滥杀无辜。韦昌辉又想杀死石达开,石达开只好半夜缒城逃出天京,石达开的全家老小都被韦昌辉杀了。韦昌辉的行为,引起太平军全体官兵和百姓的愤慨。石达开在安庆起兵后,要求洪秀全顺从民意杀死韦昌辉。11月2日,洪秀全诛杀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余人,平息了这场自相残杀的内乱。韦昌辉被处死后,石达开应召回京“提理政务”。洪秀全经过“天京事变”,对石达开也不信任,于是封洪仁发和洪仁达为王,钳制石达开。石达开既无实权,又心存疑虑,1857年6月,率领10万精兵远走西南。石达开的队伍孤军奋战,1863年6月,被清军围困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天京事变成为太平天国由盛入衰的转折点。
天京变乱和石达开出走,使太平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向防御。清军乘机反扑,攻占了长江中下游许多地方,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围困天京。洪秀全为了挽救颓势,提拔陈玉成、李秀成等青年将领,委以重任。1858年8月,陈玉成、李秀成会集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召开军事会议。各路大军协同作战,一举攻破浦口歼敌万余,再次击溃江北大营。11月,在安徽三河镇全歼湘军精锐6000余人,迫使清军从安庆撤围,稳定了天京上游的局势。
1859年,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主张“权归于一”,反对“结党联盟”;广开言路,“上下情通”。效法西方,兴办工矿交通和金融事业;准许私人投资,雇佣劳动;奖励民间制造器皿技艺,准其专利自售,中外自由通商,平等往来,兴办学馆,建立医院,设立社会福利机构。《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纲领,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1860年上半年,李秀成、陈玉成部捣毁江南大营,并开辟了苏南根据地。1861年9月,安庆失陷。次年5月,陈玉成败走寿州,被俘就义。太平天国西线陷入无法挽救的危境。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同清政府互相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坚决地同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先后重创“常胜军”、“常安军”、“常捷军”,并将华尔打死,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安庆失陷之后,太平军在江苏、浙江的根据地也相继失守,只剩下天京及其周围小块地区,这时,天京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形势日益危急。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另辟根据地的主张,被洪秀全拒绝。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湘军挖掘地道,用火药轰塌城墙,经过激烈巷战,天京陷落。大部分太平军将士壮烈牺牲,少数人突围。幼天王和洪仁玕在江西被俘,英勇就义。李秀成在天京突围时被俘,被曾国藩杀死。太平军余部转战大江南北,一直奋战到1868年。
中国历史上这场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后奋战14年,纵横18省,威震全中国,最终在清政府和外国侵略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
各地起义:
捻军是活跃在北方革命武装的主力。1864年天京陷落后,捻军和原先进入西北的太平军,共推赖文光为领袖,在黄淮平原展开武装斗争。1866年秋,捻军在河南许州(今许昌市)分为东西两支,东捻军赖文光率领,留在中原地区活动;西捻军张宗禹率领,挺进西北。
19世纪50-70年代,西南、西北各少数民族也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反抗清政府的黑暗统治。1855年,张秀眉发动贵州苗民起义。1856年,彝族农民李文学在太平军战士王泰阶(汉族)、李学东(彝族)的帮助下,发动武装起义。1856年,云南各地回民纷纷起义,其中以杜文秀领导的一支起义军势力最大。杜文秀在大理建立政权,拥护太平天国,主张汉回一体,共同推翻清王朝。1862年,陕西回民举行起义,反对清政府的民族压迫,起义军建立了18大营,在任武等人的领导下,占领了渭水两岸的广大地区,进逼省城西安。同年,甘肃回民在平凉起义,很快蔓延全省,占领了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河州、西宁等地。清政府在西北的统治摇摇欲坠。在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新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各族人民掀起了抗清斗争。
参考资料:http://www.cycnet.com/encyclopedia/history/dynasty/991105029.htm
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
对于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成因,史有多论。流行的说法是:认为洪秀全在1836年第二次科举失败后愤怒之下,就立下造反志,因此得了一次大病,病愈后则有了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思想,并且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843年,在第三次科举落榜后便创立了拜上帝教,以便掩护组织发动武装起义。还视洪秀全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三篇文章为太平天国武装起义的理论文献,因而把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成因首先是由于洪秀全有思想、有理论、有组织的一次预谋。因此,洪秀全的头上就有了耀眼的光环,说他是近代中国的农民起义当之无愧的领袖、是一代历史伟人,是中国革命的先驱。<br> <br> 历史果真是这样的吗?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判断历史离不开史实,我们还是从太平天国自己的文献来判断其史实,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吧。<br> <br> (一)洪秀全创拜上帝教并非为了发动武装起义<br> <br> 其实,由洪仁玕口述、韩山文成书的《太平天国起义记》和太平天国印书《太平天日》已经详细地、真实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象一般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一样,热衷功名,走科举仕途的道路,希望荣登皇榜,光宗耀祖,弄它个一官半职,出人头地,吃朝庭俸绿,衣食无忧。洪秀全从其16岁以后的15年当中,他先后4次赴省城广州应考,但总是名落孙山。是他无文才吗,不是。其县试“每场榜名高列,惟道试不售,多有抱恨”(《洪仁玕自述》,见《太平天国》第二册页847)。失意之下怨天忧人的牢骚,情绪激昂的诅咒当局,这是人之常情,值不得大惊小怪。而洪秀全因“不能一举成名以显杨父母”(《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六册页840)比一般常人尤甚,两次科场的失败,他愤懑得神智絮乱,得了光怪离陆的“异梦”。但他对科举仕途仍未死心,1843年第四次又赴省城广州考试,同样又是名落孙山。落榜的一再打击,他对科举仕途才完全绝望,从此与科举分道杨镳。明知不可为而不再为,仍是洪秀全明智之举。<br> <br> 洪秀全与科举决裂之后,静下心来,故得以潜心细读第三次赴省城赶考时得到的梁发的《劝世良言》,并从这里找到了一点自慰,“觉书中所言与梦中所见会相符之处甚多······彼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与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六册页846)自鸣得意之下,遂按书中方法自行洗礼,“对上帝祈祷,许愿不拜事邪神,不行恶事,而恪守天条。”(《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六册页846)从此,洪秀全开始了独拜上帝,丢弃去孔子牌位的上“天堂”之第一步,并逢人便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地向人“宣讲拜偶像之愚蠢及罪恶,与及信拜真神上帝之要。” (《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六册页847)这是洪秀全拜上帝的伊始,那有半点火药味<br> <br> (二)洪秀全、冯云山当初第一次进入广西是并非为了寻找一块准备武装起义的根据地.<br> <br> 答案是肯定的。要弄清这一问题,先看洪秀全、冯云山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出家远游,最后到达广西的。自从洪秀全、冯云山决心敬拜真神上帝,不敬事孔子及祖宗等代表中国封建权力的偶像,则引起了别人的讪笑,而族中父老则拭目以待。到了1844年正月客家人的元宵上灯节,竞因这一问题与父老们闹翻了。尔后,又“与其几个新信徙既不事偶像,又将书塾中之孔子牌位除去,故本年皆失去教席。彼等家计贫困,无以为生,于是蓄意离乡,其所受之影响,即圣经之句,从未有先知受人尊敬于本乡及家中的。彼等决心远适异省,到各村镇宣传真道”(《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六册页851)。尊孔是中国封建社会读书人开蒙的第一课,而洪秀全、冯云山身为教书匠,却把师祖爷孔子的尊像丢弃,自然就失去了赖以生计的教籍。失去了赖以为生的教籍,又与父老乡亲多有不合,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为此,洪秀全遂携冯云山、冯瑞嵩、冯瑞珍开始云游四方布道的历程。他们并非先到异省,而是先到广东省的顺德,无果而归,后又历经南海、番禺、增城、从化、清远、逐江、阳山、连山、八排、南江口、蔡江,沿途靠贩卖笔砚难以糊口。在吃食无着落、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洪秀全才遂产生“如今不若到广西去”的念头,遂由蔡江取道珊逢、石田、荔枝铺、金庄、南丰、鱼涝、封川、戎圩、藤县、大武、木乐、南圩,遂于1844年农历四月初五(公历5月21日)到达贵县赐谷村洪秀全表兄黄盛均家(《太平天日》,见《太平天国》第二册页643——644)。这是洪秀全、冯云山第一次进入广西的经过,与其说是为了拜上帝教会寻找一块准则武装起义的根据地而来广西,不如说是为了生活所逼而进入广西更切合当时历史客观实际上。<br> <br> 我们再来看洪秀全第二次来广西的背景。在如何看待洪秀全、冯云山入桂后不久的第一次分手,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有的论著说他们入桂后的分手是革命的分工,即一个返回广东老家进行革命理论的准备;一个即留下,继续为创建武装起义的根据地。因此得出:洪秀全带着革命的理论第二次入桂。其实不然。<br> <br> 洪秀全、冯云山第一次入桂,在赐谷村居住,洪秀全的表兄黄盛均并非富有人家,突增洪、冯两张觜,时间一长,坐吃山空,使本来已经捉襟见衬的黄家,更倍觉艰辛。因此,洪秀全见其“表兄家苦,甚难过意”因与冯云山“语言拂逆”(《太平天日》,见《太平天国》第二册页644)。劝人入教信仰真神上帝教花费了不少口舌,苦也吃够了,却无人顶礼膜拜,现在生活没着落。在这艰难险阻面前,先前结伴同来的冯瑞蒿、冯瑞珍俩兄弟早在粤境时已经打退堂鼓返回家乡,现在最后到达广西的洪秀全、冯云山俩又相互闹起矛盾,性格激烈的洪秀全撤下冯云山不顾,连夜走人,谁也劝不住,黄家表兄只好连夜摸黑将其送到浔州府城。第一次入桂的洪秀全、冯云山就这样不欢而别了,谁也不管谁。此时,拜见上帝教真如鸟兽散。洪秀全自己一人在浔州盘桓了月余,自以为冯云山已回广东,也取道东归。“迨回抵原籍始知云山仍未归,乃大为失望,而且又极难安慰云山之母及妻,因彼等满以为可从秀全处得知云山消息,但秀全偕其同出共履险途,而不与同归,又不知其概况,乃大为不悦。” (《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六册页853)<br> <br> 洪秀全、冯云山第一次入桂因“语言有拂逆”而负气走散,这那来什么准备武装起义的谋略分工?“1845、1846年两年内,洪秀全留在家中,仍然执教鞭为业。在此期间他曾做数篇文章,问答及诗歌,均发挥宗教真理者。如百正歌、原道救世、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各、改邪归正等篇,其后增加内容,大都编入后来在南京印行之太平诏书。” (《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六,页853)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训》并非洪秀全原著,而是“其后增加内容”的修改稿。值得一提的是,这几篇文章印行时,太平天国已经定都南京,为了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理所当然要增加为当前斗争所需要的内容,要不就失去了发行的意义。可以说,第一次从桂返回家乡的洪秀全,其所作的著作,只不过是发发其所认识的宗教理论而已。所以说,洪秀全、冯云山出游传教到达广西,从赐谷村闹别扭负气分手各散东西,是连太平天国本身文献也铁定的事实。绝非有的后人所美化的那样:第一次入桂传教分手是:一个返回老家广东,进行革命理论的准备;一个则留下,继续创建武装起义的根据地。<br> <br> 历史的记载是这样的:第一次从桂返粤的洪秀全,可以说是专心致志的准备做一个拜上帝教的传道士了。你看他又是专心致志地撰写拜上帝方面的宗教文章,又是千方百计地去投拜西洋传士为师,以求得正统。1846年冬,洪秀全皆与族弟洪仁玕到广州,投在美国传教士罗孝全门下求洗礼。但罗孝全的“黄姓助手二人:一名黄爱,一名黄乾,大概见秀全才能出众,恐其受洗礼后,即行受聘于罗牧师而自己必致失业,因此设发行陷害秀全,使其迫而离堂自去,免受洗礼,奸计果然成功。”罗孝全对洪秀全“乃不悦,于是决意将为其施洗礼一事展期于漫无一定之将来。”(《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六册页855)等洪秀全“觉得自己中了黄姓二人之奸计,但知之太晚矣。因自己在广州不能维持生活,而又不知何时方可得受洗礼,于是决意离粤而往广西,不再候外国传教士施洗礼矣。” (《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六,页855)这样,才有了洪秀全第二次入桂之行。说第二次入桂的洪秀全是有准备的带着《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三篇革命理论,再到广西来组织武装起义之说很难令人信服。如果洪秀全当时在广州得到了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的洗礼,无生活之忧,试想,洪秀全还有第二次入桂之行吗?因此,客观地说,洪秀全的第二次入桂之行,仍是他“在广州不能维持生活”所逼上梁山的,是不得已的行为,并非有的后人所美化的那样,洪秀全带着三篇革命的理论、武装起义的密谋而入桂。<br> <br> 再说冯云山之入紫荆山区。<br> <br> 冯云山随洪秀全抛妻弃子,离家外出传教,从广东到广西,没有结果,生活无着落,与洪秀全“语言有拂逆”,俩人不欢而散,冯云山大有“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愧,遂“专心致意于传教事业,决不回粤,而留在广西……在浔州附近,彼偶见所相识之工人数名,乃随同到紫荆山地方……逾数年,热心传教,成绩极大,至多人信教,甚至有全家全族来领受洗礼者。此等新教徒即自立一会结集礼拜,未几,远近驰名,而成为‘拜上帝会’” (《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六册页852——853)。这时,如果有武装起义的原约,冯云山理应将这一组织发展情况及时地转知原约组织者洪秀全。但冯云山只是在紫荆山地区积极传教而已,没有半点信息传给洪秀全,大有老子不相往来之嫌。从这也可以证明,洪秀全、冯云山原来并非密谋过武装起义,大家都是独一真神的忠实信徒,一心一意为上帝传教,无须联系,有无联系都一样。<br> <br>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冯云山在广西组织拜上帝教会,发展信徒都是不分男女老少,只要信奉拜上帝,不尊孔子和祖宗偶像牌位,不事拜其他神像,举行一定仪式就可以成为拜上帝教会组织的信徒。如果说创立拜上帝教会是为了组织反清的武装起义的话,作为知诗识礼,通古晓今的组织者冯云山,在发展拜上帝会成员时,首先应考虑到武装起义后的斗争环境,即入会者在揭竿而起时,个个都可以拿起武器参加杀敌战斗,成为一名能征善战的军人。但冯云山在荆山地区发展拜上帝教会时,是不分大人小孩,全家都可以参加。结果到了形势逼使拜上帝教会举义旗时,造成了随家属过多的问题,连反动派也惊之为“自古叛逆者,无妇女并掳者,亦未闻行军以千万妇女随行者。”(《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第三册页271)拜上帝教会这种不能成为军人的随军家属所占的比例相当大,超过总人数的三分之二,而且大都是老幼残弱。对这部分人,拜上帝教会是“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思想主张,是不能弃之不管的,故天王命令:“总要个个保齐,同见小天堂威风”(···?)这样,太平军非但不能增加战斗力,反而为了保护他们而削弱了战斗力。事实上,正是太平军背着众多的随军家属这个沉重的包袱,使太平军行动迟缓,有时极大地影响了战略的转移,在广西造成了多次被围困,险些被“聚而歼之”的危险就是明证。<br> <br> 再是,拜上帝教会曾把“戒杀”作为一条严格的纪律。《天条书》规定:“第六条不好杀人害人。杀人即是杀自己,害人即是害自己。凡杀人者犯天条。”武装起义不开杀戒不是自欺欺人吗?,既然“戒杀”,那武装起义从何说起?由此又可见。洪秀全、冯云山当初创立、组建拜上帝教会本意并非为了举行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只不过是劝人行善的信拜唯一真神皇上帝而已。说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冯云山创建拜上帝教会组织,是为了举行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历史似乎难以成立。<br> <br> 洪秀全、冯云山最后一次入桂也没有武装起义的准备。<br> <br> 这里,要回顾一下洪秀全、冯云山最后这次入桂的背景。史料记载,原来洪秀全第二次入桂,他做梦也想不到原先因“语言有拂逆”不欢而别了两年多的冯云山,已经在广西桂平紫荆山和金田地区创建了拜上帝教会,并且拥有会众二千多人,洪秀全喜出望外下,头脑发热,过高地估计了拜上帝教会的力量,急不及待地向四乡的封建神庙宣战,亲率会众将所有的神坛偶像统统捣毁。这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特别是捣毁紫荆山的雷庙,直接与当地的地主阶级发生了冲突。雷庙是紫荆山地主分子、秀才王作新父子倡建的。王家在当地是有功名的,在封建社会倡建神庙,像征着自己在一方的权威,而现在竟有人敢将代表权势的雷庙捣毁了,这无疑是无视自己的权威,将自己打翻在地,这还了得!平日只有自己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现在岂容他人在自己的头上拉屎撒尿。公报私仇,乃当权小人妙法。王作新马上状告洪秀全、冯云山造反,恨不得将洪秀全、冯云山及其会众满门抄斩。王作新两次将冯云山押送桂平县衙治罪,第一次在押送往桂平县城的半路上被卢六率会众营救回;但第二次王作新耍了花招,用花轿押绑送冯云山和拜上帝教会骨干卢六,骗过了拜上帝教会会众,从紫荆秘密押到桂平县衙,知县王烈不分清红皂白,将冯、卢俩人收押在狱,并严刑拷打,逼其就范。在严刑逼供下,卢六惨死狱中。冯云山是紫荆山、金田地区拜上帝教会组织的缔造者和实际上的主持者,在会众中有崇高的威望,他的被捕,在会众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如果说洪秀全、冯云山是有意识地组织拜上帝教会来进行武装起义的话,那么,“官逼民反”,洪秀全这时振臂一呼,应者云集,那不是恰到火候了吗?但洪秀全并不是这样做,而是“当此困难之时,秀全忆及两广总督耆英已奏准清皇帝许可中国人、外国人,信仰及宣传基督教。既与紫荆山各兄弟熟商之后即自回广东意欲入禀总督请求释放因传教而入狱之两友。到广州后乃由朱道处得闻耆英刚于十日前晋京去矣。”无奈,洪秀全只好无功而返桂。那知回到金田后,才知冯云山出狱已回广东老家了。这样,洪秀全又勿勿东追冯云山而去。他们这些行为,怎能证明自己当初入桂是为了组织武装起义的呢?<br> <br> 为了营救冯云山,紫荆山拜上教会会众筹集重金贿赂通桂平县官,“此时卢六已瘐死狱中。县官于是派差役二人将云山押解回广东原籍,俟到家后始行释放。冯云山在路上常与两差役侃侃谈道,词意感动二人。行不到几里,两人即畈服其教。二人不特意愿即时释放云山,而且愿抛弃差事跟随云山到紫荆山入会。未几,二人即受洗礼为教徒。各兄弟再见云山,十分欢喜,即杀牛宰马,献祭上帝,以谢天恩。” (《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六册页861——862)如果说,一个早怀武装起义的反清组织,因其领袖被关押不便举旗,那么,待领袖被放,正谓是虎归山、龙入川,大兴风云的时机到了!但冯云山“闻知秀全为营救自己而返粤,自己亦即首途回粤。抵花县后,又悉秀全已回桂矣。当秀全复到紫荆山之时,即知云山已被释放出而回粤,彼又即行东下回花县。1848年十月(阴历)洪秀全、冯云山两人始在花县会面。” (《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六册页862)他们连自己苦心经营的拜上帝教会根据地也不管了。洪秀全、冯云山脱离了拜上帝教会的根据地紫荆山,就像鱼儿脱离水面一样,还能掀起什么大风浪,武装起义从何说起?尔后,在半年多的日子里,洪秀全和冯云山两人只是在家乡的山头上常相会,“淡论广西拜上帝会事”并未密谋起义。后来,在友人的资助下,两人再入广西,“初未预料此行遂与家人成永别也”(《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六册页866)。如果说,此行象许多历学家说的那样,洪秀全与冯云山此行入桂是准备武装起义的话,应有成功与失败的思想准备,失败了自然要与亲人永决,不可能“初未预料”。可见。洪秀全和冯云山最后一次入桂,仍然没有武装起义的思想准备。<br> <br> 那么,是谁策划了这场震撼世界的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呢?事情还得从冯云山出狱后东归原籍花县,洪秀全从广州返桂,见冯云山已得释放并已经回粤自己又勿勿东归故里,他们俩人在家乡一呆就是半年多说起。<br> <br> 先是冯云山被押送入狱,待会众将其营救出狱,他撒下紫荆山拜上帝教会中的事务不管,东归去寻洪秀全了。这时,紫荆山拜上帝教会因冯云山的入狱,在地主阶级的压迫下,内部出现纠纷,将要出现分裂。洪秀全、冯云山“当其回粤时,拜上帝会中屡有奇事发生,因而在兄弟中生出纠纷及有分裂之象。缘当众人下跪祈祷时,忽有人跌在地上不省人事,全身出汗。在此昏迷情状之下,其人似乎有神附体,口出劝诫、或责骂,或预说未来之事。其言常是模糊,听不清楚,或则为韵语。兄弟等有记绿其较为重要之词句者,至是尽以呈秀全鉴察。答全乃按真理以审察各条而判办各人之言孰真孰假。如此,乃证明杨秀清之言谓:‘此等词句一部分是由上帝而来,一部分是从魔鬼而来的’。”“在此等神言中,其最重要而经洪秀全审为真者,乃杨秀清萧朝贵二人之言。” (《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六册页866)斗争的实践推出了他们的领袖。这时两位核心人物出现了,就是杨秀清和萧朝贵。杨、萧利用浔州一带流行的“降童”现象,代“天父”、“天兄”传言,团结了会众,避免了一场来乍自内部的分裂。这样,杨秀清、萧朝贵成了紫荆山地区拜上帝教会的实际领袖。这时,紫荆山斗争形势的发展,可以说,没有洪秀全和冯云山俩人在,也会按照斗争发展的轨道前进——会举行金田武装起义。因为杨秀清、萧朝贵已先于洪秀全、冯云山效法历史上陈胜、吴广古庙狐叫、鱼腹丹书主宰了拜上帝教会组织的一切指挥权。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杨秀清和萧朝贵在代“天父”、天兄“传言”时,是完全立足于不依靠洪秀全、冯云山思想基础上的独立行动。可以说,如果没有杨秀清代表“天父”、萧朝贵代表“天兄”的传言,就不会有后来的太平天国事业。因此,洪秀全在天京内讧,韦昌辉杀了杨秀清后,曾指指责韦说:“尔我非东王不至此荣华富贵!”(张尔南:《金陵省难纪略》,见《太平天国》第四册页704)这就是明证。待洪秀全和冯云山最后一次入桂,面对的是广西拜上帝教会已经在新的斗争形势下产生的新领袖的局面,只能是:站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但洪秀全是拜上帝教会的创立者,又持有《太平天日》这一神权,其教主地位是不能抛弃的,那冯云山这位紫荆山拜见上帝教会的实际组建者,就对不起了,你只能退到“天父”和“天兄”的后面,名列第四。这也是洪秀全、冯云山在创立拜上帝教会之初还没有武装起义思想的明证。<br> <br> (三)拜上帝教会金田起义的成因<br> <br>
太平天国起义的简介?
公元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金田村宣布起义。同年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称天王。9月,永安被太平军攻陷,洪秀全按当初拜上帝会聚众时排的顺序,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规定西王以下俱受东王节制。同时,颁布了《太平礼制》、《天历》,进行了整饬军纪、清除内奸等工作。
太平军在永安休整半年后,1852年4月突围北上,围桂林,占全州,攻长沙,克岳州,在进军途中,萧朝贵和冯云山不幸牺牲。1853年1月,太平军攻占武汉。同年2月,太平军水师东下,陆师夹岸并进,于3月29日攻占南京,遂在南京定都,改称天京。这样,太平天国起义的旗帜从金田村传到了南京城。
太平天国起义历史意义
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历史意义:
1、沉痛的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震撼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
2、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最高峰,达到一个高潮。
3、结合西方思想,强烈的打击了儒家思想统治权威。
4、打击了当时西方列强的入侵。
5、鼓舞和推动了亚洲民族解放欲动的发展。
二、失败原因:
1、根本原因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农民阶级有先天局限。太平天国起义带有旧式农民战争的烙印。农民阶级的分散性、守旧性,以及眼光短浅等毛病,在太平军中都有突出表现。
2、太平天国政权内部的腐败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原因之一,腐败从根本上动摇了太平天国政权的根基。太平天国的腐败是和建都天京同时产生的。
、太平天国运动在取得一定的成绩后,随着权利的不断膨胀,经济地位发生变化,领导者开始由广大农民利益的代表者向封建统治者方向转化。领导层大搞封建等级制,安于享乐,钩心斗角,争权夺利。领导层的腐败和内讧,是导致太平天国政权灭亡的重要原因。
三、教训:
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它自身不能担负起反帝反封建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
扩展资料:
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
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农民战斗,它的性质也就是反帝反封建的农民战斗。对于“反地方封建”这五个字中,“帝”指的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一种政治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掠夺领土或建立经济、政治霸权而凌驾于别国之上。
当时的中国在列强的眼中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所以激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欲望,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太平天国运动给了帝国主义承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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